四川
1935年那个电话被摔碎后，彭德怀骂了一句狠话，背后却是两个让上将名额空缺的名字
1935年2月的一个黄昏，遵义城外的风冷得刺骨。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红三军团指挥部的空气都冻住了。
电话那头，张爱萍的声音带着哭腔，话还没说完，谁也没想到，平日里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彭德怀，突然对着话筒咆哮起来：“你们这些不怕死的，统统给我死了算了！”
紧接着，“啪”的一声，电话被重重摔在了桌上。
周围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但细心的人发现，这位钢铁元帅的手，正在剧烈地发抖。
究竟是多大的事儿，能让这位出了名的“硬骨头”失态成这样？
这可不是简单的战场折损，这是生生从他心上剜走了一块肉。
彭总这辈子打过无数恶仗，身边的搭档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有两个名字，是他这辈子都没法愈合的伤口。
要是这俩人能活到1955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将名单里，绝对得给他们腾出两个位置。
这两个人，一个是红军时期的邓萍，一个是抗战时期的左权。
这俩名字，成了彭总后半生想起来就流泪的痛点。
说起邓萍，现在的年轻人估计都听着耳生，但在红军那个草创阶段，这哥们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四川自贡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
说起来，他还是彭总最早的“引路人”之一。
早在1928年，就是邓萍协助彭德怀、滕代远搞了那个著名的平江起义。
那时候的他们，那是真·生死之交，一块儿拉队伍，一块儿上井冈山，一块儿在苏区反“围剿”。
邓萍这个人吧，打仗鬼点子特别多，胆子也大，年纪轻轻就干到了红三军团参谋长。
在老战友眼里，他和彭总那是那种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神仙搭档。
可是呢，老天爷在长征路上跟彭总开了个太残酷的玩笑。
那是遵义战役最较劲的时候，为了拿下娄山关，重占遵义，身为参谋长的邓萍坐不住了，非要随前卫团行动。
那时候打仗就这样，当官的都冲在最前头。
邓萍带着张爱萍——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上将，摸到了遵义老城墙底下侦察。
就在邓萍指着城墙，刚说完“情况紧急，援军明天就到”这句话，一颗罪恶的子弹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部。
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人就倒在了张爱萍怀里，血把军装都染透了。
那一年，他才27岁。
彭总摔电话那句怒骂，哪是在骂人啊，那是在骂老天爷不长眼，也是在掩饰自个儿那种天塌了的悲痛。
骂得越凶，心裡越疼，這就是彭老總的脾氣。
骂完之后，他平静下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嘱幸存的张爱萍：“打仗要注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个兄长对弟弟最实在的关心。
因为战事太紧，邓萍的遗体只能匆匆装进一口黑漆棺材，埋在城外山坡上，连个墓碑都没敢立，就怕敌人破坏。
这事儿成了彭总一块心病，压了他几十年。
直到1957年，在他亲自过问下，当地政府才费劲巴拉找到了邓萍的遗骸。
听说老战友终于入土为安，这位当了国防部长的硬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几千斤的担子。
如果说邓萍是彭总红军时期的“右臂”，那左权就是他抗战时期的“最强大脑”。
很多人都知道“朱毛”，但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彭左”这组合也是威震敌胆。
左权那是真正的科班出身，黄埔一期，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跟刘伯承是同学。
这人不仅懂战术，更懂战略，是当时八路军里稀缺的理论家。
在太行山上，彭总脾气急，像火；左权性格沉稳，像水。
每次打仗，彭总定决心，左权就能立马把这决心变成严丝合缝的作战方案。
就说著名的“百团大战”吧，打响前，左权屋子里挂满了一整面墙的地图。
他经常端着个蜡烛，通宵达旦地在那抠细节。
那时候彭总和左权配合到了啥程度？
所有的作战命令，左权起草，彭总签发，几乎不需要改动一个字。
彭总自己都感慨，有左权在，他睡觉都踏实。
有的搭檔是工作關係，有的搭檔是把命交給對方的生死契約。
可是悲剧总是惊人的相似。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区搞了个惨无人道的“铁壁合围”。
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突围，左权在这个生死关头，做出了一个真正爷们的选择——让战友先撤，自己断后。
他在十字岭指挥的时候，被日军的一发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左权这一走，彭总又一次尝到了那种断臂的滋味。
虽然后来滕代远回来接了参谋长，但也填不满他心里的那个坑。
据当时总部的工作人员回忆，回到曾经和左权一起指挥战斗的砖壁村驻地时，彭总经常一个人坐在左权住过的后院发呆，甚至忍不住痛哭失声。
那种英雄相惜、生死两隔的痛苦，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懂。
这种深情，彭总全给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左权唯一的女儿左太北，成了彭总视如己出的亲闺女。
大家都知道彭总脾气火爆，那是出了名的“雷公”，但唯独对左太北，他展现出了少见的柔情。
在延安保育院，每到周末彭总就把小太北接回家，给她做饭，讲故事。
小太北有时候耍脾气哭闹，彭总从来不发火，就静静地等她哭累了，再把她抱起来讲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把她接到北京家里抚养，供她读书。
后来左太北考上哈军工，彭总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下：“送给太北，祝你永远青春。”
1966年的春天，彭总去四川指导三线建设。
车子开到自贡境内的时候，他突然急令停车。
看着窗外起伏的丘陵和那条蜿蜒的沱江，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喃喃自语：“这里人杰地灵啊，三十多年前，我有一位亲密战友就是这里人，可惜他早已牺牲了…
说完，他双手捂住脸，泪水顺着指缝就流了出来。
那一刻，他想到的不仅仅是自贡人邓萍，也许还有葬在太行山上的左权。
鐵骨錚錚的漢子，心裡那塊最柔軟的地方，永遠留給了回不來的兄弟。
他们虽然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那天，也没能站在授衔台上，但他们的血，早就渗进了这片土地，成了最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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