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慢增长”到“6万亿”，千年商都广州逆袭大湾区协同藏大招

6万亿生死局：第一省会广州，如何绝地反击？

2026年伊始，一份跨越十二年的宏伟蓝图，将广州推至聚光灯下。

《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明确提出，到2035年，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要翻一番。

以2023年3.04万亿元的GDP为基点，这意味着十二年后，广州的经济规模必须突破6万亿元大关。

目标之高，堪称“跳起摸高”。

与雄心并存的，是前所未有的紧迫感。2024年，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下滑3.0%，即便在2025年前三季度艰难回正至1.4%，其在GDP前十城市中的排名依然垫底。

规划文件罕见地直陈挑战：全国中心城市在新兴产业领域竞争白热化，而来自深圳都市圈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

一边是翻番的远景，一边是现实的增长乏力与强势邻居的挤压，这座千年商都的“二次创业”之路，注定是一场背水之战。

被“虹吸”的省会：广州何以陷入被动？

“虹吸”并非新概念。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心城市凭借更合理的产业结构、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吸引产业与人口集聚，本是普遍规律。

行政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往往进一步加速了优质资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然而，身为广东省会、传统中心城市的广州，在规划中却将自己定义为被“虹吸”的对象，尤其点明“深圳都市圈在高端产业方面对广州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

这背后是残酷的产业现实对比。

深圳工业总产值已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单一的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竟与广州整个工业总产值规模相当。

电子信息产业如同现代工业的神经中枢，串联起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低空经济等绝大多数新兴和未来产业。

在此核心领域形成的规模优势，使深圳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场，极易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与政策红利，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广州的困境有其结构性根源。

作为省会，其发展模式强调“全面”与“均衡”，41个工业大类覆盖了35个，服务业也门类齐全。这种全盘布局确保了城市功能的综合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导致重点产业难以获得压倒性投入。

规划自身反思，广州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错失了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的发展机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则存在“布局晚、体量小”的问题。

当深圳在特定赛道上一骑绝尘时，广州的“全面”反而在关键领域显露出“一步慢、步步慢”的窘迫。

财政体制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拉大势能的因素之一。

相较于计划单列市深圳，实行三级财政的广州承担着更大的财政上缴与援助周边地区的压力。近年来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发展“时差”，进一步放大了两座城市在动能上的差距。

从“虹吸”到“辐射”：破局关键在协同

“虹吸”的另一面，应是“辐射”。理论指出，破解核心城市“虹吸”与周边“塌陷”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格局。

核心城市需将产业链条向周边延伸，例如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创新型产业，而周边城市则承接现代制造业，形成梯次分工。

对于广深而言，将彼此的竞争关系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合力，是激活大湾区整体动能、也是广州实现破局的潜在路径。

更高层面的统筹已被提上日程。广东省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再度强调“深化广州、深圳双城联动、战略协同”，并具体部署了广深港科创走廊、广深第二高铁等基础设施合作。

这标志着双城关系已从市场自发的互动，进入需要省级乃至国家战略引导的新阶段。

有专家指出，城市各自为政可能陷入“合成谬误”，即局部理性导致全局不利，特别是在热门产业上引发同质化竞争。

广深两市的格局，仅靠单方面力量难以扭转，必须从全局视角进行“微调”。

产业协同的理想模式，是走向垂直一体化与细分赛道的差异化分工。

例如，在集成电路领域，广东的布局已呈现出错位协同的雏形：广州、深圳、珠海可聚焦特色与先进制程制造，共同打造设计、制造、封测全产业链；而其他地市则在新型电子元器件、封装测试材料、特种装备等环节集聚发展。

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深度嵌合，能最大限度发挥大湾区世界级工厂的协同效应。

深圳所拥有的政策与要素红利，其共享与辐射也至关重要。深圳依托深交所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集聚上领先，形成了以长期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大湾区民营企业对创新资本的需求空前强烈。

广州若能借力深圳的资本与要素市场，将为其培育新兴产业增长极提供关键助力。

“广”的深度：广州自我突破的内生路径

外部协同需要时间与机制突破，广州的当务之急，是激活内生动力，扭转工业增长疲态。

汽车制造业曾是广州工业的支柱，2024年其增加值下降16.4%，直接拖累全局，暴露出“一车独大”和“油强电弱”的结构性风险。

工业增加值要在十年内“翻一番”，仅靠传统动能和自身积累，难度极大。

因此，广州必须在新兴赛道实现快速突破。规划将希望寄托于“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这要求广州不仅要追赶，更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有观点认为，与深圳的“深”相对，广州的长处在于“广”。这种“广”并非劣势，而是指其作为综合性门户城市，拥有商贸、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多元要素的叠加融合能力。

千年商都积淀的开放与包容，造就了庞大的专业市场网络与产业体系雏形。

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广泛的要素资源，精准导入到先进制造业的关键环节，形成独特的融合创新优势。

例如，在应对工业“逆风”时，企业层面的策略可提供微观启示：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降低风险；通过产品、服务、营销的全方位本土化战略深入目标市场；甚至在目标市场建立生产基地，以降低成本和快速响应。

类似金风科技从欧洲、亚洲到大洋洲的成功拓展案例表明，主动的全球化布局和本地化深耕能有效打开局面。

对于广州这座城市而言，其“本土化”战略意味着更深度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将“广州制造”与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潮流相结合。

强化创新策源能力是根本。

广州需要探索更高效的产业创新模式，例如运用“揭榜挂帅”、“赛马制”激发攻关活力，创新研发机构的人员聘用机制，并建立技术经纪人培育体系，以搭建产学研用紧密衔接的转化平台。

在财税支持上，需全面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并统筹专项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

更深层次的协作，还涉及与湾区其他城市的链式合作。

这要求突破现有的行政与统计壁垒，例如建立企业对地方贡献的共享机制，科学认定产业链外延，让参与协同的城市都能在发展中获得合理回报。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事实上，广深之间的人员与要素流动，早已超越简单的“虹吸”叙事。

大量穿梭于双城之间的“双城人”，印证了生活成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是重要的城市竞争力。

广州在生活配套与人才服务方面的优势，与深圳的产业前沿优势形成互补，构成了复杂而活跃的双向流动。

广州需要进一步放大这种差异化优势，打造更宜居宜业的环境，吸引并留住那些为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

2035年6万亿的目标，是广州为自己设定的“标高追求”。

实现这一目标，无法依靠单一药方。它既需要广州在内部完成一场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的艰难转型，锻造出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的产业脊梁；也需要在外部主动构建与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竞合新生态，从垂直分工中获取协同效率，从要素共享中借得东风。

这注定是一条需要战略定力、改革勇气与务实行动的道路。

千年商都的“翻盘”之战，刚刚吹响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