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被尘封60年的绝笔信上交中央，中央部长看后：他是革命英雄

1950年8月10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四周灯火黯淡，刑场外的木栅栏透着潮气。二十七岁的少校副官王正均被押至刑台，他神情平静，微微抬头望了望夜色，随后俯身在昏暗的灯下写完了短短数行绝笔——那是留给胞弟王正鲁的最后嘱托。这一幕，当时的看守并未在意，可六十年后，却在北京掀起波澜。

时光向前跳到1975年12月20日。弥留之际的周总理特意把罗青长叫到病榻前，“不要忘记吴石他们，更别忘了那些在台湾没能回来的人。”罗青长牢牢记下，却苦于线索稀少。王正均三个字，自此被深深镌刻进那位情报老兵的记忆里，却始终无从查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有关部门着手清理“吴石案”善后资料。档案里多次出现“副官王某”、“少校王某”，但缺姓少名，生死不明，一度成为谜团。工作组曾三下福建永安、福州，始终无果。遗憾的是，王家此时已因战乱迁徙数次，亲属散落闽北、闽西，多数人不知堂兄弟的真实去向，线索就这样被时间冲淡。

然而，在王家族谱的空白处，一封带着淡淡油墨味的信静静躺了六十年。2003年，王正均堂弟王兴偶然得知台湾开放部分司法档案，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可公开检索远隔重洋，经济拮据、手续繁杂，王家人辗转北京、福州多地寻求帮助，一度陷入停滞。

转机出现在2010年11月。福州大学讲师吴剑萍赴台短期交流，行前王家把那封泛黄绝笔信的复印件郑重放进牛皮纸袋交给他。“若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也算告慰先人。”王兴叮嘱道。一个月后，吴剑萍在“档案管理局”查询到《王正均刑事判决书》与行刑登记卡，并刻盘带回。铁证落到王家人手中，谁也顾不得激动，连夜起草《请求追认革命烈士的报告》。

2010年12月初，材料送抵中央办公厅。当工作人员拆开包裹，看到字迹遒劲的绝笔信时，不禁停住手中动作。信息迅速汇总到罗青长案头。这一次，他终于等来了尘封三十五年的答案。“我知道他，他是革命英雄。”罗青长轻声说。站在旁边的秘书忍不住附和：“难怪当年档案里反复提到‘王副官’，始终无法还原。”

有关部门立即核实：王正均，1924年生，1946年受组织指派进入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后随吴石赴台。1950年1月“老郑”蔡孝乾叛变被捕，吴石小组暴露。同年2月朱枫撤离计划失败，特务循线锁定吴石及其副官。6月10日，吴石、朱枫等人就义；8月10日，王正均被处决。全部时间节点、职务、口供记录与台湾档案严格对应。

透过这些冷硬数字，仍能想象王正均在狱中受审的情景。纪录上写着：“讯问八次，拒答要害问题。”翻译为通俗话不过两句：“不知道”“不懂得”。国民党高层曾给出“从犯可减刑”诱惑，他只答了一声：“我无言可诉。”短短六字，把生死置于度外，让人读来心口发紧。

值得一提的是，绝笔信里没有一句自辩或求生，他担心的只是母亲、妹妹的生计与弟弟的孝道。信的末尾写着：“你见此书时，吾为阴间一鬼矣。”这类古白话表达，在年轻情报员笔下竟异样沉着，足见其文墨修养与心理定力。

2011年1月，民政部认证程序启动。王家提供的遗物中，除了绝笔信，还有残存的肩章、军帽、几页吴石批示的译电抄本。专家组比对笔迹、纸张、军职登记与台方档案，全部吻合。7月1日，民政部正式批复：确认王正均烈士身份，记载殉难原因：“执行解放台湾情报任务时牺牲”。

同年12月11日，王正均骨灰由台北迁回福州。文林山烈士陵园细雨微寒，礼兵低声报幕，王家长辈颤抖着双手接过烈士证书。简短仪式中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穿堂风吹动松涛。知情者暗暗感叹，假如当年吴石小组情报工作不被破坏，台湾战场的走向或许会出现另一种图景。

2013年10月，北京无名英雄广场新刻上一行小字：“王正均 一九二四—一九五〇”。碑石并不显眼，却把一个年轻情报员的沉默抵死永远镌刻。相比前线炮火，情报战更隐秘、更脆弱，成功时无人喝彩，失败时粉身碎骨，这恰恰是隐秘战线的残酷魅力。

试想一下，一个出身贫寒的福建少年，凭一手好字踏入时代激流。若无信仰，他完全可以在南京、在台北谋得安稳官位，过一世锦衣玉食。可他选择背向灯红酒绿，将生命押注在未知的黎明。有人说，这种抉择是“信仰投名状”。或许吧，但更像一句朴素话：“国家要统一，总得有人悄悄去做。”

如今文件上多添一枚烈士章，家族祠堂里多一块灵位，历史缺口终于补上。但在那片始终未能亲自踏回的土地，王正均至死没有喊出“我是共产党”的表白。他把秘密带进雾气笼罩的台北清晨，只留下宁死不屈四字。

往事就此尘埃落定。封存六十年的信件回到阳光下，那娟秀而决绝的字迹提醒人们：隐秘战线无名者，亦能撑起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