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79年被判刑13年，死后10万人沿途叩头送葬

2004年5月，张钦礼先生与世长辞，十万民众自发汇集于兰考街头，泪眼含悲，手持横幅，夹道送别这位英灵。

“张书记的灵车到了！”

“老书记，欢迎您！”

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呼喊：“跪下！”话音刚落，民众们纷纷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向彼此告别，虔诚地磕头。

灵车缓缓前行，人群痛哭流涕，原本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过的街道，缓缓前行的灵车，走了整整四个多小时。

人们簇拥着，奔跑着，紧紧跟随着，只为了在人群里多看张书记的灵车一眼，只为了再多送张书记一程。

说到兰考，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焦裕禄，那个带着一身病痛还拼命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县委书记。可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另一个跟焦裕禄并肩作战的人——张钦礼。

在千千万万兰考群众的心里，焦裕禄和张钦礼，恰如兰考的一对孪生兄弟，讲一个就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他俩是亲密战友，一起跟兰考的“三害”死磕过。后来张钦礼却在1979年被判了13年刑，死后兰考十万群众自发送葬，沿途叩头。这人的一生，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值得咱们好好说说。

张钦礼这人，1927年生在兰考张庄，典型的穷窝窝里长大的娃。16岁提着脑袋干地下党的活儿，等到新中国成立那年，22岁就当上了考城县一把手，这履历放在今天也够耀眼。照理说这样的起点，仕途应该是一路高歌。

可他骨子里有股劲儿，看不惯的事非得说出来。1954年两县合并成兰考后，他接手了一个烂透的摊子。

风沙刮得睁不开眼，盐碱地白花花一片种啥死啥，内涝一来全泡汤。别的干部坐办公室里发文件，他天天往泥地里钻，手上的老茧比农民还厚。

转折点来了。1957年政治运动席卷全国，上级下了硬指标，要把兰考两百多个干部打成"Y派"。这要是放在其他人那儿，捏着鼻子签个字也就过去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张钦礼偏不，他说这些人没犯原则性错误，凭啥要毁他们？上级脸都绿了，直接给他来了个降职处分。

到了1958年，全省都在吹牛皮，粮食产量报得跟神话似的。张钦礼看着地里饿得面黄肌瘦的乡亲，心里那根弦绷不住了，跳出来批评领导胡搞。

这回更狠，县长的位子直接没了，被发配到老君营村去改造。在那儿住草棚吃糠菜，眼睁睁看着大饥荒来临，看着乡亲们一个个倒下。

1960年他真豁出去了，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河南的真实情况全捅了上去。这封信10月底寄出，12月初总理见了他。

中央震怒，河南的领导班子很快调整。张钦礼官复原职，补发的一千多块工资全捐了，自己兜里一毛没留。

你说这人精明不？他用乌纱帽做赌注，换回来的是千千万万条人命，这笔账在良心的天平上怎么算都值。

1962年冬天，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现在提起兰考，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焦裕禄，但真要说起治理"三害"这档子事，张钦礼才是那个掌握全局信息的人。

焦裕禄到任第二天就去找张钦礼，两人聊了整整一夜。张钦礼把兰考的底细掏了个干净——哪块地盐碱最重，哪个风口最要命，哪条沟最容易决堤，他脑子里装着一张活地图。焦裕禄听完，当场拍板要干，张钦礼负责具体执行方案。

从那时起，这俩人就成了兰考治理"三害"的双核驱动。没资金没设备？那就靠人力硬干。查风口、追洪水、种泡桐、挖排碱沟，每一项工作都是拿命在拼。

你现在去兰考看那些成排的泡桐树，很多都是那时候种下的根。

1964年5月焦裕禄病逝，临终前把担子托付给了张钦礼。这一接就是十几年，他带着人把二十多万亩盐碱地给啃了下来。

新华社记者后来来采访，张钦礼开口闭口都是焦裕禄的功劳，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他把所有的荣誉装进了焦裕禄的账户里，自己只留下干活的苦差事。这种格局，放在今天的官场里你见过几个？

张钦礼后来升到开封地委，按说该享受享受了。组织给他配了两辆小轿车，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实打实的权力象征。

很多干部坐上小汽车就再也不愿意下来，因为那层玻璃隔开的不只是尘土，还有跟老百姓的距离。

他做了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把车卖了。两辆车换了四万多块钱，这钱要是进了私人腰包，后半辈子起码不愁吃穿。可他转手就买了柴油机、水泵、井具，分给了兰考最穷的那些生产队。

理由简单到让人无话可说："坐在车里，我看不清老百姓的脸。"

为了省下车马费，堂堂地委书记骑着辆破自行车满县跑。下乡不吃百姓的饭，累了就在谁家门口铺件蓑衣睡一觉。

在老百姓的记忆账本里，这样的官历朝历代都少见。他把手里的行政资源全换成了那片土地上打出来的机井和长出来的庄稼，这笔买卖在权力市场上亏到姥姥家，但在民心的秤盘上重逾千钧。

人生最荒诞的剧本写在1978年10月16日。那天张钦礼还在工地上挥锹挖土，突然就被带走了。罪名堆了一大串，现在看来根本站不住脚。1979年判决下来，刑期十三年。

这一关就是十一年。出来时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走路都得拄拐。他没房没积蓄，靠儿女养着过日子。

但是兰考的老百姓心里有本账，这账从来没糊涂过。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就有村民凑钱买烧饼、买糖去探监。老百姓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只知道一条铁律：让我们吃上饭的人，绝不可能是坏人。

2004年5月7日，77岁的张钦礼走了。临终前他交代丧事从简，别惊动组织，别麻烦群众。家里也是这么办的，连讣告都没发。可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似地传遍了兰考。

5月17日下葬那天，兰考县城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场面。没有通知，没有动员，十万群众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灵车每挪一步都费劲，因为路两旁跪满了人。有人端着清水，有人举着白布，有人哭得直不起腰。从县城到墓地，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硬是走了五个钟头。

这场送别比任何官方追悼会都震撼。它不是组织出来的，是从心底涌出来的。那十万个响头，砸在黄土地上，砸出的回声至今还在兰考回荡。

张钦礼后来葬在兰考，墓地旁边慢慢形成了一片碑林。这些碑不是政府立的，全是老百姓自掏腰包弄的。有一块还是台湾人立的，说是感谢他当年资助过孤儿，这事儿他生前从没对外说过。

这片碑林就是张钦礼这辈子最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在官方档案里他留下了污点，在仕途的账面上全是赤字。坐了牢，丢了官，晚年清贫。如果是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绝不会走他这条路。

但是把视角拉长，看看那个十万人跪送的场面，看看那片自发形成的碑林，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超级成功的"投资者"。

他把这一百多斤肉身和几十年光阴，全部押在了兰考的土地和人心上。时间是最公正的审计师，他剥掉了那个"罪犯"的标签，只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

这就是张钦礼的深层账本：用一生的坎坷和冤屈，换来十万百姓心头那座永不倒塌的丰碑。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