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败走麦城却成武圣：真正决定历史评价的，不是成败而是“义”

你可曾想过，为何“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的关羽死后千年被尊为“武圣”？为何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能让人荡气回肠？为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呐喊能让人热泪盈眶？

在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藏着民族血脉中最崇高的精神图腾——“义”。它不是竹简上冰冷的墨迹，不是庙堂里空洞的说教。它是历史的刀光剑影中，那一声穿透时空的呐喊；是民族危亡之际，那一条挺身而出的脊梁；是无数英雄用热血与生命，在华夏大地上铸就的一座不朽丰碑。

有歌词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清官谣》），而老百姓又是如何评价一个人、一件事的呢？那就是“义”，它是判断是非的道德准绳。

在个人道德修养层面，“义”为人间正路。

比如，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财富是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求得的，即使是卑微的职业，我也愿意干；反之，那就躺平，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句话的精髓在于“可求”与“不可求”的区分，其判断标准就是“义”。

比如，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义”，就是走正道。

而“义”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兴旺与长治久安的精神根基。

比如，管仲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

墨子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

比如，韩非子说，“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这句话虽未直接提及“义”字，但其内涵却深刻揭示了“不义之举”所带来的危害：国家弱小，却不知谦卑；力量不足，却不知畏惧；对邻国无礼，贪婪固执而又不懂外交，就很容易招致亡国之祸。

那么，如何理解“义”的内涵？历代大儒给出了高度一致的解读。

孔子说，“义者，宜也”（《中庸》）；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韩非子说，“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韩非子·解老》）；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韩愈）；朱熹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书章句集注》）。

综合各位大儒们的解释，这个“义”字就是“宜”的意思，也就是说行为合适、应当如此。比如，义务，就是应当做的事。

也就说是，“义”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适、是否正当的判断标准。行为合适、应当如此，便是 “义”；反之，则为 “不义”。比如，人们常说的“不义之财”， 指的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或不应该得到的财富。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正义的战争，是“不义之战”。

所以，当我们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一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时，就要看它是不是符合“义”，不符合“义”就不可取、不该做。

比如，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意思是说，天下事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做的，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义”。

如果“义”，就应该责无旁贷、毫不犹豫地去做，这就是“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

《左传》上说，“臣义而行，不待命”（《左传·定公四年》）。意思是说，臣子做的事情只要符合“义”，就不必等待命令。

比如，当身陷曹营、享尽荣宠的关羽，当听到兄长刘备的消息之后，他毅然决然地挂印封金，手提偃月刀，跨上赤兔马，保护着两位嫂嫂，开始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烈征程。这一路，他斩去的是荣华富贵的诱惑，追寻的是桃园结义的誓言，这是何等的义薄云天！

如果不“义”，就不能去做，比如，不义之财君莫取；比如，《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第17集有一句台词说得好，“男人做事，十年以后，要见得了人，百年以后，要见得了鬼。”

曾仕强教授也说，“人的一生，不要留任何把柄，否则迟早变成致命伤。”（《胡雪岩的启示》百家讲坛视频讲座，曾仕强）

如果给“义”分类，可以有情义、侠义、道义、正义、大义等。情义：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侠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道义：道德礼法、规矩原则；正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大义：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

以上几类之中，尤以国家、民族大义最为重要。霍去病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汉书·霍去病传》）；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岳飞选择精忠报国。这都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典型案例。

当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大义发生冲突时，甚至要“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比如文天祥、谭嗣同等仁人志士，正是用生命践行了这一准则。

在隐蔽战线上，吴石将军身居国民党高位，却冒死为共产党传递核心军事情报；朱枫烈士受组织委派赴台执行任务，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聂曦作为吴石的副官，坚定追随，一同慷慨赴死。他们为了民族大义，毅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大义。

因此，“义”作为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特别是与其他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更为重要。

当“仁”与“义”相遇时，“仁”是“义”的内在根本，“义”是“仁”的外在表现。

比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本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而后以“义”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行动准则。即“义”告诉人们，该怎样做才符合“仁”的要求。

比如，人们孝敬父母，既是自发的情感需要，又符合“义”的要求，这叫做有情有义。如果有特殊情况，与父母感情发生变化，但还是要履行孝敬父母的义务。

当“礼”与“义”相遇时，“礼”与“义”互为表里。

比如，《左传》上说，“义以出礼”（《左传·桓公二年》），“义”是“礼”的内核和依据；“礼以行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礼”是“义”的实践和保障；《国语》上说，“奉义顺则谓之礼”（《国语·周语中》），遵循道义、顺应法则，就是“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仁、义、礼存在从情感自觉到是非标准再到行为规范的递进过程。如此，我们也就能弄明白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这句话中，为什么是“道、德、仁、义、礼”这样的排序。

当“信”与“义”相遇时，以义为先。诚信是立身之本，但“义”才是最高准则。

从小，父母老师都告诉我们要诚实守信，但孙子却说，“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始计篇》），《三国演义》生动地展现了许多让人们拍案叫绝的奇谋诡计，这岂不是与诚信原则背道而驰吗？

孟子早就把道理告诉我们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意即，做人做事，不必拘泥于绝对守信，不必固执于既定结果，关键要看是不是符合“义”。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这就是为守信而失义的典型。尾生虽然践行了信，却失去了生命，丢下父母咋办，谁来尽孝？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老人来说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更何况，《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女子也可能确实有事，又没有电话可以提前告知，尾生丢了性命，女子岂不是一辈子自责？

当“利”与“义”相遇时，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孔子认为，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但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利”，比如，孔子自己也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孔子反对的是 “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因此，义与利并非水火不容，而是要“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先义后利”。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意思是说，在面对利益时，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义”，该不该拿、该不该做，而不是盲目追逐利益。比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是正当途径获得富贵，就不要接受。

“以义取利”的意思是说，以符合“义”的准则去谋求利益，名正言顺，则取之无碍。比如，《左传》上说，“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义”是利的前提；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符合“义”的利益，别人不会非议，自己心安理得。

“先义后利”的意思是说，在价值排序上，把“义”放在首位，来最终实现更大、更稳固的“利”。比如，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综上：义利并非水火不容，而是通过正当途径与价值排序实现统一。

当“勇”与“义”相遇时，勇须由义来统帅。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篇》）真正的“勇”，体现在当行“义”之事时，毫不退缩。

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篇》） “勇”是骏马，“义”是缰绳，“勇”要受“义”的指引和约束，否则，君子之勇会变成祸乱，小人之勇则会沦为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