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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思智库,远征将军的思想家园
【萨达姆倒台20年,伊拉克GDP暴增12倍!人民真迎新生?】
2003年3月20日,巴格达的夜空被声音填满。防空警报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尖啸。爆炸声从地平线那头滚过来,地面跟着震动。那声音不是烟花,虽然有个孩子这么问他的母亲。莱兰·穆罕默德抱着三个孩子躲在地下室,墙壁上的灰往下掉,落在他们头发上。她不知道外面具体在发生什么,只知道以前的日子,不管多压抑,至少是平静的,现在这种平静碎了。
城市另一头,艾哈迈德·亚西里也在听。他的家族在萨达姆时期吃过苦头。这爆炸声对他而言,夹杂着一点模糊的希望。可当他看见远处腾起的火球,那点希望立刻被不安压过去了。他想要的未来,代价会是什么,他算不出来。
共和国宫殿的地下掩体里,萨达姆·侯赛因在打电话。电话里的汇报夹着杂音和远处的闷响。他命令手下守住机场,守住桥梁。他的声音努力维持着威严,但手指在抖。他经历过两伊战争,挨过海湾战争的打,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对方要的不是击败,是终结。窗外被炮火映亮的天空,是一幅正在燃烧的抽象画。他搭建的那个伊拉克,那个统一、强大、也让无数人不敢说话的伊拉克,正在被拆解。
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就按自己的逻辑走了,没人能真正控制它。莱兰和艾哈迈德,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人,被卷了进去。他们以为一个更自由的时代要来了,用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们的命运会和石油、教派标签、选票表格,还有各种形式的暴力,死死绑在一起。那会是一出更复杂、更没完没了的戏。
强人倒下的地方,长出来的会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第一枚炸弹落下时,就悬在了所有人头上。
要理解后来那二十年,得往回看。看1921年。那时候奥斯曼帝国没了,英国人在留下的地图上,用铅笔画了几条直线。一个叫伊拉克的国家就这么被造了出来。他们从外面请来一位国王,费萨尔一世,把王冠戴在他头上。这个国家从出生那天起,结构上就有裂缝。英国人把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这三个群体,硬塞进同一个框里。那是所有后来冲突的第一颗种子。
1958年,枪声响了,费萨尔王朝结束。卡塞姆将军上台,想搞土地改革,手法太急,反而把社会撕开了口子。伊拉克从此进入军人轮番掌权的阶段。政变成了常规节目。1968年,复兴党人贝克尔上台,算是次不流血的政变。在这股动荡的潮流里,一个从提克里特附近出来的年轻人,萨达姆·侯赛因,开始往上爬。他做贝克的副手,把触角伸进军队和情报机构每个角落。清除异己,拉拢盟友,他成了实际的操盘手。
1979年,贝克尔“因病”辞职,萨达姆走到台前。他赶上好时候了。全球石油危机,油价猛涨。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来亿,冲到接近四百亿美元。萨达姆用这笔钱搞建设,免费教育,全民医疗,修路盖楼。那时候巴格达街上车很多,大学里培养工程师,一个看起来挺现代、挺强的世俗国家,好像立起来了。
不对,应该说,那只是硬币的一面。
另一面是,萨达姆的个人权力跟着财富一起膨胀。国家机器变成他个人的工具。秘密警察到处都是,说错话就可能消失。他把大把的钱投到军队里,想让伊拉克当阿拉伯世界的头。这种野心引来了灾难。1980年,他打伊朗,一打就是八年。那是一场消耗战,烧掉几百亿美元,几十万人死在边境线上。
战争的伤还没好,1990年,他又打了科威特。这下惹恼了西方。海湾战争来了,他的军队几十天就垮了。更麻烦的是战后,联合国制裁来了,一套就是十几年。“石油换食品”成了唯一的通气孔。以前的繁荣像泡沫一样没了。物资紧缺,钱不值钱。中产阶级垮了。莱兰药店的进口药没了,货架上摆着劣质替代品。艾哈迈德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得卖藏书换吃的。整个国家喘不过气。
这种长期的窒息感,也是2003年那场战争的背景。所以当美军坦克开进巴格达,很多伊拉克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觉得被入侵了,屈辱。另一方面,又实在受够了独裁和制裁。菲尔多斯广场上,萨达姆铜像被拉倒的时候,人群的反应是分裂的。有人冲上去用鞋底抽打铜像,发泄怨气。有人站在远处看,眼神是空的。
他们以为最坏的时候过去了。
他们不知道,一个被强行压住的盖子,刚刚被掀开。萨达姆倒台,不止是一个人的终结,更意味着教派矛盾、部落恩怨、利益争夺这些被暂时冻结的东西,全部开始解冻、流动、碰撞。一场更耗人、更看不到头的乱局,在废墟上排好了队。
2003年5月,一个叫布雷默的美国人到了巴格达。他的头衔是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最高行政长官,说白了,就是新总督。布雷默是耶鲁哈佛出来的精英,带着一套方案,准备在这地方搞一场大型民主实验。他先来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一下子放开市场,推动国企私有化,降关税,欢迎外国资本进来。他觉得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修好这个被战争打烂的经济体。
他可能没仔细想,市场这东西,得在一个有基本秩序的地方才能转。而当时的伊拉克,最缺的就是秩序。
接着他做了两个影响更深远的决定。第一个是“去复兴党化”。所有复兴党的高阶成员,都不能在新政府、军队里任职。想法可能是防止旧势力复辟,但执行起来,变成了一场大清洗。很多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入党的医生、教师、工程师,丢了工作。这批人是社会的中层骨架,是让国家机器能转动的螺丝钉。把他们全扔出去,政府立刻半瘫,同时还制造了几十万个有专业技能、又满怀怨恨的失业者。这些人里,不少有军事和情报背景,后来很多成了反美武装的骨干。
第二个决定,是解散伊拉克国防军。2003年5月23日,一纸命令,四十万人的军队没了。士兵和军官被遣散回家,几乎没拿到补偿。他们带走了武器,也带走了愤怒。这两个决定,像把房子主要的承重墙给抽了。旧的暴力机器被砸碎,新的又没建起来。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出现了。
真空不会一直空着。
教派武装很快填进来。萨达姆时期受压的什叶派力量,迅速冒头。像“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达瓦党”这些,都建了自己的民兵,比如“巴德尔旅”。他们以保护社区和圣地为名,占地方,搞自己的小地盘。另一边,感到被边缘化的逊尼派前军官和极端分子,也抱团了。加上“基地”组织这类外部势力渗透,袭击成了家常便饭。汽车炸弹,路边炸弹,自杀式攻击,巴格达的日常变得很刺耳。
2005年,在美国推动下,伊拉克搞了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通过了新宪法。宪法定了议会民主和联邦制的架子。但这场选举,更像一次按教派和民族划线的人口普查。什叶派靠人多,赢了。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在自己地盘上划了范围。民主的壳子是有了,里面的东西,还是老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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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政治分肥体系按教派划线,权力是分享了,国家认同也给撕碎了。政府做决定,想的不是伊拉克这个整体,成了几个集团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腐败这东西,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
每个党派都把分到的政府部门当成自家后院和钱包。公共资金大笔大笔被挪走,要么养自己的武装,要么直接存到海外户头。透明国际的数据摆在那儿,伊拉克的腐败排名从来就没好看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一遍遍地说,腐败严重拖住了战后重建的后腿。那些本该修路、建电厂、盖医院的国际援助和卖油钱,经过一层层扒皮,能落到实处的没几个子儿。
2006年2月,萨迈拉那座什叶派圣寺的金顶被炸飞了。这根导火索一点,全国性的教派仇杀就爆了。接着两年,伊拉克泡在血里。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号人,就因为属于哪个教派,在街上、市场里、自己家里被绑走杀掉。巴格达好多社区按教派搞了“清洗”,昨天还打招呼的邻居,今天就成了仇人。那段日子是黑的,死亡的气味罩在每个人头上。
就在这片混乱、腐败和暴力的烂泥地上,伊拉克的经济数字却窜得老高,高得有点让人看不懂。秘密只有一个,石油。
政治和社会在散架的边缘晃荡,一股黑色的金流却硬生生撑住了这个国家,没让它彻底塌掉。这金流就是石油。
伊拉克的经济结构单一得吓人,甚至有点畸形。石油出口占掉总出口的99%,政府收入里85%也靠它。说难听点,这个国家的命就吊在国际油价的起伏和自家油井的出油能力上。
2003年仗刚打完那会儿,石油工业差不多停了。战乱破坏加上多年没投钱,全国日产量掉到不足15万桶。但局面稍微稳了点,国际上的石油巨头涌进来,事情就开始变样。
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BP)、壳牌这些大鳄,带着钱和技术,跟伊拉克新政府签了油田开发合同。他们盯上的是南边巴士拉和北边基尔库克那些超级油田。这些是萨达姆时代留下的最厚家底。
大笔投资砸下去,产量很快起来了。老设备换掉,新钻塔立起来。到2011年,伊拉克日均石油出口量回到了190万桶。等到2019年,这个数字猛涨到478万桶,伊拉克就这么挤进了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
运气也好,那段时间国际油价走在一个超级周期里。2008年,还有2011到2014年之间,国际油价好几次冲过每桶100美元。产量猛增加上价格高企,像两个引擎,推着伊拉克的经济数据野蛮往上爬。
财政收入暴涨,伊拉克政府的钱包迅速鼓了。从2003年区区219亿美元的GDP,一路冲到2022年的2641.8亿美元,涨了1200%。这个吓人的数字,成了伊拉克“战后奇迹”最闪亮的标签。
但这经济成就看着辉煌,却像流沙上起的海市蜃楼,虚得很。
首先,这种增长没根。除了石油,伊拉克别的经济部门,农业、制造业,差不多全荒了。大把的石油美元,没被有效转成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投资。大部分收入,花在了支付庞大的公务员薪水、上马些缺乏规划的公共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腐败重灾区),还有买武器对付没完没了的安全威胁。
2020年全球疫情一来,国际油价暴跌,这种经济模式的脆弱立马现了原形。伊拉克经济瞬间萎缩11.3%,政府一度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
其次,财富分得极不均匀。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大部分流进了少数政治精英、教派头头和跟他们勾连的商人腰包。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那1200%的增长,没让他们的日子发生什么实质改变。
巴格达的药剂师莱兰发现,城里是开了几家新的大商场,但她家里的电,还是说停就停。特别是夏天,停电等于受刑。她不得不花高价,从社区私人发电机那儿买电。她工作的药店,常因为治安问题被迫关门。她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整天闲着,对前途一片迷茫。
青年艾哈迈德的生活,也没因为GDP增长变好。他住的社区,路还是坑坑洼洼,垃圾到处堆。他亲眼看见,政府拨款修社区公园的项目,搞了个隆重的奠基仪式后,就再没动静了,只剩块奠基石孤零零立在那儿,像个无声的嘲笑。他一个堂兄,2007年教派冲突里死了,凶手到现在没找着。找工作难,对前途绝望,让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开始怀念萨达姆时代,那时候虽然没自由,但至少有工作,有秩序。
这种心理落差,在伊拉克社会里到处都有。一边是宏观经济数据的“高歌猛进”,另一边是微观个人感受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国际援助也没能扭转局面。战后初期,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好多国家,给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援助和贷款。2004年,各方承诺的援助总额有330亿美元。但这些钱一进伊拉克,大部分就消失在一个由腐败、低效和混乱安全构成的“黑洞”里。很多援助项目最后烂尾了,或者成了豆腐渣。
人口快速增长,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从2003到2022年,伊拉克人口从2500多万猛增到4300多万。庞大的年轻人本该是国家发展的红利,但在一个提供不了足够工作岗位的社会里,他们反而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给极端思想的传播准备了肥沃土壤。
所以,想解开“伊拉克之谜”的人,会掉进一个怪圈:一个经济数据看着挺“成功”的国家,怎么在老百姓的感受里,就这么“失败”?答案可能就藏在那1200%的增长数字背后——那是石油美元吹起来的泡沫,它盖住了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失败,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危机。
二十年时间,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也够一个国家的伤口结了痂,又烂掉,再结痂。现在的伊拉克,站在一个矛盾的十字路口。它不再是2006年那个内战肆虐的人间地狱,但也远不是2003年时人们盼望的那个繁荣稳定的民主样板。
一方面,希望的种子在很艰难地往外冒。
在巴格达、巴士拉这些大城市,战后新一代长起来了。他们通过互联网接触外面世界,想法更开放多元。这几年,伊拉克冒出来挺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年轻人开始用社交媒体和街头运动,表达他们对腐败、失业和教派政治的不满。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真正超越教派、统一、现代的伊拉克。
经济上,摆脱对石油的单一依赖,成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虽然动得慢,但伊拉克政府已经开始试着推动农业、旅游业和制造业复苏。跟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合作,给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重建添了把新柴。从北边的摩苏尔到南边的法奥港,中国公司承建的电站、铁路、港口项目,正在一点点改变这个国家破败的样子。
安全局势,也比最黑的时候好了不少。虽然零星的恐怖袭击还有,但大规模公开的教派仇杀基本停了。伊拉克本国的安全部队,经过多年混乱和重建,能力也算提上来一些,慢慢扛起了维护国内治安的主要担子。
但另一方面,深层次的危机,像藏在平静湖面下的暗流,随时可能再翻起来。
教派政治的幽灵,还在伊拉克头顶上飘。权力分享的政治框架,虽然避免了赢家通吃,但也导致了政府的低效和决策瘫痪。各个政治集团,还是把维护本教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前面。每次政府组阁,都伴随着长达数月的争吵和利益交换。
腐败,这个被世界银行叫做“伊拉克发展最大障碍”的顽疾,根子还深得很。它像张无形的大网,罩着社会每个角落,啃噬政府公信力,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只要这问题没根本解决,任何经济增长的成果,都难落到普通人碗里。
外部势力的手,也从没缩回去过。伊拉克,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始终是大国和地区强权博弈的棋盘。美国、伊朗、土耳其还有海湾国家,都在伊拉克内部扶着自己的代理人,想影响它的政治走向。这种外部干预,让伊拉克的内部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解。
另外,气候变化这类新挑战,也一天比一天严峻。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量,近几年持续减少,导致大片农田干旱、荒漠化。水资源短缺,不仅威胁伊拉克的粮食安全,也可能成为将来引发社会冲突的又一个火苗。
回头看这起伏的二十年,很难用简单的“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伊拉克的历程。它摆脱了一个人的独裁,却陷进了派系纷争的泥潭;它拿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却没带来民众普遍的福祉;它有了选举和议会,却没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
对莱兰和艾哈迈德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好像比过去好了,又好像比过去更糟。他们得到了谈论政治的自由,却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看见国家财富增加,却没感到个人生活改善。他们对未来,抱着点希望,又满是迷茫。
或许,伊拉克这二十年的故事,最重要的启示是:推倒一座雕像,一天就够了;而要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重建秩序、弥合分歧、建立信任,得几代人花上漫长又艰辛的努力。
2003年被强行打开的那个盒子,到现在还没合上。飞出来的种种灾祸,还在两河流域上空盘旋。盒子底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希望”,到底能不能战胜一切,领着这个古老文明走出迷雾,走向真正的重生?
这问题的答案,没人能预言。它还得由千千万万伊拉克人的血泪、汗水和选择,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一笔一划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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