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与长安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一位日本僧人圆仁随遣唐使团抵达中国扬州，开启了他在中国长达九年的求法之旅。他后来留下了一部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自己的视角讲述了在中国的经历，可以说充满了曲折，有自己的实际经历，又有当时民间的道听途说，涉及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热点问题，内容如此丰富的游记，弥足珍贵。那么他眼里的长安和大明宫是怎样的呢？

日本自大化改新以来，以中国为学习对象，全面改革，涉及到政治制度、法律、文学、宗教、艺术、技术甚至生活习俗各个层面。他们把来自中国的文化称为“唐风”。从公元630年开始，到公元894年停止派遣为止，二百六十多年，刨除掉没有成行的、以迎接滞留日本使者为目的的非正式使团，正式遣唐使共有十二次。实际上公元838年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正式遣唐使，而圆仁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候的日本僧人，无不以中国同行为学习对象。当年鉴真和尚东渡，给日本带去了极大的文化影响，空海留学中国，日本佛教界也受益良多，所以遣唐使团里往往有僧人。圆仁此时已经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知名高僧，并且已经年过四十，但是为了精益求精，他还是踏上了遣唐使船。

圆仁的出发就历经坎坷，充满惊险，那时候的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都比较落后，船毁人亡是常事。历史上遣唐使船队船只损失率将近25%。所以说加入其中本身就是有勇气的事情。

凭借以往的经验，船队由四条船组成，结伴出行。第一次出海是公元836年，从今日本福冈出发，刚一到海面上就遭遇了台风，三号船遇难，一百四十多人只活下来二十多人。圆仁的船也被风浪击破，差点沉没。船队被迫返航。同行僧人真济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上船，而圆仁充满勇气，837年随船队再次出海。结果再次失败，这次连使团副使都吓坏了，借口得病打了退堂鼓。

公元838年，船队第三次出海，这次是两条船，圆仁在大使所在的一号船上。这次圆仁的船队在接近中国海岸的时候遭遇风险，《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东西之波互冲倾舶，桅叶着海底，舶橹将破，仍截桅弃柁，舶即随涛漂荡。东波来，船西倾；西波来，东侧，洗流船上，不可胜计。船上一众，凭归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谋。”船身随着波浪东倒西歪，船橹已经损坏，船身已经失去控制，船上所有成员面无人色，都在祷告，毫无办法。

最终船只搁浅，等到退潮，下去查看，发现船身破损，接下来几天，船只随着潮水漂泊，甚至船底的第二层板材被折断随浪而去。人人在船上乱跑，六神无主，哭泣着对天祈祷。晚上忽然见有船航来，人们都说：难道是来迎接我们的船？果然是迎接他们的船只，船上有先期抵达的日本人，也有唐朝人。绝地逢生，欣喜若狂。最终，圆仁等人在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登陆。

随后，为了让惊恐疲惫的僧侣们恢复体力，圆仁一行被安置在掘港国清寺休整了15天。
国清寺是天台宗大师行满所建的，圆仁又是天台宗僧人，所以称得上是机缘巧合。但圆仁的目的地是台州天台山。“若彼州无师，更赴上都，兼经过诸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于是他向唐朝地方政府上书提出请求，但是却多日没有明确回复。

后来他们又动身前往扬州，在开元寺见到了当时唐朝政治风云人物、淮南节度使李德裕。
李德裕当时来此礼佛，圆仁等进来后，李德裕客气地请他们喝茶，身边均是随从，按照唐朝制度身着各种颜色官服。李德裕问：日本是否有寒暑，又问有多少佛寺，有无尼姑寺，有无道观，京城方圆多少里。圆仁等一一作答。

李德裕，唐朝著名政治家，出身名门望族赵郡李氏，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同时也是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领袖。作为一位贵胄之后，他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进士出身的一派有着理念、抱负方面诸多的冲突，两党政见不合，互相倾轧，历经多位皇帝。牛党进则李党退，李党进则牛党退，太和六年（832），唐文宗召李德裕入朝，拜为兵部尚书，牛僧孺外放成为淮南节度使。第二年二月，李德裕拜相，唐文宗同时免去李宗闵的宰相之职，李训和郑注当道期间，李德裕遭到二人的嫉恨与排挤。九月，李宗闵被召回京师，拜为宰相，李德裕外放为节度使。开成二年（837），李德裕又接替牛僧孺，出任淮南节度使。圆仁等就是此时见到了他。

此时圆仁不知道，未来他在长安的行程将和这位“李相公”息息相关。
圆仁和另一位留学僧圆载计划入天台山之事一直没有下文，两人焦急等待官方的正式批复。
直至第二年即开成四年（839）二月八日，圆仁得到了一个失望的消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得判官闰正月十三日书札，称大使对见天子之日，殊重面陈，亦不蒙许。仍深忧怅者。”尽管日本遣唐大使当面向皇帝陈请，却依旧未能获得批准。

后来圆载与圆仁在楚州见到日本遣唐大使后，才了解整个事情的原因：唐朝官府认为圆仁是请益僧，也就是短期留学的僧人，如果前往天台山，旷日持久，可能无法按时随日本遣唐使的船舶返归日本，故而不许圆仁前往浙江。但是圆载是留学僧，可以前往台州，并且唐朝政府将给予五年的衣粮补助。

圆仁不得不与圆载分别，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写道：“廿八日，斋后，留学僧并傔从二人与勾当王友真驾船向扬州发去。惜别惆怅。”

后来圆仁又见到了从长安返归的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藤原常嗣是日本高等级贵族。圆仁再次向他提出请求，想留在唐国。大使非但不允许，还告诫他，唐朝法律十分严格，如果违法后果严重。无奈之下，圆仁只好搭乘遣唐使的船舶回国。

但也就在出发前，圆仁坚定了一个决心——他要偷偷留在中国，按照今天的术语就是“非法滞留”，他悄悄与新罗翻译金正南商议对策：“到密州界留住人家，朝贡船发，隐居山里，便向天台，兼往长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走到半路上，船队在胶东半岛赤山浦避风，圆仁与随行、翻译下船，留在岸上。

辗转来到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赤山法华院。此处自古以来和朝鲜半岛关系密切。有很多新罗人，法华院的仪轨甚至都是综合了唐与新罗样式。在这里圆仁受到了僧人、民众甚至当地官吏的照顾，但是他始终不忘前往天台山求法巡礼，但是天台山在浙江，法华院在胶东半岛，路途遥远，圆仁的身份导致他不得不顾虑，后来了解到距离更近的五台山也有天台宗僧人在讲法，而且五台山还是佛国圣地，于是决定前往五台山。

在法华院主持的帮助下，圆仁得到了一张官方“过所”。经过两个多月、2000多里的艰苦跋涉，圆仁师徒四人来到五台山，目睹了壮丽的佛国世界，拿出师父留给他的《天台宗未决》三十条请教天台宗的志远和尚。日本僧人经常将佛法上悬而未决的争论话题带到中国，找高僧作答，称为“唐决”，这次圆仁就是想请志远做个决断，志远是圆仁师父最澄的故友，两人见面倍觉亲切。但是志远告知圆仁，圆载在天台山已经得到高僧解答，自己不便再做回复。

圆仁最终决定，前往长安。840年七月，圆仁从五台山出发，经太原、汾州等地，于八月中旬抵达大唐的首都长安。这一路并不平顺，虽然比不上当年玄奘和尚的艰难程度，但是也可谓历尽艰险。

就在快到长安的路上，京兆府栎阳县境内，圆仁目睹了一支威仪赫赫的队伍，原来是安葬唐文宗的山陵使队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到京兆府界栎阳县断中，于县南头见山陵使回入京城，是葬开成天子使。营幕军兵，陈列五里。军兵在大路两边对立，不妨百姓人马车从中路过。”此时大行皇帝已经被安葬在今陕西富平县的章陵。圆仁目睹的是安葬队伍返回长安的场景。只见营幕延绵五里，军人在大路两旁相对而立，但是并不阻挠民众车马从其中路过。

圆仁所说的“开成天子”就是唐文宗。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已经完全被宦官控制，沦为彻底的傀儡，处于极度郁闷中。精神状况不佳。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已经开始考虑后事，当务之急就是立太子，最初有意立敬宗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李普夭折了。后立自己的长子李永为太子。但是李永行为不够检点，喜好游玩宴饮，而他的政敌杨贤妃欲立安王溶为太子，所以抓住把柄，趁虚而入，在皇帝面前举报其不成器。《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五记载：“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故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李永不久后暴毙。谥号为“庄恪太子”。

庄恪太子死后，文宗曾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来得及册封就病重了。开成五年（840）正月初一，唐文宗眼见自己即将不起，便命宰相杨嗣复、李珏二臣，嘱咐他们辅助太子监国。

偏偏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并不这么想，仇士良拥护唐武宗上台，主要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和权力欲望的考量。在唐文宗去世后，原本的太子李成美本应继位，宰相李珏、杨嗣复已经打算宣布太子监国。仇士良及鱼弘志则商议改立太子。立唐穆宗第五子颍王李瀍（chan）为皇太弟，暂领军国大事，仇士良派神策军奉迎颍王。还带领颖王接见百官，病榻上的唐文宗也无可奈何。

正月初四（2月10日），李昂在长安大明宫太和殿驾崩，享年三十三岁。谥号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葬于章陵。当年庄恪太子李永去世后，杨贤妃想立安王李溶为太子，没有成功。唐武宗即位后，仇士良怂恿唐武宗除掉了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

仇士良这一行为不仅是为了清除政敌，更是为了确保自己在朝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唐武宗并不安心当一个傀儡，尤其是目睹仇士良拥立自己之后的嚣张跋扈，甚至随意处置自己身边的人，更是如鲠在喉。

圆仁就在此时进入了长安，半路还目睹了安葬唐文宗的队伍归来。他不知道，自己将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八月二十二日，圆仁进入长安，来到大兴善寺寄宿。在长安留学需要合法手续，所以他来求见左街功德使。唐朝长安城管理各个寺庙的官员是左右街功德使，往往由宦官兼任。他要求见的这位左街功德使不是别人，正是神策军左军中尉仇士良。他的同党宦官鱼宏志则同时兼任右街功德使和神策军右军中尉。

圆仁此次前来，正式进入了大明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僧等随巡官人使御，从寺北行，过四坊，入望仙门，次入玄化门，更过内舍使门及惣监院，更入一重门，到使衙南门。门内有左神策步马门。惣过六重门，到使衙案头通状请处分。细问来由。……缘开府不出，不得进状。案头何判官送到内护国天王寺安置。寺在左神策军球场北。寺与大内隔墙，即皇城内城东北隅也。”圆仁等来到了大明宫南墙东侧的望仙门，从这里进入大明宫，一路向北，连续穿过六道门，才来到了左神策军院。

但是仇士良不在，判官将圆仁等安置到了内护国天王寺。位置在左神策军球场北。寺在大明宫东北向，与皇宫只有一墙之隔。

圆仁终于见到了仇士良。仇士良对僧人很友好，甚至可以说他是当时整个长安僧人的总支持者。他下令让圆仁的住到资圣寺，并且给予各种物资帮助。

圆仁由此开始了正式的长安生活。最初的阶段，他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甚至充满快乐的，下笔也比较轻松，例如他连篇累牍记载自己的佛事活动，还记载“吃瓜，美熟”，还记载冬至日长安的活动，写到“沙弥对僧，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吃粥时，行馄饨、菓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那时候的饺子就是馄饨，敦煌文书P.3520V张敖撰《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的《冬至相仰书》中有“空酒馄饨，辛垂过访”，加上圆仁的描述，两个史料互相映证了唐代就有了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他还记载了唐代新年习俗，“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长安城家家立竹竿子，悬挂幡子，祈求长命，各个寺庙都上演俗讲，也就是用戏剧方式演绎佛经故事。他还记载了寒食节和清明节长安城放假和扫墓的场景。
看起来一片祥和，但是圆仁并不知道，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而他这个小人物也将被裹挟其中。

此时的朝堂之上，李党李德裕得到了唐武宗鼎力支持，牛党牛僧孺、李宗闵等均被排挤出政治中枢，此时已经是牛李党争中李党最后的辉煌阶段。

唐武宗酝酿的另外一件大事，则是毁佛，这一点将直接影响圆仁的命运。只是刚开始一切还在酝酿中，圆仁这个层级的人物还不可能知晓。

唐武宗之所以毁佛，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道教信仰，在佛道之争中支持道教。他信赖道士，渴望飞升，让道士为自己炼丹。将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引入大明宫，造九天道场，开始修仙。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有大臣反对，还遭到皇帝贬黜。
另一方面，佛教的迅猛发展威胁到了朝廷的经济基础，唐朝全社会信佛，佛教徒出家后脱离农业生产，佛寺占据广大良田做福田，又接受各种捐赠，佛教各种器物也极度精美，甚至铸造佛像使用的金银铜铁之多已经到了影响国家财政和货币发行、手工业生产的地步，在唐后期经济萧条中，佛寺却是一副富丽堂皇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

唐文宗即位之初，不事生产的天下僧尼就达70万人，而当时全国纳税户却不过300万户，以每家五口计算，也不过1500万人。唐文宗在位时期就开始限制佛教，他曾下敕：“起今已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吏，严加捉搦，不得度人为僧尼”（《唐大诏令集》卷113）禁止佛寺私自为人剃度出家。对现有僧尼也要进行考试，不及格者勒令还俗。并且禁止兴建新的佛寺。

唐武宗的毁佛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疾风暴雨。会昌二年三月三日，圆仁记载，“李宰相闻奏僧尼条流，敕下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李德裕奏请皇帝禁止一般僧人留用童子鄂侯小沙弥，会昌三年六月十一日，圆仁记载说：“十一日，今上德阳日，内里设斋，两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论义。每街停止十二员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简择大德，每街各七人，依旧例入内。大德对道士论义，道士二人敕赐紫衣，而大德惣不得着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武宗生日时候在大明宫内召集僧道，讲论教义，事毕后，只给道士奖励紫衣，没有僧众的事，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件事可以看做是一个信号。

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唐武宗的废佛计划正在酝酿。而大宦官仇士良的倒台，可以看作是僧众们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仇士良身为大宦官，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唐武宗就是他立起来的，所以刚开始，唐武宗表面上与仇士良一团和气，还曾给仇士良立碑，碑就在大明宫内，而圆仁亲眼目睹了送碑的过程，“（会昌元年四月）九日，开府迎碑，赞扬开府功名德政之事也。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左神策军里建之，题云：‘仇公纪功德政之碑。’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今上在望仙楼上观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但是唐武宗实在不甘心当一个傀儡，启用李德裕之后，君臣两人始终在找机会除掉仇士良。《新唐书·仇士良传》：“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仇士良嗅觉非常敏感，他发现了皇帝意图，而且知道李德裕是具体操盘手，于是曾经试图煽动神策军闹事，谎称李德裕要削减神策军待遇，怂恿军人们去大明宫丹凤门前闹事。

唐武宗听说之后，立即派人赶往闹事地点，告诉军人们：削减神策军军费是朕的主意，和宰相无关，你们安敢如此？神策军人们不敢再有造次。

按理说，仇士良身为宦官头目，手握兵权，有废立大权，怎么皇帝一番话就能击退他？其实，仇士良权势虽然大，但是此时也有与他制衡的力量，一个是外朝大臣，以李德裕为代表。唐武宗与唐文宗不一样，文宗重用的李训、郑注、王涯等人，虽然与宦官作对，但是由于为人不正，所以在外朝文官中没有多少支持者。李德裕则不然，出身名门，有韬略，又有很多坚决的支持者，仇士良不得不忌惮。

其次，唐武宗有效地利用了宦官集团内部矛盾，培养仇士良的敌对派系，核心人物是另一个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杨钦义与李德裕私交颇深。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的时候，杨钦义曾任监军使，因此两人颇有交情。当有传言说杨钦义升任枢密使时候，李德裕还送去了一大堆财宝以示祝贺。所以唐武宗和李德裕选择了杨钦义对抗仇士良。宦官集团从不是铁板一块，一旦内部也有了对立面，仇士良当然就有了更多的顾忌。

藩镇也有反仇士良者。比如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他是原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子，他就十分同情王涯等人，收容了很多甘露之变受害的大臣家属，并且上书皇帝，直言不讳抨击仇士良。甚至威胁要发兵“清君侧”。由于他手握兵权，所以仇士良对他颇有忌惮。刘从谏任命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叔侄两人先后掌握昭义军，这对于仇士良来说也是一个威胁。

所以仇士良越来越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内外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身体也不行了，《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会昌）三年夏，以寒暑内侵，针凿罕效，因求散秩，用遂素怀。乃除内侍监，将军知省事如故。”（《文苑英华》卷九百三十二）最终决定退休，史书记载，仇士良告退之前叮嘱其余宦官：“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资治通鉴》卷247）

不能让天子闲下来，要经常用各种手段娱乐他、迷惑他，也不能让他读书，亲近儒生士大夫，否则知道了王朝兴衰往事，则我们就会被疏远。胡三省由此发出感慨：“观仇士良之教其党，则阉寺岂可亲近哉！”（《资治通鉴》卷247）坦白说，仇士良是不是能说如此赤裸裸的话，值得怀疑，毕竟史书是宦官们的对立面文官所写，这段话过于坦白，即便真这么想，估计也很难当众说出来并流传到外。

其年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终年63岁。圆仁记载了一件事，“敕斩仇军容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仇士良刚死，唐武宗就下令斩了他的两个属下及其家属甚至奴婢。由此可见，仇士良也快了，果然不久，唐武宗就以其家中发现兵器为由，下令抄家，剥夺官爵。

仇士良信佛虔诚，还兼任左街功德使，对僧人很友好，圆仁就曾经受他照顾。所以，唐武宗的毁佛，刚开始受到了仇士良的抵触。

圆仁记载，当时唐武宗曾下令“条流”长安城内僧尼，所谓“条流”，就是检查、甄别的意思，唐武宗下令左右功德街使条流僧众，要求僧众放弃私人财产，不愿意放弃者限期还俗。圆仁记载：“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确外,爱惜资财自愿还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功德使奏:准敕条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确外,爱惜资财自愿还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左街功德使就是仇士良，右街功德使是鱼宏志。两人相比，仇士良只查出来1232人，鱼宏志查出来2259人，再考虑到仇士良主管的朱雀大街以西佛寺更多，由此可见，对于条流僧众，仇士良明显消极，圆仁说：“京城内仇军容拒敕,不欲条流。”仇士良从一开始就抵触限佛。

会昌二年三月，有命令要把长安城内外国僧人赶出去，由于执行者知道圆仁等受仇士良照顾，所以不敢擅自行动，而仇士良特地下令“不用发遣”，救了圆仁一次。
会昌三年正月，仇士良还特地召唤长安城外国僧人入大明宫，请吃茶，然后加以抚慰。由此可见，一直到此时，仇士良都在尽力保护僧人。

但是几个月后随着他退休下台、死亡和剥夺官爵，反佛进程就大大加快了。
此时，远方一位公主的回归，却加快了唐武宗反佛的进程，而圆仁成了整个事件的目击者。
这位公主就是太和公主。

回鹘在安史之乱中出兵帮助唐朝，立了大功。唐穆宗即位，回鹘前来请求和亲，迎娶公主。唐穆宗同意了。将妹妹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崇德可汗。以往和亲，唐朝经常以宗室女为公主出嫁，这次确实实打实的皇帝妹妹。回鹘崇德可汗派高等贵族两千多人的庞大队伍来迎亲，以马二万匹、驼一千匹为聘礼。太和公主出嫁的礼仪空前隆重。唐穆宗亲自将妹妹送到通化门，文武百官在章敬寺前送别公主，长安万人空巷都来围观。

当时吐蕃听说两国和亲，发兵骚扰盐州，想阻挠此事。为了保护公主安全，回鹘以两万骑兵出西域，吸引吐蕃主力，唐朝同时发兵三千赴蔚州，侧翼保护公主。
结婚的场景更是十分盛大。一时间似乎一片祥和。
但是回鹘和唐朝也有矛盾，唐朝由于战乱实力受损，所以对回鹘多有迁就，经常用高价在互市中购买回鹘马匹。后来北方草原又有一个民族黠戛斯崛起，后来回鹘内乱，可汗死亡，黠戛斯介入，太和公主向南要逃回唐朝。半路被刚刚自立的回鹘乌介可汗抓住，挟持为人质，乌介可汗要挟唐朝提供牛羊粮种，借城池居住。

会昌三年，唐军击败回鹘乌介可汗，乌介可汗丢弃辎重逃跑，唐军斩首万级，俘获回鹘两万多人。石雄迎太和公主返回长安。圆仁《入唐记》会昌三年二月条即描写了太和公主回长安城的场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位原道而归的公主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并最终波及自己。

会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历经磨难的太和公主在唐军护送下返回了长安。自古以来，和亲公主多数客死他乡。能够返回母邦的少而又少。太和公主在回鹘帝国瓦解的时刻，在唐军协助下侥幸逃回，称得上是一件喜事。

唐武宗特地下令在大明宫光顺门为公主举行欢迎仪式，光顺门在宣政殿以西，是上阁门之一。仪式很盛大，皇帝下令公主改封安定大长公主，公主脱去盛服，脱掉簪珥，向皇帝谢罪，因为自己没有完成和亲任务。皇帝派人安慰公主。同时还有个插曲，有七个公主无故没有到场，皇帝下令全部予以处罚。由此可见皇帝对迎接太和公主的重视程度。

圆仁目睹了这个仪式，有意思的是，这种场合他无权进入，只能当一个围观群众，他记述说：“二月廿五日，和蕃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马出城外，迎入通化门，入内得对。敕令安置南内院。是大和公主，大和天子为和回鹘国，嫁与回鹘王。今缘彼国王法崩，兵马乱起，公主逃归本国。随公主来回鹘人，并不得入城。回鹘王子随公主来，公主在路自杀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他看到了迎接公主的三千兵马，还看到队伍从通化门进入长安，然后就是他的听闻，听说跟随公主前来的回鹘人，皇帝下令不得入城，有回鹘王子跟随公主来，公主在半路上亲自将其杀死，这位回鹘王子，可能是公主和亲后所生，此时回鹘已经和唐朝为敌，所以骨肉也要不得了。

到了四月份，唐武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搜查杀死摩尼教徒。摩尼教起自于波斯，回鹘人多有信仰。以前唐和回鹘交好，很多长安回鹘人建了不少摩尼教寺庙，但是随着回鹘与唐朝为敌，摩尼教也迎来了灭顶之灾，唐武宗下令将其中高级教职人员杀死，但是摩尼师很多剃发伪装成僧人藏匿，唐武宗本来就对僧人无好感，有了这事后更加怀疑僧人与回鹘人沆瀣一气，当然，还有种可能就是唐武宗借题发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迫害佛教徒。

但不管怎么样，有件事是肯定的——太和公主的事情牵连到佛教徒。这恐怕是圆仁等人始料未及的。在此之前，唐与回鹘关系紧张的时候，曾有僧人眩玄毛遂自荐，声称“自作剑轮，自领兵打回鹘国”，自称可以制作新式武器剑轮，还自告奋勇带兵打回鹘，这可能是僧人眼见皇帝毁佛可能性越来越大，想为佛教徒争取得分，博得皇帝好感。但是新式武器没有制作成功，皇帝下令杀了眩玄，紧跟着就下令条流全国僧尼，圆仁等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仇士良之死，对于圆仁来说就是分水岭，在唐朝的史料中，仇士良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是在圆仁笔下，很明显充斥着对仇士良的感恩和惋惜。

皇帝下令甄别裁汰僧尼，又下令焚烧太子詹事韦宗卿所撰写《涅槃经疏》，严控僧尼，僧人们甚至都不敢出门上街。从这个时候开始，圆仁的内心也出现了变化，一则是开始打算回国，对于长安已经毫无眷恋。二则是充满对唐武宗的憎恶。此时他的笔下，就再也没有那些生活点点滴滴，而是有了强烈的情绪，再加上从此时开始人身自由都开始受到限制，所以笔下就多了很多的传闻，有的是事实加上自己的主观解释，有的则是道听途说。

他记载了会昌三年六月频发的火灾，“廿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惣烧尽。廿八日三更，内里失火，烧神农寺。廿九日，长乐门外失火，烧草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这件事，他记载在唐武宗杀死仇士良亲信之后，东市大火，烧了店铺四千多家，第二天，皇宫内失火，烧了神农寺，第三天，长乐门外草场失火，记载了一连串火灾之后，他意味深长地写到：“向前有敕，焚烧内里佛经，又埋佛菩萨、天王像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这就在暗示，这是唐武宗烧佛经埋佛像的报应。其实唐代长安火灾记录很多，建筑都是木结构，人口众多，活动频繁，所以发生火灾的几率很大，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大明宫内烧死众多宫女的野狐落大火就是典型。但是在圆仁心中，他相信这是唐武宗遭受到的报应。

他又记载了仇士良养子的死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仇军容儿常侍知内省事，吃酒醉颠，触误龙颜，对奏云：‘天子虽则尊贵，是我阿耶册立之也。’”仇士良的养子也是宦官，有一日吃醉了酒，在皇帝面前说：皇帝虽然尊贵，但也是我父亲所立。唐武宗勃然大怒，将其处死。还派人抄家，“仍仰中官收纳家中钱物，象牙满屋，珠玉金银等，尽皆满库，钱帛疋段不知数。每日卅乘车，搬入内库，一月之内，搬运不尽。自余宝佩奇异之物，不可计数。皇帝到内库看，拍手怪云：‘朕库不曾有此等物。’诸高班低头不语。”宦官家中金玉象牙、铜钱绢帛堆积如山，每天三十辆车搬入大明宫，搬了一个月还没搬完，皇帝亲自来看，高兴得手舞足蹈，随从们则低头不语。

这件事，在唐朝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假如有如此冲撞皇帝的宦官，而且还是仇士良的养子，尤其这养子还是贪官，恐怕唐朝的文人们绝不会放过，一定会浓墨重彩描绘此事。但是除了圆仁记载此事之外，别无记载。由此可见，极可能是一次道听途说。

他还记载，唐武宗偏信道教，所以有很多崇道行为，例如在大明宫内筑造望仙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滥杀无辜。唐武宗让术士炼丹，术士们建议在大明宫筑造一座望仙台，高达一百五十尺，于是皇帝下令神策军发兵三千人筑造此台，而且日夜盼望早日完工，急不可耐，每天派人来看进度，神策军的军官都虞候们拿着棍棒督工，皇帝看到，说：不需要你监工，需要你也去背土。于是军官们也被迫加入建筑队伍中。后来皇帝嫌进度慢，还亲自弯弓搭箭射死一名都虞候，圆仁愤怒评价说：“无道之极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很少见圆仁有如此态度鲜明的评价，可见他对唐武宗的憎恶程度。

所谓“仙台”就是望仙台，按照《长安志》的记载，望仙台不仅有高台，还有廊舍五百多间，规模宏大。大明宫内望仙台遗址现在仍可见。建筑形制为方形覆斗状，现存高度达9.7米。出土残砖瓦砾也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唐代道教建筑装饰特征。

他还记载，唐武宗看上了一个美貌女道士，“二月，驾幸右街金仙观，是女观。观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见入意，敕赐绢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观，便通内，特造金仙楼。其观本来破落，令修造严丽，天子频驾幸。”（《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金仙观有个女道士很美貌，皇帝召见，非常中意，赏赐不说，还下令拨款修葺金仙观，把个破败的金仙观修得富丽堂皇。

他还记载说，道士们在皇帝面前挑拨离间，“道士奏云：‘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道士们在唐武宗面前说，唐朝面临国运转折，王气衰落，将有黑衣天子出来取代皇帝，而所谓黑衣，道士们认为是僧人，因为当时僧人一般穿黑或黄色服装，皇帝信以为真，越发严酷对待僧尼。

他还记述说皇帝还想害死别的宦官，说唐武宗一次登上望仙台，左军中尉马元贽陪同，皇帝竟然下令让音声人将左军中尉推下去。音声人就是皇宫内的乐人。音声人不肯推，皇帝问：“朕交推，如何不奉？”音声人奏云：“中尉是国家重臣，不敢推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皇帝怒了，打脊杖二十棒。

圆仁记载说，皇帝几次登上望仙台，都没有看见登仙，于是问众道士：“朕两度上台，卿等未有一人登仙者，何意？”道士奏曰：“缘国中释教与道教并行，黑气越著，碍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于是皇帝开始大力毁佛。
他还记载，唐武宗为了反佛，甚至杀害了郭太后，郭太后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子仪孙女，唐宪宗的郭贵妃。此时已经被尊为郭太后。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中写道：“会昌四年八月中，太后薨，郭氏太和皇后。缘太后有道心，信佛法，每条流僧尼时，皆有词谏，皇帝令进药酒而药杀矣。”圆仁说郭太后是被唐武宗毒杀的，原因是郭太后信佛，皇帝要反佛，郭太后屡次劝阻，皇帝不听，于是下了毒手。紧跟着，似乎这样还不足以表明当今皇帝忤逆不孝，圆仁还写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又义阳殿皇后萧氏是今上阿娘，甚有容，今上召纳为妃，而太后不奉命。

天子索弓射杀，箭透入胸中而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唐武宗看上了萧太后，萧太后是唐穆宗的妃子，唐文宗的生母，唐文宗即位后册立她为太后，唐武宗是唐文宗的弟弟，也就是说，萧太后是唐武宗的母亲辈，圆仁记载说，荒淫无道的唐武宗竟然看上了半老徐娘萧太后，要纳为妃子，萧太后不从，皇帝竟然一箭将太后胸口射穿。如果此事为真，那真是旷古以来的大丑闻。

以上这些记载，很大概率是出于道听途说，毕竟圆仁只是长安城内一名普通的外国僧人，庙堂之上的事情多数是出于耳闻，自打唐武宗限佛毁佛，长安僧人连行走的自由都没有，整日蛰居佛寺之内，所以圆仁的记载就一改以往的文风，以往的文风都是日记体裁的，记录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比较详实朴素。

自打唐武宗限佛毁佛以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文风陡然一变，长篇累牍记载唐武宗毁佛之恶，记载各种政治和社会传闻，夹杂着很多的情绪化的描述，可以感受到圆仁的情绪变化——从以往那个一心追求佛法、与世无争的僧人，变成了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愤怒中年，所以难免有失真。例如，刚才提到的唐武宗怒杀仇士良养子、射杀神策军都虞候、私通金仙观女道士，就属于孤证，只见于圆仁的记载，不见于其它史料记载。所谓道士挑拨皇帝，说武宗是李唐第十八代天子，也与事实不符，唐武宗是第十六代皇帝。

至于唐武宗让音声人将神策军左军中尉马元贽推下楼去，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说这个方式多么低级幼稚，单说马元贽其人，一直是唐武宗所信赖的宦官，堪称左膀右臂。唐武宗不可能害他。圆仁估计是因为对仇士良有好感，进一步就对整个宦官集团有好感，幻想他们都是和仇士良一样的人，所以会成为皇帝的眼中刺肉中钉。这就是纯属想象了。仇士良对佛教的态度只能代表他自己，后来毁佛的过程中，宦官们也是很卖力的，皇帝的确想除掉仇士良，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所有宦官，宦官也不是全都和皇帝对抗的，圆仁那种推测太幼稚了。

至于杀害两位太后，更是无稽之谈，郭太后和萧太后是在唐武宗之后去世的。《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明确记载，郭太后和萧太后死于唐宣宗大中年间，此外，唐武宗在位期间对太后一直表现出敬重，如《旧唐书·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记载：“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门地素贵，奉之益隆。”也就是唐武宗对郭太后非但没有迫害毒杀，反倒是十分恭敬。这些记载与圆仁的记载明显矛盾，说明圆仁的记载很多是街头路边社报道，是立场在先的不辨良莠的记载，甚至可以说是对唐武宗的污蔑。

由于厌恶唐武宗，所以圆仁凡是听到不利于唐武宗的说法，一概采信，其中部分传闻有明显漏洞，还有的则真真假假，已经无从查考了。所以今天我们看他的书，要知道不可尽信。

他还记录了长安城此阶段内另一件恐怖的事情。唐朝政府开始征讨昭义军节度使。但是前线迟迟未能取得进展，各路藩镇军队到了昭义军边界，逡巡不进。圆仁记载说，前线每天军费就要二十万贯钱，财政压力极大，甚至都动用了大明宫内皇帝内库钱财。

皇帝屡次下敕文催促。后来这些军队想到了损招，他们将昭义军下辖的泽潞边境上的农夫、牧牛人抓住，谎称抓获昭义军俘虏，然后送往长安献俘，俘虏众多，皇帝就下令在长安街头将其斩首，神策军齐齐开始动手，一时间长安城血流成河，圆仁记载说：“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好一个草菅人命的恐怖场景，尸骸遍布街头，血流成河，夯土街道变成了血泥。皇帝还亲自去观看行刑。圆仁还记载说：“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神策军不仅杀人，而且还吃俘虏眼睛和肉。

他还记载说，此前唐朝为了对付回鹘，曾经征发太原府兵马三千人，在边境镇守了三年，好不容易打败了回鹘，军人们正想着与家人团圆，没想到节度使却要求他们去攻打泽潞，军人们恳求放自己回家，节度使不肯，于是军人们发动了兵变，然后被镇压，押解到长安，皇帝下令在长安东市北街将他们斩为三段，于是又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此事的确存在，是太原横水戍卒的叛乱，当时他们还一度攻占了太原城，最终被镇压。

圆仁此时的眼中，毁佛后的长安大概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修罗地狱吧。
圆仁所记载的这件事，是除了毁佛之外，唐武宗短短的皇帝生涯中另外一件大事——平定泽潞。即会昌三年（843年）至四年，唐朝平定昭义军节度使刘稹叛乱的军事行动。
所谓泽潞，指的是以山西泽、潞二州与河北相、卫、贝、邢、洺、磁等州为核心的昭义军节度使地盘。这个地方处于唐中央政府直辖地区与河北三镇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唐文宗时期，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就是李训的死党，不仅公开表示对李训的支持，而且还收容了甘露之变后很多被宦官杀害的大臣们的家属，甚至上书皇帝，公然声称要清君侧。
唐武宗会昌三年，刘从谏病重，由于自己长期和皇帝以及宦官唱反调，所以很担心死后被诛灭九族，所以决心效法河北三镇，割据自立，在此之前，他委任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等于是打算把节度使职位传给侄子。

刘从谏死后，他的亲信和刘稹秘不发丧，胁迫监军宦官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病重，请求朝廷任命刘稹为节度使留后。等于逼迫皇帝承认昭义军节度使世袭，这就是河北三镇和其它割据藩镇一贯的戏码。
唐武宗召集众宰相在延英殿开会商讨对策，李德裕认为，昭义军地盘紧邻京畿，处于腹心地带，假如割据一方，危害极大，应该以强硬态度予以拒绝。唐武宗下定决心武力解决，于是下诏给成德、魏博节度使，要求他们保持现状，不得与昭义军勾结，然后开始调兵遣将。刘稹看到朝廷这个态度，于是公开对抗朝廷。平叛战争就此开始。

五月十三日，武宗敕令削夺刘从谏及刘稹官爵，调集成德、魏博、河东、河中、河阳多路藩镇兵马攻打泽潞。
此次平叛战争，双方各有一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唐朝政府军这边是天德军防御使石雄，也就是击败回鹘的那位功臣。昭义军这边则是大将薛茂卿。
薛茂卿骁勇善战，并且利用了唐军各路兵马互相观望缺乏配合的弱点，集中攻击了河阳节度使兵马，唐军败退。
紧跟着昭义军又攻打万善城。唐朝守军惊慌失措，差点弃城逃跑，恰就在此时援军赶来，击败了昭义军。九月，唐武宗以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使，命其进攻潞州。石雄连续攻破昭义军5个营寨，杀获千人。

就在此时，叛军内部起了纷争，薛茂卿战功显赫，但是刘稹却既无加官又不封赏，薛茂卿非常不满，乃暗中与唐军通谋。主动放弃防地，让唐军长驱直入，天险天井关丢失。
刘稹勃然大怒，将薛茂卿诱骗到潞州后杀害，命刘公直代替薛茂卿。刘公直收复天井关。唐将王宰调集主力击败了刘公直，大破之。会昌四年二月，石雄攻拔昭义的良马(在今山西安泽东北)等三寨一堡。此时昭义军大势已去。

七月，刘稹心腹高文端归降。紧跟着，邢州、洺州、磁州相继归降。潞州军民听说三州投降，大为恐慌。八月，刘稹的部下发动兵变，杀死刘稹及其亲信，向朝廷请降。石雄率七千唐军进入泽、潞二州，持续一年之久的昭义军之乱终于平定。
平定泽潞，是唐武宗在位期间的一大政绩，有效维护了政府权威，虽然没有改变整个藩镇割据的大局，但是起码震慑了其他立场松动的藩镇。

但是在圆仁看来，此事又是唐武宗进一步反佛的台阶。唐朝后期，各路藩镇在长安都有进奏院，专门负责处理本藩镇在朝廷的事务，昭义军进奏院的主管者是潞府押衙畺（jiang）孙。圆仁记载说，刘稹叛乱消息传来，皇帝下令抓捕畺孙，畺孙逃走了，唐朝政府将其妻子儿女杀死。后来有人举报，说畺孙剃头，在长安佛寺里躲藏，于是，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清查城中僧众，凡是在政府度牒上没有登记的僧人一概遣返，而且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捉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最近入住佛寺的僧人，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抓来，打杀了三百多人。

他还记述了昭义军战败后长安街头游街庆祝的场景：“九月，潞府大败。……后斫（zhuo）叛主刘从简头来，三锋枪头穿之，杆高三丈余，上头题名。先绕两市，进入内里。天子坐银台门楼上看，大笑曰：‘昭义已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兼条流僧尼都未了，卿等知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圆仁说，叛军头子刘从谏的头被枪头穿起来，挑在三丈高杆上，上面还写着姓名。先是在东西市游街，然后送入大明宫，皇帝在大明宫银台门门楼上观看，还大笑说：现在昭义军的事情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对付天下的僧众了。

这个场景和这番话是不是史实，很难说，起码有部分失实，叛军头子是刘稹，但是圆仁似乎始终把刘从谏和刘稹混为一谈，将刘稹的头说成是刘从谏的头，可见他应该是蛰居佛寺内，没有亲眼目睹高杆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所描述的可能又是听闻。

但是有一点是确实的，唐武宗的确在此之后进一步开始大规模毁佛，虽然从即位之初，唐武宗就流露出反佛意识，但是正式大规模毁佛是从会昌五年开始的，李德裕奉命主持，会昌五年 (845)四月，皇帝下敕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

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只许保留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保留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八月，进一步下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土地没收，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融化铸钱。僧尼迫令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数十万。政府从废佛运动中收获了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唐会要》卷四七记载了唐武宗的“成绩总结”：“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圆仁寄予厚望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在这场风暴中保护僧众，相反，他们是毁佛的积极执行者，例如唐武宗扶持起来的杨钦义，就比仇士良积极得多。

连远在洛阳的白居易，都感受到了执行毁佛任务的宦官们的淫威，《尚书故实》记载，洛阳有圣善寺，内有一座巨型的银质佛像。安史之乱时被人截取了一只耳朵。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阳，主动捐赠了三大锭白银将耳朵补上。按照唐武宗敕令，宦官要将圣善寺银佛拿走熔炼，没想到发现两只耳朵大小不一致，竟然强令白居易再拿出银子补足耳朵重量，理由是耳朵不一样大小，皇帝会怀疑他们贪污。白居易必须为此负责。

于是老白就不得不从命，前面经历过甘露之变，白居易写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纪念此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对宦官的惧怕，不敢指责宦官专权蛮横。只能慨叹人生无常。此时面对无理要求，只能忍气吞声。

也就在反佛达到高潮的时候，圆仁下定了决心离开了长安。此时的长安，反佛气息浓厚，圆仁已经无法立足，而且他从日本带来的弟子惟晓也病故了，圆仁十分伤心。按照当时的敕令，圆仁要想离开长安，只有还俗才可以，于是他被迫还俗，但是离开长安的时候，他还是秘密携带了很多经文法器，并且将袈裟叠成长条带子围在腰间，以示不忘佛法。当时隐藏僧服要判死刑，圆仁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唐朝官吏杨敬之、李元佐、杨鲁士等人的帮助，受其馈赠得到了过所、盘缠和衣物、茶饼等，圆仁在会昌五年五月离开了长安，踏上了返乡路。
河南登封法王寺内有一件文物可能与返乡途中的圆仁有关，唐会昌五年（845年）安葬舍利石铭，署名人中有圆仁，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自己离开长安后，五月二十二日至永宁县（今洛宁县），六月一日到郑州，中间这几天没有留下记录，极可能是到登封参与了安葬舍利，这在当时只能秘密进行，所以圆仁没有留下记录：

（图片来自“爱塔传奇”）

此后的行程就与本讲座主题关系不大了，总之，圆仁最终返回日本，并且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名著。虽然内中由于立场问题有很多失实的记载，需要我们结合其它史料来综合判断，但是它毕竟是有关会昌毁佛的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仍然弥足珍贵，即便是失实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思想和街谈巷议，仍然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可以注意到，圆仁多次出入大明宫，他所描绘的事件也多数发生在大明宫，可以说，圆仁和大明宫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

至于唐武宗，他最终死于丹药，《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十二月条：“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武宗病情耽延，最终不治。这个过程中，术士是以“换骨”为理由阻止武宗治疗的。那么何为“换骨”？

在术士们看来，脱胎换骨是成仙之初步阶段，脱胎换骨的过程与胎儿的孕育一样需要时间，《云笈七签·金丹部》：“人以十月成身，丹以十月脱胎，人道相通，超凡入圣。”结果因此耽误了唐武宗的病情，导致一病不起。年仅三十三岁。

虽然圆仁十分憎恶唐武宗，但不可否认的是，唐武宗打击仇士良、整顿吏治、平定泽潞，威慑卢龙、河东，击败回鹘，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唐朝后期的皇帝中，算得上颇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