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因战争受挫，伊朗政权面临迄今最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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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领导人最后还能用来支撑其“合法性”的那套说法，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被击得粉碎。

许多普通伊朗人说，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持续12天的战争，打破了这个政权长期精心培植的“不可战胜”形象。如今，战后余波正在助推过去两周的一波抗议浪潮。在伊斯兰共和国试图重新掌控局势之际，至少已有500人死亡。

从伊朗境内流出的影像显示，尽管遭到镇压，大规模抗议仍在持续。

人权组织评估称，安全部队已开枪射杀数百名，甚至可能是数千名抗议者。特朗普总统反复威胁称，如果继续动用致命武力，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周二，他的助手们将向他简报美国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回应这些杀戮。

伊朗领导人此前也挺过类似风暴。但这一次，政权的处境要弱得多。

阿亚图拉神权集团的统治形态，是在一场血腥的八年战争中被塑造出来的。这场战争由萨达姆 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不久对伊朗发动。那场创伤之后长期维系的社会契约是：伊朗人愿意不情愿地吞下艰难与限制，作为交换，一个强大的国家将保护他们免受外敌攻击。

这种预设在2023年轰然坍塌。当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后，一场地区战争被引爆，并在去年夏天把死亡与毁灭带进德黑兰的心脏地带。

以色列对伊朗各地的打击摧毁了其相当一部分军事领导层，随后美国的轰炸行动又对伊朗核计划造成沉重打击。对一个把巨额国民财富投进代理人网络的政权而言，这是一次羞辱，因为那张网络的设计目的正是为了威慑这类针对本土的攻击，结果却未能做到。

如今，抗议者明知可能被逮捕，甚至被子弹击中，仍选择走上街头。他们提出的诉求已不止是政策改变，而是要求伊斯兰共和国本身的垮台。

1979 年，德黑兰民众欢呼簇拥着霍梅尼阿亚图拉的车队。

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 瓦埃兹（Ali Vaez）说：“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多年来，这个政权一直辩称，尽管它没能为伊朗人带来繁荣或多元政治，至少带来了安全与保障。事实证明，它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他补充说：“现在，人们已经走到了说‘够了，真的够了’的地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卡里姆 萨贾德普尔（Karim Sadjadpour）说，去年6月那场12天的战争给了政权一种短暂的兴奋冲动，许多人误以为这会带来全国性的“聚旗效应”，也就是人们会在危机中暂时团结到政权周围。他指出，自1979年建立以来，伊斯兰共和国对以色列选择的是一场“选择之战”，而不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他接着说：“外部战争往往会在革命政权的早期强化其统治，但军事羞辱会暴露晚期毒菜的脆弱本质。”

事实上，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例证：高压统治的政权在对外敌手遭遇军事挫败之后，会被国内动荡推翻。在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于2000年下台，距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一轮轰炸行动迫使他放弃对科索沃的控制仅一年。阿根廷的军政府在1982年福克兰战争败给英国后一年，被民主政府所取代。希腊的军事独裁政权则在1974年于塞浦路斯战争失利后崩溃。

没有任何一次剧烈动荡只有单一原因。伊朗最新一轮抗议的直接诱因，是一连串货币贬值。这既显示出伊朗经济危机在加深，也发生在油价下跌与西方制裁扼住商业活动之际。然而，这场危机与伊朗的孤立处境密不可分，而这种孤立显然是其失败外交政策的明确结果。

现年86岁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 哈梅内伊自那场12天战争以来一直顶住外界要求其改变路线的压力，仍试图照常运转。德黑兰既未显著调整其外交政策，也未就伊朗核计划与特朗普寻求达成可能促成制裁缓解的协议。政权同样没有推出任何可能在国内支撑并巩固其民意支持的重大政治与经济改革。

2025 年 6 月，德黑兰遭以色列空袭。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 瓦坦卡（Alex Vatanka）说：“美国空军有能力把伊朗炸得支离破碎，这并不让任何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在挨过这样的打击之后，你竟还想回到那套把国家带到今天这一步的政策上去。”他补充说，正是这种做法催生出一种近乎彻底的绝望感，于是人们会说：“我在这里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这并非伊朗政权第一次遭遇大规模抗议。它曾挺过2009年围绕总统选举争议爆发的所谓“绿色革命”，也挺过2019年与2022年的几轮重大动荡。

但如今，国际环境已经不同。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正在公开鼓励这波抗议。与此同时，伊朗的地区对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希望伊朗政权被压到可控状态、把注意力收回国内，却并不希望它崩溃。

许多伊朗邻国担心，这个拥有超过九千万人口的国家可能陷入一种类似叙利亚的内战局面。届时，在伊朗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及其他少数族群聚居的省份里，分离主义叛乱可能爆发，并外溢至边境之外。

卡塔尔大学海湾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尼古拉 科扎诺夫（Nikolay Kozhanov）说：“海湾国家的邻国心态是，他们宁愿与一个自己熟悉的伊朗打交道，也不愿面对某种全新的未知局面，或者一片失序与动荡的地带。”他接着说：“阿拉伯邻国尽管问题与矛盾重重，但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被削弱的伊朗，一个他们看得懂、也更可预期的伊朗。不要抱幻想，以为伊朗发生政权更迭就必然会带来一个更友好的新政权。”

回到200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也有类似担忧，因此并未选择公开支持伊朗“绿色革命”抗议者，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与哈梅内伊政权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上。2013年，奥巴马在最初宣称化学武器的使用将构成触发美国干预的“红线”之后，又取消了对叙利亚政权发动空袭的计划。叙利亚政权当时被描述为得到伊朗支持，而这次潜在打击的背景，是其被指在大马士革郊区古塔对平民使用神经毒剂。

相比之下，特朗普释放的信号是他将采取行动。特朗普周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正在看到自由，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美利坚合众国随时准备帮助！”

当然，特朗普也受到了另一场成功先例的鼓舞。文章称，他通过斩首方式打掉委内瑞拉尼古拉斯 马杜罗政权，并且迄今至少获得其继任者的配合。外交官与研究伊朗人士说，他可能会被同一套范式所吸引，也就是移除哈梅内伊，转而寄望于一个更柔顺、更易被塑形的继任者带来更好的结果。

去年6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知道哈梅内伊藏身何处，但不会让他被杀死，至少现在不会。

上周德黑兰示威者，图片摄自一段社交媒体视频。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中东与北非项目副主任埃莉·杰兰马耶赫（Ellie Geranmayeh）表示，如果美国选择移除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这反而可能给政权内部其余力量提供一次机会，使其采取更务实的路线，类似的转向曾在加拉加斯出现过。

她说，届时伊朗政权的剩余部分或许会对民众这样解释：我们能够让你们重新看到经济改善的希望，因为我们将推动与美国达成解除制裁的协议；同时，我们也在修补社会契约中关于安全保障这一关键支点的裂口，因为我们已经消除了美国空袭威胁的持续存在。

她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鉴于当下地面上可见的不满规模、骚乱与暴力程度，这样的转向是否足以安抚伊朗民众。她补充说，但这确实为现行统治体系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退路；而且如果参照委内瑞拉的先例，这条路可能对特朗普以及海湾国家同样具有吸引力。

但这条路径未必会同样打动伊朗的亲民主抗议者。“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那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智库“证券交易所与集市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格赫利季（Esfandyar Batmanghelidj）说。他并预测，即便没有外力介入，哈梅内伊最终去世之后，伊朗体系本来也会转向更务实的路线。

他补充说，如果所谓斩首只是移除最高领导人，却保留政权的本质，那将是一场悲剧；那意味着迄今在这些抗议中丧生的人，以及在此前一轮轮抗议中丧生的人，都将白白牺牲。

亚罗斯拉夫 特罗菲莫夫（Yaroslav Trofimov）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外交事务记者，报道世界各地的重要议题与重大动态。

他曾于2024年获得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政治分析奖；在其他多项荣誉之外，他还因报道乌克兰战争而入围2023年普利策奖决选，并因报道塔利班接管阿富汗而入围2022年普利策奖决选。

特罗菲莫夫出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纽约大学。他于1999年加入《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担任驻罗马记者、驻中东记者、驻新加坡的亚洲记者，曾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担任分社社长，并曾以驻迪拜专栏作家的身份撰写有关大中东地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