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要被行刑，看守突然耳语：我可以救你们，但只能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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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5年夏末，贵阳，深夜，空气闷得像是浸水的棉布。监牢里，两名地下党人身陷囹圄，刑期已定，次日问斩。

值夜的看守悄声靠近铁门，低声说：“我可以救你们，但只能救一个。”他没再多说，转身消失在阴影里。牢房内静得可怕，两人没回答，反而同时看向对方，警惕、沉默、怀疑。这是拯救，还是试探？

林青与刘雪苇

林青生在1911年，贵州毕节。家里贫寒，父母去得早，他很小就明白了什么是“活下去”。十二三岁那年，他孤身走出村口，一边要饭，一边找活干。

最早混进一家商号当学徒，搬货、烧水、打扫，一天到晚没个停。饭吃不饱，活干不完，挨骂是常事，挨打更不稀奇。

1926年，林青忍到极限，夜里趁老板熟睡逃走了。他不知道去哪，只知道要往人多的地方去。一路乞讨，一路走，鞋底磨光，脚掌磨出血泡，头顶是烈日，身边是饿狗。他咬着牙，走进重庆城。

重庆很大，人也多。他在街头流浪，靠擦皮鞋、送水瓶维生。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剧团收了他进去。这里的饭能吃饱，没人打骂他。他干杂活，送道具，摆桌椅，慢慢也能听戏，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学会认字，看报纸，翻书页。

他才知道，世界不只是讨饭与挨饿。剧团里的人谈论政治，说些“反帝”“革命”“自由”之类的话。他不太懂，但记住了这些词。之后，他主动请教，慢慢接触到了真正的革命思想。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1931年，成了一名正式党员。

他没忘家乡。1933年，他回到贵州毕节。这里山路崎岖，官兵盘查密集，环境比他出发时还恶劣。可他明白，组织需要人在这里点火。他找到老乡缪正元、秦天真，三人商议，建立了党支部。林青任书记。这支部虽小，却做得稳，宣传、组织、联络一步步来。

任务越来越重，敌情越来越紧。他们必须与上级联系。林青承担寻找中央联络点的任务。这活危险，走错一步就是死。他辗转多地，步行、搭船、翻山，终于在1935年初赶到遵义，与中央红军接上了线。

那年，红军刚刚经历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党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会议，调整方向。林青在遵义见到了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党组织的情况。李维汉听后，明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担任工委书记，兼任遵义县委书记。

也是在这一年，刘雪苇加入工作。

刘雪苇，1912年生，贵州郎岱人，早年读私塾，后来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思考时局。他1932年入党，先在家乡做地下宣传，后被组织调至贵阳协助林青。两人一见如故，行事风格极为契合，一个沉稳，一个灵动。

组织任务快速展开。他们策划建立交通联络线、情报传送点，还动员群众提供后勤物资支援。最关键的，是从敌人内部获取军情。几次行动中，他们成功弄到贵阳守军的军用地图、哨所分布图、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由红军指挥部分析。

这些资料被紧急送往遵义，为长征部队绕开敌军提供帮助。红军在贵州几次巧妙脱敌，背后少不了林青与刘雪苇的功劳。

但危险随之而来。地下活动总有暴露的一天。1935年7月，一名地下交通员在贵阳落网。起初咬牙抵抗，几天后意志崩溃，交代了关键地址。7月19日，敌人突袭贵阳万宝街地下联络点。林青和刘雪苇同时被捕。

审讯与拷打

敌人知道自己抓到了重要目标。林青的身份早已列入通缉，刘雪苇也被确认是工委成员。他们很清楚，这不是普通的地下党，而是核心组织骨干。

贵阳警备司令郭思演亲自主持审讯。他打算先来软的，再用硬的。头几天，他摆下酒席，把两人叫去司令部。桌上满是酒肉，门口没上铐。郭思演亲自斟酒，连称“有前途”“年轻人不要浪费”“识时务者为俊杰”。

林青低头不语，刘雪苇面无表情。桌上的饭，他们没动。郭思演讲了半小时，无人回应。他站起身，脸色沉了下来。

回到牢房后，两人知道，接下来的就不会是劝说，而是酷刑。

第二天，行刑队开始动手。林青被反剪双手，铁棒砸膝，几小时后双腿骨折，血肉模糊。刘雪苇被吊在横梁，反复用鞭打、电击、水淹三种刑罚轮番上阵。墙角血水积了一滩，仍不松口。

他们一言不发。审讯记录里，全是问号。审讯者换了三拨，还是没结果。几个干警甚至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哑巴。

连日拷打未果，郭思演决定上报。得知上头批准就地处决，两人不再有价值。

此消息传进牢房时，是看守通知的。林青点了下头，刘雪苇只是眯了眯眼。他们都没问行刑时间，也没提请求。

就这样，行刑命令下达，监狱气氛骤变。其他犯人都知道，这俩人熬不住了。

但在所有人都以为局已定时，一件意外打破了沉寂。临刑前一晚，董良青来了。

夜半密语

临刑的命令下来后，监牢更静了。林青靠着墙坐着，双腿包着脏布，已经肿得不像样。刘雪苇蹲在地上，时不时盯着门外看，耳边只有老鼠刮墙的细响和远处的犬吠。他们没说话。每过一炷香的时间，巡逻的人就从铁门前走过一次。

这天夜里，最后一班夜巡刚走过去没多久，走廊忽然传来脚步声，很轻。那人没有敲门，站在门口压着嗓子说了句：“我可以救你们，但只能救一个。”

声音干涩、急促，说完就停了下来。

林青先听出来，这是值夜的董良青。他是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士兵，眼神比别人干净，说话从不多。之前几次送饭，他话少，但观察得仔细。

两人没答话。屋里很安静，连刘雪苇的呼吸也变得缓慢。林青抬头看了眼天花板，没动。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激动，而是怀疑：这是试探？圈套？敌人以前不是没用过这种手段。

过了几秒，董良青又开口了。他说，自己是党员，早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后来被敌人当“俘虏兵”编进看守队。身份没暴露，便利用机会观察牢里的情况。

“我一直在等。”他声音更低，“等确认你们没人变。”

这话让林青眉头一动。他半信半疑。董良青继续解释，他能带一个人出去，但必须是今晚，因为再晚一晚，就没有机会。

外头的夜风从窗缝灌进来，带着土腥味。刘雪苇看了林青一眼，又望向门口。他们都明白，如果是真的，这是唯一一次出逃机会；如果是假的，等着的就是刑场和乱枪。

林青没犹豫太久。他问了句：“能出去几次？”

“只能一次。”董良青说，“我带人如厕为名，每次只能带一个，多一次，就露了。”

刘雪苇脱口而出：“先救你。”

林青摇头：“我走不了，腿折了。”他盯着地面，语速很平，“出去的必须能跑、能藏，能继续干。”

刘雪苇不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上了。时间在滴滴往前。董良青在门外来回踱着步。他不能久留，再拖，就出不去了。

林青忽然站了起来，拖着伤腿走到门口，猛地用拳头砸门。他高喊：“报告！我要汇报！”声音突兀而刺耳。外面脚步乱了起来，几名看守迅速跑过来。

“他要告密！”其中一人喊。

林青被拖走时，嘴角带着血。他转身看了刘雪苇一眼，什么也没说。这一眼，像是一道命令，也像是一份诀别。

门重重关上。刘雪苇站在原地，指甲抠住墙皮，直到血渗出来。

逃与牺牲

时间回到刚才。董良青没耽搁。他转身去了另一侧的牢房，回来时带了一把钥匙。走进刘雪苇那间，说：“快，装作上厕所。”

外头不疑有他。董良青曾几次夜里带人如厕。只是今晚，这一趟不再回来。

他们借着夜色翻出侧门，躲过了岗哨。他们跑过监狱后墙，穿过两条小巷，绕到东城门外。雨停不久，地上都是水坑和泥浆。刘雪苇两次滑倒，腿上划破皮，但不敢停。

两人抵达安全屋已是凌晨。屋里仅一张破床，墙角放着干粮和旧衣。董良青把东西推给刘雪苇，说：“你要活着。”

说完，他没再停，转身离开。从此，再没他的消息。

天亮后，狱中气氛变了。林青不见了，刘雪苇也没回来。敌人很快明白出了事。所有通道封锁，街头设卡，工人宿舍、旧巷子、城外客栈一一排查。

林青没再多说话。敌人打他、问他、吼他，他都不吭声。他们以为他要“保人”，其实林青心知肚明，一切已经定了。

刑场设在贵阳郊外。9月11日清晨，车子从警备司令部出发，一路警车开道。林青被抬上板车，身上盖着破毯子，双腿已不能动。

他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声音嘶哑，却穿透沉沉晨雾。

敌人慌了。他们怕这些喊声影响围观的人。一名士兵用刀片勒住林青嘴，血涌出来，但喊声没停。

行刑那刻，林青仰头望天，眼神极静。

林青，1935年9月11日，就义，年仅24岁。

城内，刘雪苇藏身数日，后经秘密路线转往遵义，再赴延安。多年后，他成为文化系统重要人物。

但那晚，那间牢房，那道喊声，始终留在他记忆里。林青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有一个动作，一声高喊，一个坚定的眼神。

那是战友之间，最直接的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