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马库斯：赫伯特其人其诗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于1924年出生在波兰的利沃夫（现属乌克兰）。1939年红军进驻利沃夫之前，他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中产生活。他后来回忆道：“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沦为了一座集中营。” 而苦难远未终结：两年后，利沃夫落入德军手中，直到二战结束才被苏联收复。

1941年6月纳粹占领时期，赫伯特写下了人生中第一批诗歌。他同时投身于波兰抵抗运动，而这一经历，在利沃夫重新被苏联掌控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由于他宣誓效忠于波兰流亡政府，而非投靠共产者游击队，年仅二十出头的他便成了当局眼中的“不受欢迎之人”。

赫伯特最终得以进入克拉科夫大学深造，先后取得了经济学学位、法学学位与哲学学位。但他的生活始终颠沛流离，正如他后来所言：“我开始东奔西跑，做点零散的营生，勉强糊口。”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靠卖血维持生计。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停止诗歌创作。受政治身份所累，出版诗集对他而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他仍得以在《今日与明日》《普世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一些零散的诗歌与评论文章。

1956年，政治解冻的春风吹遍波兰，赫伯特的首部诗集《光的和弦》终于得以出版。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他也终于能够走出国门。他先后游历伦敦、柏林与巴黎（在巴黎，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良师益友，也是偶尔针锋相对的论敌——切斯瓦夫・米沃什），并接连出版了《赫尔墨斯、狗与星星》（1957）、《物体研究》（1961）等多部诗集。赫伯特始终深耕于波兰诗坛，1965至1968年间，他还担任了《诗歌》杂志的编辑。但他的一生依旧漂泊不定，这段辗转的岁月也孕育出不少佳作，比如收录于散文集《花园里的野蛮人》（1962）中的系列涉猎广泛的随笔，1971年他还曾远赴洛杉矶，短暂担任过教职。

正是在加州这段旅居时光里，赫伯特塑造出了 “科吉托先生”这一诗歌形象——这个角色善于思索，又时常透着几分诙谐。其时美国诗坛，自白派诗人风头正盛，人们难免会将赫伯特笔下的这“另一个自我”，看作是约翰・贝里曼《梦歌》中“亨利”的远亲。但贝里曼那种自传式的戏谑表演，或罗伯特・洛威尔在自我剖白中欲说还休的笔法，与赫伯特的创作旨趣相去甚远。“科吉托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思想的造物”。他读报，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容，点燃一支香烟，但正如其名所示，他的核心使命始终是“思考”。（归根结底，他或许与伊塔洛・卡尔维诺笔下的“帕洛马尔先生”更为相似——后者的目光如望远镜一般辽阔，容纳世间万物，唯独没有自我。）

1981年，在旅居海外多年之后，赫伯特终于永久地回到了故土——这片 “满载着所有苦难的宝库”。这一年也是波兰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同年12月，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宣布实施军管，掀起了对公民自由最为严酷的打压浪潮。在当局与刚成立不久的团结工会陷入长期的拉锯战时，这位57岁的诗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持不同政见者站在一起。

无论如何，此举都奠定了赫伯特作为“异议诗人”的声望。但他始终警惕诗歌与政治的过度纠缠，最著名的一例便是，1972年在西里西亚诗歌节上，他与一群年轻作家公开争执。在他看来，诗人若是与意识形态同流合污，便是犯下了“一桩该受惩处的罪行”。介入政治是一条死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他宣称：“如果一个诗人对自己的创作抱有严肃的态度，那么他的战场绝非‘当下’——在我看来，‘当下’不过是我们对社会、政治与科学现有的认知状态——而（诗人的战场）应是真实的世界，是人与周围具体现实的执拗对话：与这张桌子对话，与那位邻居对话，与此时此刻对话。这是一种对日渐式微的沉思能力的坚守。”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伯特就像是一位厌恶空谈的哲学家——这样的身份，注定步履维艰。但是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任由那些矛盾自生自灭。正如他在《科吉托先生与想象力》一诗中写道：

他钟爱同义反复 钟爱同语反复的解释 鸟即鸟 奴役即奴役 刀即刀 死亡即死亡

整个20世纪80年代，赫伯特都以自己的名望与声誉，为团结工会运动摇旗呐喊。这十年漫长而煎熬，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饱受哮喘、血液循环障碍与躁郁症的折磨。他的公开言论也变得愈发尖锐。1989 年，团结工会同意签署所谓的“圆桌会议协议”，同意参加一场明显于己不利的选举。包括赫伯特在内的许多批评者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妥协。即便后来团结工会彻底击败了共产主义政权，敲响了其覆灭的丧钟，这位诗人依旧难掩疑虑。在1994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日益加深的幻灭感：“我们从未相信过自己能够获得自由……没有人思考过胜利之后该何去何从，也没有人想过该如何处置战败的对手。后来，那场致命的‘圆桌会议’催生了一个怪胎——那甚至算不上一场剖腹产，最终生下的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婴儿…… 那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产钳的钳制之力。”

然而，一如既往这份愤懑几乎从未直接出现在他的诗歌之中。“科吉托先生”最后几次登场时，“灵魂就佩戴在袖口”；在其他诗作里，诗人则以坚忍的遗憾，审视着自己日渐衰败的肉身。他甚至还写过一段戏谑的“扪心自问”：“这是肉身之城最惹人怜爱的所在 / 九个月来 如同一架盲目的望远镜 凝望世界 / 直到最后一刻 消防队呼啸而至 / 骤然的停顿 / 从此孤立无援 注定一生为爱沉沦……”（《肚脐》）

20世纪90年代的数年间，严重的健康问题使赫伯特彻底搁笔，无法再创作任何诗歌。但到了1997年，他短暂地恢复了写作能力，创作的诗篇足以集结成一部告别之作——《风暴的尾声》。这部诗集于 1998年初出版。仅仅数月之后，同年7月28日，赫伯特在华沙逝世，享年73岁。

在他的祖国波兰，其声望难免会成为一些修正主义者攻击的靶子，但自他离世后，其文学地位不降反升。他究竟该被视为一位抗争诗人，还是一位探索本体论的“麦哲伦”——抑或二者皆是，正如“科吉托先生”一半是堂吉诃德，一半是桑丘・潘沙——这个问题，他的读者们想必会争论许多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始终执着地追寻着真理——这个最难以捉摸、却也是最令人敬畏的目标。诗歌或许无关政治，但它永远关乎良知。这一点，即便是审问过他的共产主义官员也心知肚明。在赫伯特漫长的一生中，这类盘问时有发生。在某次无意义的讯问结束后，面对这位或闪烁其词、或避重就轻、或佯装糊涂的诗人，虚弱的秘密警察在报告中写道：“说到底，他是个颇有骨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