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军统教父，余乐醒为何与戴笠闹掰，又死在新中国监狱？

1959年，一份死亡通知单从监狱里递了出来，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余乐醒。

那时候没人把这当回事儿，甚至觉得这人死有余辜。

为啥？

因为他是作为“黑心奸商”被抓进去的，罪名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生产劣质汽车配件，坑害志愿军。

这事儿搁那个年代，绝对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拉个二十年，只要提起“余乐醒”这三个字，戴笠手下那帮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都得毕恭毕敬喊一声“老师”。

再往前倒十年，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铁哥们，是叶挺独立团的座上宾，甚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那批党员之一。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手里握着“红色元老”和“蓝衣社教父”两副王炸的顶级聪明人，最后怎么就混成了个被自己算计死的阶下囚？

说白了，这哥们儿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典型的“高智商、低财商”投机客。

他这一辈子，成也技术，败也算计。

咱们先从他那个最丢人的结局说起。

建国初期，按理说像余乐醒这种军统核心层的大佬，能留条命就不错了。

但他运气好，脑子也转得快。

上海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立马在家架起秘密电台，帮着地下党策反国民党军队，甚至还协助我也党顺利接管了上海的一批重要物资。

这一把“梭哈”，他赌赢了。

新中国成立后，给了他极大的宽大处理，不仅没杀头，还安排他在上海的一家机械厂当总工程师。

这待遇，说是天上掉馅饼都不为过。

这时候，只要他老老实实搞技术，凭他在苏联学的那些真本事，混个晚年安稳一点问题没有。

可坏就坏在他那个“精明”劲儿又上来了。

抗美援朝爆发，前线急需物资，他所在的工厂接到了给志愿军卡车生产配套零件的任务。

正常人想的是怎么保家卫国，余乐醒想的是：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觉得反正天高皇帝远，零件差点儿也没人知道，就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把省下来的钱装进了自己腰包。

你敢信？

前线战士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运物资，车坏在半路就是活靶子，他却在后方为了那点差价搞这种烂事。

这种钱都敢赚，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了，这是把良心拿去喂了狗。

结果可想而知，“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他这种顶风作案的典型立马被揪了出来。

这一次，没人再保他，也没法保。

他就这样把自己作进了监狱，蹲了几年大牢，最后病死在里面。

很多人看到这儿可能会纳闷：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皮子怎么这么浅？

这事儿吧，得从他的“出厂设置”找原因。

余乐醒早年那是真正的“精英配置”。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那是和周恩来、李富春同一批的大神。

在法国学化学机械，后来又去苏联专门学“政治保卫”，也就是特工技术。

那个年代懂这个的中国人，凤毛麟角。

他在苏联受的是正儿八经的“契卡”训练，搞爆破、配毒药、造炸弹，那都是专业级的。

回国后，他很快就在北伐军里混得风生水起，叶挺都得高看他一眼。

如果不瞎折腾，他在革命队伍里坚持下来，建国后少说也是个部长级的元勋。

但人生的分水岭，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局势那是相当凶险。

这时候，余乐醒心里的算盘珠子开始噼里啪啦乱响：这革命看着是要黄啊，还是保命要紧。

他不但跑了，还干了一件极不地道的事儿——卷款潜逃。

他利用职务之便，扣下了一批用来给部队发饷的黄金，带着钱躲进了上海的租界。

这一跑，彻底断送了他的红色前程。

在他看来，这是“及时止损”，但在历史看来，这就是投机分子的本性暴露。

拿着这笔黑心钱，他在上海过了几年舒服日子。

但坐吃山空啊，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又开始琢磨下家。

余乐醒这一出现，简直就是想睡觉来了枕头。

两人一拍即合。

戴笠看中了他的苏联特工技术，他看中了戴笠背后的权势。

于是，余乐醒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的“技术总监”。

如果你去翻翻军统的内部资料，会发现著名的临澧特训班，实际的一把手其实是余乐醒。

他把苏联那一套特工理论，结合自己学的化学机械知识，搞出了一套系统的特务教材。

什么隐形墨水怎么配、定时炸弹怎么定、汽车怎么改装，全是他在教。

可以说，国民党那几十万特务，不论是搞暗杀的还是搞情报的，追根溯源，祖师爷都是余乐醒。

他在军统内部被称为“余主任”，那是真正的实权派，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在权力的游戏里，懂技术永远玩不过懂权术的。

随着军统势力越来越大，戴笠开始忌惮这个资历比自己老、懂的比自己多、学生比自己还亲的“二把手”。

再加上余乐醒这人有个改不掉的毛病——贪。

他在负责采购物资和办学的时候，手脚总是不干净，雁过拔毛。

戴笠正愁没借口整他呢，这下好了，直接抓了个现行。

要不是余乐醒的小舅子是军统大佬沈醉，拼了命地在戴笠面前求情，余乐醒早在抗战时期就被执行家法了。

死罪是免了，活罪难逃。

他被戴笠一脚踢出了核心圈，关了禁闭，后来虽然放出来，但也只能在边缘部门混日子。

从那以后，他对国民党算是彻底寒了心。

直到戴笠飞机撞山摔死，余乐醒才算真正松了口气。

看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位“算死草”又开始琢磨退路，这才有了后来在上海的“起义”。

你回头看余乐醒这一生，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起步是中共元老，因为贪财怕死，背叛了革命；

中期是军统教父，因为贪财功高，被主子抛弃；

晚年投靠了人民，又因为贪财黑心，死在了监狱。

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赌徒，一辈子都在各个阵营之间搞“短线操作”。

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技术这个“硬通货”，就能在乱世里左右逢源，谁都得求着他。

但他忘了，这世上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交易的。

技术可以卖，良知不行；阵营可以换，底线不能破。

他总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能算计天下人。

结果呢？

他算准了每一次风向的转变，却没算准人心向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却没躲过自己贪欲的陷阱。

余乐醒这个名字，起的倒是挺好，“乐醒”，大概是希望自己能快快乐乐地清醒着。

可惜啊，他这辈子太“醒”了，醒到眼里只有利益，最后做了一场再也醒不过来的噩梦。

1959年的那个冬天，他在监狱冰冷的板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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