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儿子们：在台湾的儿子一辈子穷困潦倒，没有娶妻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徐州战场一片沉寂。

杜聿明败了。曾经的“剿总”副司令，如今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原本希望他能守住阵地，实在不行，也要“殉国以谢”。杜聿明听进去了，真想一死了断。

可手枪被副官抢走，只能投降。

他活了下来，但去往台湾的家人，却远没那么幸运。

杜聿明的夫人，更是对蒋家政权恨之入骨。

蒋介石用人，有一个出了名的怪癖：越信任的人，他越提防；越依赖的人，他越要控制。

他嘴上说得热情，说你是“最看重的人”“最值得信赖的人”，可下一秒，后脚就盯上你老婆孩子。

老蒋习惯用一种“师生情”“知遇恩”的面具接近你，让人误以为他掏心掏肺，全凭你一人独当大任。

可到了关键时刻，他一定不放心地在背后加一把锁。

杜聿明，就是这套“驭人术”的典型受害者。

1948年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战局已岌岌可危。蒋介石此时信不过黄百韬，也不敢太信李延年，最后把指挥大权交到了他最看重的“学生”杜聿明手上。

在动身前，蒋介石把话说得掷地有声：“这仗打好了，师生共荣；打不好，我脱军装，你放下枪。”说完还重重拍了拍杜的肩膀，一副生死与共的样子。

杜聿明是军人出身，血性十足，又一向敬重蒋介石。当场表态：“愿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一战。”

但就在他刚出门没多久，蒋介石立刻给杜的妻子曹秀清下了命令。

当时曹秀清正带着孩子、婆婆闲居上海，突然接到国民党中央来信，说丈夫已经“阵亡”，让她即刻收拾行李，搭乘“最后一班军机”前往台湾，并承诺全家生活费由政府承担、孩子教育费用全部包办。

这封信，可不是蒋介石真的大发慈悲，跑来关心你杜聿明的家属，而是告诉你，你老婆孩子已经在我手上了。

杜聿明当然明白这层含义。

蒋介石这样干，可是比破釜沉舟更狠。因为“破釜沉舟”不牵连家人，而蒋介石这是连退路都不给，一刀断绝。

带着这种心理负担，杜聿明带兵深入战区。

1948年11月，黄百韬兵团被歼。几天后，第十二兵团被合围。徐州告急，战线崩盘，整个华东战场危如累卵。

毛主席亲自致信杜聿明，劝其弃暗投明。但杜心存旧恩，一口回绝。

到了1949年1月，杜所率部队全线崩溃。他本人被俘。那一刻，他并非不想以死殉国。

杜一度试图饮弹自尽，还是副官眼疾手快，把他手枪夺了下来，这才没有变成一具尸体。

但他成了活俘虏，没有“壮烈殉国”，这下彻底断了蒋介石最后一层幻想。

可更惨的，是他在台湾的家属。

蒋介石并没有任何打算兑现早先承诺的生活保障。

一将功成，满地哀鸣。

杜聿明已不知是死是活，今后生活再无依靠，没有选择的曹秀清只好带着年迈的婆婆和五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

蒋介石说得天花乱坠：安排房产，保障生活，子女读书不用操心，一切都会“由政府妥善处理”。

她信了。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是蒋介石亲口称赞过的“爱将”。她以为蒋氏至少会讲点旧情。

可飞机落地那一刻起，所谓“保障”就已经结束了。

他们没有房子住。临时安置点简陋不堪，孩子们挤在一起睡觉，大人夜夜难眠。

蒋介石说好的生活费，实际只发了少得可怜的“特别补助”，根本不够维持七口之家的温饱。

为了生计，曹秀清不得不收起“将军夫人”的身份，走出家门打工。她先是在邮局谋得一份收发差事，每月收入微薄。

后来又换到一家工厂做工，每日辛苦劳作，汗流浃背。即便如此，孩子们的饭钱还是经常发愁。

长年营养不良，加上居住环境恶劣，婆婆在贫病中离世。

曹秀清试图寻找帮助。她写信、登门，去找宋美龄、张群等高层反映情况。

她请求国民党兑现承诺，哪怕给孩子们一点点读书的希望。可最终都石沉大海。

人微言轻，尤其是“战败之将”的家属，更不在蒋介石“体系内”的施舍名单上。

真正压垮曹秀清的，是儿子的死讯。

她的大儿子杜致仁当年远赴美国留学，靠的是奖学金与打工双重支撑。

白天上课，晚上做清洁工，节衣缩食，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学费告急之际，他给母亲写信求助。

曹秀清心如刀绞，她不是不想帮，但她自己在台北都快揭不开锅。情急之下，她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恳请支援。

或许是碍于面子，蒋介石最终“特批”了一笔援助——1000美元，而且要分两年拨付。而当时，美国一年大学学费就要3000美元起步。

这哪里是救命的钱，是赤裸裸的侮辱。

他吞下整瓶安眠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消息传回台北，曹秀清痛不欲生，久久不能接受。

唯一带来一丝转机的，是大女儿杜致礼。

她早年留学美国，后来嫁给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1957年，杨振宁因“弱相理论”获诺贝尔奖，成为华人世界的骄傲。

也就是在那一年，蒋介石对杜家忽然“重视”起来。

1958年，宋美龄亲自接见曹秀清，说：“恭喜你女婿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看看他们。”

曹秀清只轻轻回了一句：“我是很想见他们的。”

宋美龄点头，又问：“你打算怎么对杨博士说呢？”

曹秀清答得很坦白：“我不知道。”

宋美龄当即暗示，她此行有“使命”：去美国，请杨振宁回台湾。

曹秀清开始准备出境手续。她提出想带一个儿子同行，立刻遭拒。

她还被要求找两名“地位高于杜聿明”的人士担保才可放行。

她知道这话的分量。可她只想出国看女儿，就算这是圈套也认了。

手续终于办好，她搭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结果刚落地不久，她第一件事，就是退掉了回程票。

她显然无意遵守六个月返台的秘密协定，她似乎不想再回来了!

后来曹秀清抵美不过一年多，忽然听闻丈夫杜聿明已被特赦出狱。

她喜极而泣，却也陷入更深的挣扎。十五年未见的丈夫还在大陆，四个孩子却都在台湾。

她不知道自己该回哪边——哪边是家，哪边才是归处？

她曾跑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想让他们帮忙代购一张返台的机票，想回台湾看看孩子。

结果，负责接待的人连她都没抬眼看一眼，冷冰冰地说：“我们不相信杜将军的夫人没钱买飞机票。”这一句话，把她的尊严彻底踩进了泥里。

昔日高官的夫人，如今连基本信任都得不到。

蒋家政权，早就将杜家人当作弃子。

在美国，她的心早已千疮百孔。她反复踱步，夜不能寐，一边是丈夫的呼唤，一边是儿女的前途。

直到1963年，她终于下定决心，踏上归途，回到了大陆，回到了那个日夜思念的男人身边。杜聿明苍老了许多，她也白了头。两人重逢，泪水止不住地落下。

谁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是十五年。

可杜家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幸运。

她走后，留下的四个孩子，在台湾的处境越发尴尬。

他们成了事实上的“人质”，行踪受限，身份受控，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步履维艰。

最受打击的是那对双胞胎儿子：杜致勇与杜致严。

哥哥读书、找工作处处被卡；弟弟甚至直接被迫辍学，去做计程车司机糊口。

杜致勇学历不错，想干本行，却被国民党打压，最后只能在台中一家保龄球馆给球钻孔。一个黄埔将军的儿子，竟落得如此光景。

他们不是没试过找关系。黄埔一期的老同学黄杰当时正春风得意，可他对杜家的苦况避而不谈，一句帮忙的话都没说。

老同学之间的情义，在杜聿明被俘的那一刻早就荡然无存了。

杜家的两个女儿杜致义、杜致廉，境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她们先后嫁人，可连自己子女申请出境都遭遇层层刁难。

1981年，杜聿明病逝。

这时，国民党突然“良心发现”，觉得曹秀清年事已高，又在大陆孤苦伶仃，不如“做点工作”，搞搞统战。

于是，一纸通行证批下来，让杜家的三个孩子飞往香港探亲，目的是软化老太太，争取她“回台省亲”。

1982年，八十岁的曹秀清如约到了香港。

她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儿女。她抱着他们痛哭，可面对蒋家政权伸出的“橄榄枝”，她没有松口，坚决不提“回台”二字

1983年，她再次赴港。子女们满怀希望，盼她这次松动，结果她依旧没有去台湾的打算。

1984年，她第三次赴港。这一次，她还没来得及见上儿女最后一面，就病逝了。

而国民党精心设计的“统战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这位白发老妇，一生颠沛流离，三次赴港都不肯回台。

她再也不愿踏进那个背叛了丈夫、逼死了儿子、拆散了家庭的地方。

她恨透了蒋家天下，她再也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