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斩杀线”，到“兜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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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期，一个源自网络游戏的词汇——“斩杀线”，在中文互联网迅速走红。在游戏中，它指的是角色一旦血量跌破某个临界值，就会被瞬间终结。当这一隐喻被移植到现实社会时，它意外地精准描绘了当下美国社会的某种结构性风险：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看似体面，却已几乎没有承受意外冲击的缓冲空间，一旦越过某条无形的线，便可能迅速跌入赤贫状态。

这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在政策统计层面，不少国家的“ALICE”（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人群——有工作却资产有限、收入不足以覆盖基本生活成本的人——正在迅速扩大，构成一个高风险的“中间地带”。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却可能因意外事件，被迅速推过那条“斩杀线”。

客观地看，“斩杀线”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出现的传播学现象，并非美国独有的社会问题。“斩杀线”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折射了个体在现代化社会中面临的体系性风险与脆弱性。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生活的风险化并非现代化失败或偏离正轨的体现，而恰恰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作为学术共同体，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在美国这样一个极度发达而富裕的社会中，个体的下滑会如此迅速，几乎没有刹车空间？中国的社会治理，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需要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来避免这样的连锁扩散？

围绕这些问题，IPP近期组织了“从美国‘斩杀线’到中国‘兜底网’：现代社会如何保障个人风险”研讨会，三位研究人员分别从金融化运行逻辑、城市治理模式与社会整合机制等角度展开讨论，对比不同社会应对个人风险的制度路径。

对话人

林辉煌

IPP资深研究员

李明令

IPP副研究员

卢克玲

IPP副研究员

主持人

杨庭轩

IPP助理研究员

杨庭轩：近期，“斩杀线”的讨论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关注。但“斩杀线”并非一个严谨的官方概念或学术概念，而是对一系列现象的综合描述。回到我们的学术讨论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一条“斩杀线”？如果存在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或者社会现象？请李明令博士为我们讲解一下。

李明令：我想先从这张图讲起。这是一张全球财富分布的堆积面积图（见图1）。

图一：2022年全球财富分布的地区构成。图源：《全球财富数据库 2023》（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横轴从左到右，代表从贫困人群到全球最富裕人群；纵轴表示在某一个财富阶层中，不同地区人口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到，在左侧的低财富—中低财富人群区间，非洲、印度和亚太地区（不含中国）的占比非常高；而在中等财富阶层区间，中国的面积迅速扩大。

最右侧，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国大约占10%，而北美直接占了40%左右。这意味着，在全球收入金字塔的顶端，美国占据了较高比重。从财富的中位数来看，北美也是最高的，欧洲次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大多数人口都处在全球收入较高的区间。

但我们可以发现，图中存在两个吊诡之处。

第一，美国存在“世界上最低收入群体”，却几乎不存在“世界偏低水平的收入群体”。

第二个吊诡之处在于：美国的低收入人口不仅与本国的中上收入人群差距较大，而且在低收入人口内部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这也就是说，一旦你成为美国社会中断裂出去的那一部分极端贫困人口，就会被“锁定”在超低端，很难再往上爬，再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斩杀线”概念，在统计学上的投射。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当个体在遭遇风险后，问题往往不再只是“收入少一点”，而是极有可能迅速滑向无家可归的状态，并且在此之后快速逼近死亡，其平均生存周期往往只有三到五年左右。也正因为如此，“斩杀线”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相同，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差距本身，而在于阶层结构的断裂。

从广义层面来理解，“斩杀线人群”即那些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甚至已经入不敷出的美国人群。这部分人规模大约在三四千万人左右。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给出一个更为狭义的定义，即那些已经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且正在逼近无家可归状态的人群。根据美国官方统计，这一群体目前大约有77万人。

据统计，加州（包含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流浪汉人数约为18.7万人，占全美流浪者总数的25%。图源：路透社

在美国学术界，对这一群体存在着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被称为“爱丽丝线”（ALICE Threshold）。这一概念所指向的，实际上是偏广义的“斩杀线”人群，即资产有限、收入有限，但仍然保持就业的人群。他们处在系统性风险的边缘地带，但也是最容易在一次冲击中被推向“斩杀线”的那部分人。

为什么在美国，个体会如此迅速地坠入赤贫？根据网上信息，其大致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原本处在收支勉强平衡、甚至已经入不敷出状态的人，一旦遭遇意外，就不得不产生额外支出，而这笔钱往往会直接动用原本用于支付房租的资金，结果便是无法按时缴纳房租。

随后，房东启动法律驱逐程序；一旦驱逐程序生效，个体便失去了固定住所。失去固定住所后，信用记录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是车贷违约、车辆被拖走；而在高度依赖汽车作为出行工具的美国社会，没有车就意味着无法按时上班，进而被解雇。失业之后，收入彻底中断，个人迅速被系统标记为“失败者”，最终流落街头，并在极短时间内陷入赤贫，甚至走向死亡。

超过75%的美国住宅对于普通收入家庭来说已经买不起，典型房屋所需收入远高于中位收入。图源：路透社

为什么这一整套坠落过程会如此“丝滑”？为什么这种螺旋式的下降会发生得如此迅速？

这至少引出了两个必须反思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在这个坠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阻断这种连锁反应？第二个是，为什么对弱势群体的个体或家庭而言，他们的经济韧性会如此之差，抗风险能力如此之低？

回看前面那套“丝滑”的坠落过程，可能我们许多中国人都难以理解。相信许多中国人都会和我一样，习惯性的在三个环节中提出疑问：

第一，为什么他们没有储蓄？这是因为，这部分人本身就处在收支基本平衡、极为脆弱的状态，几乎不存在可结余的收入。同时，美国社会长期形成了超前消费与信用卡泛滥的消费环境，进一步削弱了储蓄意识，使得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可动用的流动资金。

第二，当他们的车被拖走之后，为什么无法依赖公共交通？这就需要理解美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取向。美国的公共服务并非围绕弱势群体来设计，而是以“是否对大多数人有效”为标准来配置资源。修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道路建设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用；但专门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共交通服务，往往不会成为优先选项。

第三，生活陷入困境之后，为什么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无法“拉一把”？首先，从家庭层面看，美国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体在成年之后往往迅速脱离家庭支持体系，自身还背负着房贷、车贷、学贷等多重债务。其次，如前所述，美国广义的“斩杀线”人群规模高达三四千万人，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一代很可能同样缺乏资源，难以形成托举。再次，即便暂时寄住在朋友家，在美国也面临诸多限制。许多租房合同对居住人数有明确规定，往往不允许超过一个成年人；一旦违规，不仅可能被邻居举报，还会面临直接的法律风险。况且，在美国社会中，一旦个体陷入生活危机，周围人往往会迅速与其保持距离。

从社会学视角看，真正决定“斩杀线”得以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的，是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美国社会的高度金融化。这里所说的金融化，并不仅仅指资本市场的金融化，而是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金融化。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就已逐步建立起成熟的财富调查体系，对个人资产状况进行系统性统计与评估，统计学与精算行业也因此高度发达。进入近二三十年，这一体系又与高度成熟的数字化系统相结合，个人的资产、车辆、房产等信息被迅速打通和关联。也就是说，每一个成年人一旦进入社会，几乎立刻就被吸收进一张高度金融化的网络之中。

王沪宁在上世纪八九年代就在其著作《美国反对美国》中反复讨论一个判断：美国社会是通过资本、市场和金钱机制来实现社会控制与秩序维持的，即所谓“钱管社会”。在这套体系中，银行、信用卡机构与征信公司共同编织出一张高度密集的网络，几乎所有人都被纳入其中。对大多数人而言，只要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背负债务，而这正是“斩杀线”得以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前提。

《美国反对美国》集中揭示了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资本力量对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深度侵蚀，以及美国所宣称的核心价值在现实运行中对自身秩序的反噬效应。

这种高度金融化的社会，也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人在各个领域的信息被高度捆绑在一起，收入、住房、信用等系统彼此联动。在一切运转正常时，这些领域看似彼此独立，个体也可以相对安稳地生活；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其他系统便会迅速被牵连，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金融系统与法律体系深度交融。美国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一旦个体在经济层面出现问题，法律机制会迅速介入并强制执行。例如，当一个人失业、无力支付房租时，法院可以很快向房东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驱逐令，而个体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第三，也是最残酷的特征在于，在这套金融化体系之下，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往往会迅速失效。即便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高学历，也很难仅凭这些资源重新“回血”，因为这套金融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传统社会流动体系运作的。

正因如此，美国这种高度金融化的社会，在整体运作中逐渐演化为一套风险厌恶型体系。一旦个体被识别为“高风险”，就会在收入、住房、信用、法律等多个环节同时被边缘化。虽然美国也有社会福利制度，有教会和社会救助组织，但难以支撑跌入最底层的那些人

2025年，美国畅销书《我们无处容身：在美国工作却无家可归》揭示不少美国民众的生活窘境，他们有工作，但无力负担基本生活成本。这些人不会被计入官方失业率，但他们实际却“功能性失业”。

杨庭轩：相比于美国这种高度金融化的风险控制体系，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体系去防止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如果有的话，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兜底机制去防止个人因为一次失业、一次大病意外等突然的财产损失导致的“斩杀”？请卢克玲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卢克玲：前不久，《环球时报》对美国社会在2025年年底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状况进行了年终总结。文章给出的判断是：美国在2025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内部社会认同撕裂。

这种撕裂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超级富豪群体规模庞大，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第二，不同代际之间在价值观、社会认同以及对制度的理解上，出现了显著分化；第三，由于平台化、系统化的信息公开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对账”现象的存在，美国普通居民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美国梦”的叙事所包裹。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又该如何认识美国社会中的“斩杀线”？在我看来，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斩杀线”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维度，是从城市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围绕美国“斩杀线”的讨论，首先会引出一个问题：它是否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城市病”？

在以往对西方社会的讨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无论是在印度还是美国，都会在城市核心区域长期存在大量贫民窟？如果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这种“贫民窟”并不仅仅集中于某一块明确的地理空间，而是呈现出一种弥漫式、广泛分布的状态。而且，这里的“贫民窟”并不仅仅是指一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聚居区，更是指那些被种族、地域、犯罪记录等多重标签所标注，或者被不同政策框定出来的、在统计学意义上高度集聚的群体形态。

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种被“斩杀”的现象在美国的特定城市中更为集中。这些地区大体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个是人口高度集聚、生活成本极高。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由于人口持续集聚，一方面带来了急剧膨胀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住房、交通、医疗等关键领域形成了明显的挤兑效应，使得生活成本被不断推高。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金融化、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中，这种城市结构会进一步放大风险。一方面，制度不断推高个体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又将“防御风险的能力”几乎完全转嫁给个人。在这样的逻辑下，一个人生病、失业，甚至是离婚，都会被纳入一种“个人责任叙事”之中。

第二是制造业衰退。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反复提出“制造业回流”，试图至少缓解内部矛盾。但从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典型制造业衰退城市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转向并未解决矛盾。这些城市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缺乏能够与大多数工薪阶层相连接的普通就业岗位。结果是，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却失去了通过稳定劳动实现自我托举的现实机会，这也为斩杀线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第三则是治理能力不足的城市。在美国的制度结构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通过授权体系相互制衡，这使得联邦政府在应对全国性问题时，往往受到州政府的掣肘，难以形成有力、统一的回应能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在滑落到底层时，所遭遇的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贫困，而往往会迅速叠加上社会性的排斥，甚至走向生理意义上的死亡。相关资料显示，美国人一旦进入流浪者群体，就极易与犯罪、毒品以及枪支暴力等高风险社会现象发生关联。

尽管特朗普政府曾承诺通过高关税和保护主义政策重振制造业，美国工厂就业人数连续八个月减少，2025年12月工厂就业再次下滑，累计自2025年4月以来减少超过70,000人。图源：美联社

对美国斩杀线的第二个维度判断：“斩杀线”会不会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甩负”行为？

美国长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框架下，其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有限责任政府。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分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资本和大型企业集团所捆绑。在这种被金融资本深度捆绑的政治结构中，州与联邦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高度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制度性摩擦，也直接导致美国在不久前出现了长达43天的政府停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理解斩杀线，就会发现，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个以资本利益优先的逻辑——“斩杀线”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甩掉“非必要负担”来维持数据体面与宏观表现的机制。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个体的竞争能力下降，就极易滑入底层，并且几乎失去重新回到原有阶层位置的可能性。美国社会也就在这样高度精准化的体系支配之下，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结构。

10月21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海厄茨维尔市，联邦雇员在政府停摆期间领取免费食品。图源：新华社

第三个维度，即美国在后工业革命时代所面临的社会整合缺失问题。

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中，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机械团结”走向现代的“有机团结”。在有机团结社会中，个体通过职业分工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然而，这种社会网络虽然在生产层面更为高效，却在社会团结层面缺乏真正的整合性，难以为大量个体提供必要的兜底保障。

这一现实也需要我们对中国的户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尤其是在与美国社会现象进行对比的背景下。今天，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由剥削型向保护型的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更为稳固的社会保障结构。这一体制为大量留守在本地的人群提供了相对体面的生活条件，即便是未能成功进城的农民，也能够避免完全滑落到底层，从而在整体上保障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这是因为，户籍制度不仅塑造了个体的社会身份，也深刻影响着个人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与支持网络。

总体来看，“斩杀线”现象所牵连的社会根源、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整合问题，以及城乡体制转型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分析框架。具体来看我们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的社会兜底政策与福利供给。概括来看，我国一直在持续完善社会福利与民生保障网络，这一体系大体可以拆分为几个相互衔接的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制度性保障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5+1”社会保险框架，包括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即将于2026年全面推行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为“第六险”。

以社会保险中的城乡居民保险为例，当一个家庭处在经济困难状态，或已经接近返贫风险线时，在缴费环节，中央政府原则上不直接补贴个人，但地方政府会针对困难群体提供差异化支持，包括按最低标准代缴或在特定情况下实行全额代缴，从而避免其因缴费压力被排除在保障体系之外。

在医疗保障方面，针对贫困家庭以及因病、因学致贫的群体，制度设计并不仅限于基础医保，还叠加了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医保扶贫等多重工具。同时，在教育层面，也会对其子女提供针对性支持，以防止风险在代际之间传导。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长护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千亿元。图源：新华社

第二个模块，是具有明确兜底功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同样存在对“斩杀线”的识别机制，只是其界定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依据，从而将其纳入低保体系。此外，还设有针对突发性风险的临时救助制度，例如因火灾、交通事故或突发重大支出导致家庭陷入困境时，由政府提供阶段性救助资金，防止其迅速滑向不可逆的贫困状态。

第三个模块，是面向特殊困难群体的定向福利制度。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三类人群：一是未成年人，包括孤儿和困境儿童；二是老年群体，尤其是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三是残疾人群体。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具针对性的托底机制。

第四个模块，则可以放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乡村社会结构中来理解。在乡村社会内部，由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身份性福利和资源配置机制，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具体层面，在制度设计与现实运行之间，我国政府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来确保这些兜底机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第一个层面，从兜底所覆盖的领域来看，相关政策的重点与前面所提到的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医疗、住房、教育等高度共性的风险领域，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分层、分类施策，而非一刀切地处理不同人群的困境。

第二个层面，是“谁被兜底”，也就是兜底对象的问题。从近年来我国政府推进的相关工作来看，重点保护对象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低保家庭及低保边缘家庭；第二类是前面提到的特困人员；第三类则是流浪人员群体。

事实上，十多年前，我国城市中仍能看到大量生活在桥洞下或街头的流浪者，而在过去这些年中，政府围绕这一群体持续开展了系统性的治理与救助工作。网络上曾流传过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一带长期流浪的一名人员，被前来开展救助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发现后，直接带离原有环境，送往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随后，该人员前往广州从事临时工作和摆摊经营，逐步建立起稳定生活，并组建了家庭。或许这个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社会兜底工作中采取了较为细致的路径。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城市社会本身也并非只有冷漠的一面。即便在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温情化、半制度化的互助机制。例如，在深圳，一些地区围绕临期食品建立了分发渠道，低保家庭和有需要的人群可以按需获取；又如，不少城市的小餐馆会主动为快递员、外卖员等高强度劳动群体提供一定形式的优惠；对于确实面临吃饭困难的人群，也有餐饮机构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基本餐食。

近日，一则关于深圳市福田区24小时“食物银行”的视频在网络走红，其并非金融机构，而是存取食物的智能柜机。三年来，约50万人次因此收获帮扶。图源：新华社

杨庭轩：感谢卢克玲博士刚才很详细的回顾了美国社会治理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是如何去进行微观层面上的兜底的。下面，请林老师从宏观和乡村治理的角度来讲一讲，中国是怎么避免把这些社会风险转化到个人的？从组织上或者治理结构上，它是如何去保护这些有机会被识别为斩杀线人群的这些人，防止他们被推入斩杀线的？

林辉煌：我简单作一个概括，并把自己的几点理解与大家分享。从经验层面的逻辑来看，“斩杀线”在美国的出现，与几个因素密切相关：超前消费、缺乏储蓄习惯、家庭和社会结构的高度原子化，以及政府在底层群体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的不足。

但更深层的机制是全社会的金融化。更准确地说，它并不仅仅是金融化，还包括债务化和高度法制化，这三者实际上是捆绑在一起运作的。在这样的体系中，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程度极高，个人在收入、住房、信用、法律等多个层面被同时纳入一套高度耦合的系统之中，形成一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结构。

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在另一个方向上却呈现出几乎相反的特征——社会关系本身相对稀疏而脆弱。家庭的保护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社区层面的支持同样有限，社会整体缺乏足够稳固的互助网络。再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过于紧密相反，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疏离状态。

正是经济关系的高度紧密，与社会和国家层面支持网络的相对稀疏叠加在一起，使得个体一旦遭遇意外冲击，就极易陷入前面所说的“超低端锁定”结构：一方面，经济系统的任何一处断裂都会迅速将人卡死并推落；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又不足以提供有效缓冲。

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如何阻断“斩杀线”这一机制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正如郑永年老师所强调的，关键在于“社会保护”。

如果进一步拆解社会保护，其本质无非是三个层面：家庭的保护、社区的保护，以及国家的保护。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外部冲击或个人原因遭遇意外，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个体处在最脆弱的阶段时，是否存在能够托住他的机制，而社会保护正是由这三重结构共同构成的。因此，这三者需要同时存在，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维度足够强。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保护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必要的“风险区分／隔离”机制。这是一种非常关键的制度逻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过头来观察：中国的乡村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这样的保护功能和风险区隔功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时可以发现，大约在2000年之后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国原本偏向“剥削型”的城乡关系，已经逐步转向一种“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结构已经尽善尽美，而是说，在其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有意识地用于防止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下滑而无路可退。近年来，这一转向在政策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国家不允许城市人口逆向进入农村转为村民、占用农民的相关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公共资源向农村下沉，农村所能提供的制度性保护不断增强。同时，这一结构并未封闭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通道，而是鼓励其逐步转化为市民。更重要的是，即便在转化为市民之后，农民仍然可以保留原有的土地权益。

从纯粹的经济理性角度看，这些权益或许本应被放弃，但国家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担心农民个体在城市化尚未完全成功时陷入无处可退的境地，因此选择为其保留这一“安全阀”。其核心作用在于，这使得农民家庭能够在城乡之间实现代际合作：老年人留在农村，通过农业或其他方式维持基本生活；年轻人进入城市，获取相对更高的收入，二者共同支撑家庭的发展和一条渐进式的城市化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明显的保护性功能。

截至2025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已达到一定规模，但因老年人分布分散及利用率不高，仍面临效率与匹配问题。图源：新华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城市化路径，例如拉美国家和印度。在这些地区，快速城市化并未消解贫困，反而将原本存在于农村的贫困问题直接转移到城市之中，最终以大规模贫民窟的形式集中体现，家庭的整体脆弱性也因此被显著放大。

从这里出发，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社会保护”这一问题拆分为两个相互关联、但又需要分别讨论的议题：一是农民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二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护问题。

第一点，对中国尤为关键，因为从现实结构来看，虽然从常住人口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在统计上很高（超过60%），但大约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真正完成了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比例并不高。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农民群体的社会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一群体的规模仍然十分庞大。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农民人口占比已经极低、或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而言，社会保护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内部。

而城市居民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相对稳定的中产及以上群体；另一类则是已经破产、被边缘化的城市流浪者群体。在这些国家中，从前者滑落到后者的过程持续发生，但社会往往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在中国的情形中，我们当前之所以将讨论重点放在农村，恰恰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家庭合作机制，以及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城乡关系。这种结构使农民在制度上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空间。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或危机时，农民工可以选择退回农村，这一点与许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个体一旦在城市中失败，所谓的“退路”往往只能是贫民窟或街头。正因如此，对农民而言，这种城乡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通过劳动来维持最低生活尊严的关键制度保障。

我们在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前些年的新冠疫情对农民的影响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实地调研，对这一点都有非常直观的体会。结果显示，农村群体的整体心态相对比较平和。对许多农民工来说，2008年的金融冲击更多只是“提前回家过年”；而在疫情期间，则是“过年的时间被拉长了”。对他们而言，在农村停留三个月到半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缓冲机制，使得在经历如此重大的经济与公共卫生冲击之后，中国的整体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动荡。同时也要看到，人口的总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渐集中到中老年人手中。这种集中更多是通过流转实现的：大量青壮年进入城市工作，不再直接耕种土地，土地由少数人集中经营。

由此，在农村内部逐渐形成了两个颇为有意思的群体结构。一类是所谓的“中农阶层”。这一群体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他们经营的土地规模相对较大，生活状况较为宽裕，也拥有较强的职业尊严感。

在我的《花村肖像》中，就记录了大量这样的案例：这一群体将耕作视为一份体面的职业。另一类则是老年群体，尤其是“低龄老人”。他们不再进入城市，而是选择留在农村生活，通过耕种实现自我供养，而不是依赖消耗积蓄或完全依赖子女，这同样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状态。

《花村肖像》是林辉煌博士基于深度调研写作而成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本书于2024年入选“丝路书香工程”。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此外，社会保障体系与反贫困体系为那些滑入最困难状态的人群提供了兜底性保护。这种兜底在中国并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上升为一项政治工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存在大规模欠发达乡村的国家而言，维持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城乡关系，未来依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选择。这可以为人口流动中的个体提供一个现实可退的兜底空间，避免将农村贫困简单转化为城市贫困。保护性城乡结构对城市本身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大量人口没有在城市中形成规模化的贫民窟，城市社会才得以保持相对安全的状态。这里也需要特别区分中国的“城中村”与其他国家意义上的贫民窟。城中村并非制度性排斥的结果，而是农民渐进式城市化过程中的“中转站”和“加油站”。

事实上，城中村不仅容纳农民工，也承载了大量初入城市的青年群体，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缓冲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有制度已经足够完善。在我看来，在农村教育和医疗的均等化，以及在互助养老机制的建设上，我们仍然存在明显不足。这些不足正在逐步转化为家庭层面的沉重负担。随着整个社会进一步资本化、金融化，如果我们的社会保护体系在这些方面不能同步加强，就有可能在未来产生新的贫困风险。社会保护工作，我们始终不能停下脚步。

据广州市人民政府1月12日消息，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图源：新华社

杨庭轩：感谢各位的发言，最后，我们将第四个问题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留下：“斩杀线”究竟是在揭示一种真实存在的全球性社会风险现象，还是已经演变为一种被高度情绪化处理的美国社会叙事？基于前面各位老师的分析，我尝试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与延展。

一方面需要承认，“斩杀线”之所以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美国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类高度脆弱的边缘人群。无论是从社会高度金融化的结构条件出发，还是从城市结构、社会整合与社会保护能力的角度来看，一旦个体同时遭遇物质、社会与精神层面的冲击，其下滑速度之快、回旋空间之小，确实超出了许多人的直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斩杀线”并非纯粹的夸大陈词，而是对某种社会结构性断裂的通俗化表达。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传播过程中，“斩杀线”逐渐固化为一种高度模板化、情绪化的美国社会刻板叙事。复杂的制度机制被极端个案所替代，概率性的风险被描述为必然性的命运，美国社会内部真实存在的分层与差异被简化为“体面或死亡”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方式，确实契合了部分受众对生存风险的感知结构，但同时也放大了恐惧，弱化了分析。

因此，“斩杀线”在中国语境中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是对美国社会某些真实风险的放大呈现，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他者崩溃”的一种叙事性消费。如果只强调其中一面，都不足以支撑严肃讨论。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这种叙事被过度道德化、个体化之后，反而遮蔽了更关键的问题——社会风险究竟是如何被制度吸收、分流与隔离的？哪些机制能够防止个体在一次冲击中被迅速“锁死”和淘汰？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在于反复争论 “ 斩杀线 ” 是否存在，而在于沿着个体风险—社会风险的路径，把敏感人群识别出来，把保护机制建起来：既要从失业、伤病、债务、居住不稳等个体冲击出发，分析其如何被放大为结构性社会风险；也要把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能力反向嵌入个体生活过程，形成可可持续的风险缓冲与兜底安排，防止处在风险阈值附近的人群，在多重冲击叠加下被快速推入不可逆的下滑通道，最终被各种形式的 “ 斩杀 ” 。

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围绕“斩杀线”现象的成因、机制及其制度回应路径展开了深入讨论。

*以上内容由编辑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内容有所删减。发言仅代表研究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李明令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员

卢克玲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员

杨庭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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