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让高安国与蔡正元含冤！大陆终于出手了，请大家记住这张鬼脸

2026年新年伊始，台湾省统派人士的遭遇又一次戳中了两岸同胞的心窝。

81岁的老将军高安国，“退役中将”，本该安享晚年，却因为坚持反“独”促统，被判了7年6个月徒刑。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哈佛硕士、清华博士，帮国民党处理党产时落下的案子，也被判3年6个月，现在眼看就要入狱服刑。

俩人都是铁杆统派，为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付出太多，可民进党当局硬是给他们扣帽子，制造冤案。

幸好，大陆国台办直接出手，把制造这些冤案的检察官陈舒怡列为“台独”打手帮凶，终身追责。

这张“鬼脸”——陈舒怡的所作所为——两岸民众可得记牢，它暴露了“台独”势力如何用司法工具迫害统派，破坏两岸和平。

法袍成了遮羞布

有些名字，注定不会被写进光荣榜，而是被钉进历史的阴影里，最近的台北，天气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这种压抑并不只是气候问题，而是两起案件在岛内掀起的寒意。

一个是头发全白、年过八旬的退役将领，一个是脚上戴着电子脚镣、行动受限的前“立委”，他们的人生轨迹原本毫不相干，但现在却被同一条线死死捆在一起——政治立场。

这一幕对台湾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是用“匪谍”“叛乱”的帽子，把一批又一批人送进监狱甚至刑场。

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往往不是以原样重复，而是换一身外衣再来一遍，今天不再是戒严令，也不再是军法审判，而是更“文明”、更“专业”的司法语言。

但逻辑没变：只要你站错队，说错话，法律就会被重新解释，变成专门为你准备的陷阱。

在这些案件背后，一个名字不断浮出水面——陈舒怡，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长期负责所谓“国安案件”。

这个岗位，本该是防范间谍、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在现实操作中，却被严重滥用，她经手的案件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特征：目标几乎清一色是统派人士，或与大陆有正常交流往来的人。

她的“办案逻辑”并不复杂：不需要铁证，只需要政治定性，不必证明你做了什么，只要证明你“想了什么”。

正常的言论，可以被解释为“颠覆意图”，合法的资金往来，可以被包装成“敌对势力金援”，公开的政治主张，也能被扣成“发展组织”，在这种逻辑下，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更可怕的是，这一切都被“合法化”了，厚厚的卷宗、专业的术语、看似严谨的程序，把政治迫害包装成“依法行政”。

这不是普通的滥权，而是系统性的司法异化，当刀子藏在法袍下面，普通人连反抗的方向都找不到。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真正的受害者，开始一个个被推到台前。

而接下来发生在高安国和蔡正元身上的事，正是这种机制运转后的必然结果。

养老金成了罪证，脚镣成了警告

高安国已经八十一岁了，按照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标准，这样的年纪，本该是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阶段，他一辈子从军，扛过枪、带过兵，退休后拿着合法的退休俸禄生活。

可就因为公开主张两岸统一，成立政治性组织，他被盯上了。

给他定的罪名，听起来很吓人——“为大陆发展组织”，而所谓的“关键证据”，是九百多万新台币的“涉案金额”。

问题在于，这笔钱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每个月十六万多新台币的退休金，几年攒下来刚好差不多，换句话说，一个老兵的养老金，忽然被认定成了“敌对势力资金”。

一个人没贪污、没诈骗、没伤害任何人，只因为政治立场，就要为自己的养老钱坐牢，最终判决七年六个月，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

这已经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威慑：我要让你死在牢里，也要让后来者看清楚代价。

蔡正元的遭遇，则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陷阱，作为哈佛博士、政坛老将，他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接手的是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中影账面亏损、银行巨额负债，谁接谁倒霉，他接了，只因为一句“讲义气、顾大局”，可十多年后，这段经历却被翻出来清算。

他被指控“侵占公款”，理由荒谬到令人无语：阿波罗公司是他的独资企业，他从自己公司调钱，被认定为侵占。

更残酷的是抓捕时机——选在母亲忌日，当众铐人，审讯中软硬兼施，暗示只要咬出特定人物就能脱身。

他没有松口，于是二审定谳，刑期维持，没收金额再加码，今年，他脚上戴着电子脚镣，等待入狱，对统派而言，这不是个案，而是一封公开的恐吓信：不低头，就清算到你这一代结束。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停下，因为这一次，北京没有再选择沉默。

名单不是表态，是记账

这一次大陆方面的反应，比很多人预想得更快、更重，元月初，国台办在发布会上直接点名，将陈舒怡等人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并明确宣布：终身追责，这不是情绪化发言，而是一种制度化信号。

很多人以为，禁入境只是象征意义，但真正的杀伤力，在经济和社会层面。

关联机构合作受限、商业往来被切断、个人及家族的经济利益被全面审视，在两岸产业链高度交织的现实下，这种“被拉黑”的后果，远比表面看起来严重得多。

这种做法，并非首创，而是国际社会早已有的共识逻辑，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早就说明，执行恶法的人同样是责任主体。

“我只是依法办事”“我只是听命行事”，从来不是免责理由，当司法被用来系统性迫害特定群体，执法者本身，就已经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份名单还在更新，从迫害大陆配偶的官员，到推动系统性“去中国化”教育的人物，一个个名字被写进公开账本，这不是喊口号，而是在立规矩：你今天怎么对待别人，未来历史就怎么对待你。

高安国和蔡正元的处境，确实令人揪心，但他们的遭遇，也让更多人看清了现实，国民党颁发的奖章也许冰冷，却至少证明，还有人记得他们的坚持。

民进党当局越是疯狂动用司法机器，越说明内心的恐惧——他们怕理念传播，怕更多人开口，怕统一的声音重新扎根。

陈舒怡之流以为自己在效忠，其实是在把命运绑上战车，历史一次次证明，当战车翻覆，最先被碾碎的，永远是“工具人”。

这场博弈远未结束，但天平已经在倾斜，当成本被无限抬高，当名字被公开记账，选择站在哪一边，就不再只是立场问题，而是与个人命运、家族未来直接挂钩的问题。

历史从不健忘，它只是耐心，而这一次，它已经开始记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