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岳营垒映吴钩：太史慈与鄂州的三国风云

鄂州古称武昌，襟江带湖，扼控荆扬，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东吴肇基立业的核心腹地，这座古城的街巷阡陌间，至今仍镌刻着三国群雄的足迹。在孙权称帝、周瑜练兵、鲁肃筹谋的历史长卷中，东吴名将太史慈的身影虽不似前者那般煊赫，却凭借《大明一统名胜志》“昔吴太史慈拒刘表，從子磐，置營幕于其上”的明确记载，以及幕阜山营垒残基、西山试剑石传说等遗迹佐证，在鄂州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令人称道的是，太史慈驻守鄂州期间，不仅以勇武镇守东吴西陲，更在人才培养、民生经济上多有建树，其后代亦传承其志，扎根鄂州，为这片土地的发展续写华章，引得后世文人墨客挥毫题咏，留下诸多传世佳作。

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县人，生得身长七尺七寸，猿臂善射，弦不虚发，是三国时期公认的勇将。《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盛赞其“信义笃烈，有古人之风”，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更是记载了他“北海救孔融”“酣战小霸王孙策”的传奇事迹，将其忠勇侠义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江夏郡（今武汉汉水以北一带）地处长江中游，北接曹魏，西连刘表，东通江东，成为孙刘曹三方势力博弈的战略要冲。彼时，刘表侄子刘磐骁勇善战，屡次率领荆州兵马侵扰江东边境的艾县、西安县等地，劫掠百姓，扰乱民生，成为孙权的心腹大患。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为抵御刘磐袭扰，稳固西陲防线，任命太史慈为建昌都尉，节制诸将镇守豫章、江夏边境，而彼时的鄂州（时属武昌县，为江夏郡辖地），正是太史慈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鄂州临江负山，境内幕阜山横亘南境，樊川水道穿城而过，上通江汉，下达吴越，既是阻挡荆州兵马东进的天然屏障，也是东吴连通荆楚腹地的交通要道。太史慈抵达鄂州后，一眼便看中了幕阜山的战略价值，他亲自踏勘地形，见山顶地势平坦开阔，视野可俯瞰方圆百里，既能监视荆州军动向，又能扼守樊川水道咽喉，当即下令在此修筑营垒、设置烽火台，与山下樊口的“樊山戍”水军据点形成掎角之势。

如今的幕阜山主峰，仍残存着一段长约三百余米的夯土城墙，城墙残高约两米，夯层清晰可见，厚约十厘米，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掘出三国时期的青铜箭镞、陶制军粮罐、铁制兵器残件等遗物，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中“置營幕于其上”的记载相互印证，无声诉说着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太史慈点兵”的轶事：每逢荆州军来犯，太史慈便身披银甲，手持铁戟，登上山顶烽火台，以五色旗帜指挥山下诸营兵马调度——红旗指东，东路守军列阵迎敌；黄旗挥南，南部伏兵悄然出击；蓝旗摆西，樊口水军溯江驰援。数次交锋之下，刘磐率领的荆州军屡战屡败，再也不敢轻易侵扰江东边境。《三国志》记载：“磐绝迹不复为寇”，太史慈仅凭一己之力，便为鄂州及周边百姓换来数年安宁。

太史慈驻守鄂州的五年时光里，并非只知练兵御敌，更将心血倾注于人才培养与民生经济建设之上。他深知，乱世之中，唯有百姓安居乐业，军队方能稳固根基。彼时的鄂州，因常年受战乱波及，农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太史慈到任后，首先颁布“抚民三策”：其一，遣散军中老弱残兵，发放粮种耕牛，鼓励他们回乡垦荒；其二，修缮境内荒废的樊川堤堰，疏通河道，引水灌溉农田；其三，在城乡设立“讲武堂”与“劝农馆”，前者教习青壮子弟武艺兵法，为军队储备后备力量，后者传授农耕技艺，推广新式农具。

在人才培养方面，太史慈摒弃了当时“门第取士”的陋习，主张“唯才是举”。他亲自担任讲武堂总教习，不仅传授骑马射箭、排兵布阵之法，更以自身“信义笃烈”的言行教化子弟。相传，讲武堂中有一名叫周泰的鄂州本地青年，出身贫寒，却膂力过人，胆识超群，太史慈见其颇有勇力，便将其收为亲随，悉心教导。周泰日后跟随孙权征战四方，屡立战功，成为东吴名将，官至汉中太守、奋威将军，他常对人言：“吾今日之功，皆子义将军所赐也。”太史慈还注重培养文职人才，他在鄂州设立“学馆”，邀请江东名士张昭、张纮等人前来讲学，教授百姓子弟经史子集，开启了鄂州崇文重教之风。据《武昌县志》记载，东吴时期鄂州涌现出的文臣武将中，有近三成出自太史慈设立的讲武堂与学馆，为东吴政权输送了大量栋梁之材。

在经济建设上，太史慈更是功勋卓著。他利用鄂州临江的优势，大力发展水运与渔业。他下令修缮樊口码头，拓宽航道，鼓励商人往来贸易，将江东的丝绸、茶叶运往荆州，又将荆州的粮食、药材运回江东，一时间，樊口码头舟楫林立，商贾云集，成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太史慈还组织渔民成立“渔会”，统一管理渔业生产，传授织网捕鱼的先进技术，同时设立“渔市”，规范交易秩序，让渔民的收入大幅提升。此外，他深知鄂州矿产资源丰富，便上奏孙权，请求在西山设立冶铁作坊，开采铜铁资源，铸造兵器与农具。西山脚下出土的东吴铜釜，镌刻着“黄武元年作”“武昌官”等字样，正是当年冶铁作坊的遗物，印证了太史慈发展冶铸业的历史功绩。在他的治理下，鄂州百姓安居乐业，农田阡陌纵横，商旅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被孙权赞为“武昌富庶，子义之功也”。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太史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建昌都尉任上，年仅四十一岁。临终前，他仍心系鄂州防务，紧握前来探望的孙权之手，慨然叹曰：“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其声悲壮，闻者无不落泪。太史慈死后，孙权悲痛万分，追赠其为偏将军，赐谥号“忠烈”，并将其灵柩运回江东安葬。但鄂州百姓感念其恩德，自发在幕阜山麓修建了一座“子义祠”，供奉其塑像，每逢清明重阳，百姓便携带祭品前往祭拜，香火绵延千年不绝。更有传言称，太史慈的部下为缅怀其功绩，在幕阜山麓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内置其生前常用的铁戟与盔甲，虽历经战乱，衣冠冢的具体位置已无从考证，但这一传说，却寄托了鄂州百姓对这位名将的深切怀念。

太史慈的后代，亦传承了他的忠勇与仁厚，扎根鄂州，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据《太史慈后裔族谱》记载，太史慈之子太史享，在东吴官至尚书、吴郡太守，他多次回到鄂州，修缮父亲当年修建的堤堰与学馆，减免当地百姓赋税，延续了太史慈抚民安邦的遗志。太史享之子太史叔明，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成年后隐居鄂州西山，开设学馆，教书育人，培养出大批人才，南朝梁武帝萧衍听闻其名，多次遣使征召，太史叔明却婉言谢绝，他曾言：“吾祖子义将军镇守武昌，造福一方，吾愿守其祠墓，教化乡人，足矣。”太史家族在鄂州繁衍生息，历经数朝，直至唐宋时期，仍有太史氏后裔活跃在鄂州的政治、文化舞台上。

太史慈与鄂州的深厚羁绊，不仅铭刻在历史典籍与遗迹之中，更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吟咏的永恒主题。自魏晋以降，无数文人登临幕阜山、西山，凭吊太史慈遗迹，挥毫泼墨，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南朝宋著名诗人谢灵运，曾游历鄂州幕阜山，登临太史慈当年的营垒遗址，触景生情，写下《登幕阜山怀古》一诗：“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营垒依危嶂，旌旗拂长风。昔年子义守，今时草木丰。壮士未酬志，悲歌彻九重。”诗中既描绘了幕阜山的雄奇险峻，又抒发了对太史慈壮志未酬的惋惜之情，沉郁顿挫，感人至深。

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途经鄂州，听闻太史慈的事迹后，专程前往西山凭吊子义祠，写下《武昌怀古·吊太史慈》：“龙蟠虎踞武昌城，千古英雄百战争。太史慈昔守此地，射杀山中白额鲸。营幕高张挥羽扇，烽火遥连江上兵。至今祠庙留遗像，凛凛英风动客旌。”诗中以豪迈的笔触，再现了太史慈当年镇守鄂州、抵御强敌的英姿，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名将的敬仰之情。

宋代文学家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多次泛舟渡江前往鄂州，登临幕阜山营垒遗址，写下《游幕阜山记》一文，文中记载：“登幕阜之巅，见夯土垣墙，残垣断壁，询之土人，乃太史慈拒刘磐之营垒也。想当年，子义披甲登陴，指挥若定，何其壮哉！今山河依旧，英雄已逝，令人扼腕。”苏轼还在西山试剑石旁题字留念，其书法遒劲有力，可惜因年代久远，题字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明代诗人袁宏道，游历鄂州时，也曾写下《过子义祠》一诗：“荒祠枕碧岑，香火千年阴。一剑横秋水，千秋壮客心。安民遗策在，御敌旧营深。我来瞻遗像，泪落沾衣襟。”诗句朴实无华，却道出了后世对太史慈安民御敌功绩的感念。

这些诗词歌赋，或怀古咏史，或抒情言志，将太史慈的英雄形象与鄂州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成为鄂州三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今的鄂州，早已褪去了三国时期的金戈铁马，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但幕阜山的营垒残基仍在，西山的试剑石传说仍在，子义祠的香火仍在，太史慈及其后代为鄂州做出的贡献，仍被百姓代代传颂。当人们漫步在鄂州的街头巷尾，登临幕阜山远眺长江滚滚东流，或是驻足西山凭吊三国遗迹，仍能感受到那位三国名将的凛凛英风。

太史慈与鄂州的故事，是一段英雄与土地的传奇，是一部忠义与担当的史诗。它见证了鄂州的千年变迁，也彰显了中华文化中“保境安民”“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这份跨越千年的羁绊，如同幕阜山上的青松，历经风雨，愈发苍翠挺拔；如同樊川水道的流水，绵延不绝，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世代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