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万颗卫星倒计时启动，14年部署生死线

深冬的国际电联数据库里，中国航天提交的新一轮星座计划赫然在目，近20万颗卫星的申报数量超过现有所有国内星座规划总和。

01

超20万颗卫星的战略性申报

1月11日，国际电信联盟官网显示，中国在2025年12月25日到31日期间正式向ITU提交了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覆盖14个卫星星座。其中超过19万颗由新成立的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申请。

这一申报规模是SpaceX星链计划的5倍，也远超中国现有星座计划总和。

此次超大规模申报，其核心逻辑根植于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先申报、先使用”原则。

近地轨道的频谱和轨道位置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一旦被其他国家先行占用，后来者将面临无轨可用、无频可用的困境。美国“星链”卫星曾两次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迫使后者紧急避碰，这一事件凸显了太空资源争夺的现实紧迫性。

因此，中国的此次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战略防御性的“资源预占”，旨在为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卫星互联网、6G空天地一体化网络、乃至国家太空安全，提前锁定发展空间。

申报本身并非终点，而是一系列严格时间表的起点。根据ITU规则，卫星星座在申报获批后，必须在7年内发射第一颗卫星，9年内完成总星数10%的部署，12年内完成50%，并在14年内100%完成全部部署。

这意味着，对于这20.3万颗卫星，中国最迟需要在2039年前全部发射入轨，否则已申请的频轨资源将按比例被收回。这无疑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军令状”。

02

倒计时启动

14年部署生死线

根据ITU规则，这些申请必须在7年内发射首颗卫星并稳定运行90天，9年内完成申报总量10%的部署，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意味着从2026年起，中国航天工业需以年均1.46万颗的节奏推进任务，这对当前以“一箭10星”为主流的发射能力构成了全方位挑战。

根据ITU《无线电规则》，中国此次申报的卫星星座面临严苛的履约期限——

·7年内（2032年底前）：必须发射首颗卫星并稳定运行90天

·9年内（2034年底前）：完成申报总量10%（即2万颗）部署

·14年内（2039年底前）：100%完成20万颗卫星发射

首先必须理解，20万颗的申报量并非一个简单的建设目标，其背后是深层的战略逻辑。

国际信联盟对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的分配遵循“先申报、先协调、先使用”的原则。在太空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占位”。

业内分析指出，超大规模星座的申报数量通常不等于最终实际运行规模，其中大部分是“为后续业态拓展预留空间”的技术路线储备和资源冗余设计。换言之，这是一场“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资源卡位战。

其紧迫性源于竞争对手的先行优势。截至2025年底，SpaceX的“星链”已累计发射超过9000颗卫星，占据了全球低轨申请总量的60%以上，垄断了通信效率最高的Ka和V频段“黄金地带”。

如果中国不提前进行大规模申报布局，未来在获取关键频段资源上将陷入被动，甚至可能被“锁死”在次优轨道上，在未来的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中受制于人。

因此，此次以新成立的“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多家企业进行申报，显示出中国正以更系统、更前瞻的方式参与这场全球竞赛。

03

数字背后的战略逻辑

申报≠实际部署

尽管申报总量达20万颗，但业内共识表明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部署目标。

国际电信联盟（ITU）对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的分配遵循“先申报、先协调、先使用”的原则。近地轨道（LEO）作为一种有限且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其容量并非无限。有分析指出，在考虑频谱分配和安全间距等因素后，近地轨道最多仅能容纳约6万颗卫星。

然而，以美国SpaceX公司的“星链”（Starlink）为首，全球已申报的星座计划总规模早已远超这一数字，其中“星链”一家就计划部署约4.2万颗，目前已发射卫星近万颗，占据了巨大的先发优势。

在这种“僧多粥少”、近乎零和的竞争格局下，若不提前进行大规模申报，未来中国商业航天乃至国家安全的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将面临“无频可用、无轨可依”的严峻困境。因此，申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最必要的资源卡位策略。

美国凭借其先发优势和技术领先，已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形成近乎垄断的地位。SpaceX的“星链”不仅占据了全球约80%的在轨卫星数量，其深度嵌入军事应用的潜力也在俄乌冲突中得到充分展现，为指挥通信、情报传输提供了关键支持。

这使世界各国清醒认识到，过度依赖他国卫星网络，无异于将自身安全命脉拱手让人。欧盟、日本等已纷纷启动自主星座计划以寻求替代。对中国而言，发展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既是打破垄断、争夺未来空天话语权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支撑“空天地一体化”数字新基建的核心要求。大规模申报，正是彰显这一决心和能力，进行系统性战略布局的明确信号。

纵观全球，超大规模星座的最终落地规模往往远低于初期申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SpaceX的“星链”，其虽规划了4.2万颗的宏伟蓝图，但实际的发射节奏和最终组网数量一直在根据技术、资金和市场反馈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申报更像是一种“占位”和“谈判筹码”，为后续的技术路线选择、商业模型验证和国际协调留出充足的回旋余地。

04

点评

分步走与“虚实结合”

显然，在现实约束下，20万颗卫星的部署绝非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分阶段、有重点的长期过程。行业分析指出，此次大规模申报存在“战略储备”属性，实际部署将分阶段推进。无线电创新院的CTC星座虽申报近20万颗，但2030年前的现实目标可能是先部署2万颗，重点抢占关键轨道面。这种“虚实结合”的策略，既在规则内最大程度占住了资源，又为自身技术发展和产能爬坡留下了缓冲空间。

当前更紧迫的任务，是完成既有星座的阶段性目标。根据ITU要求，GW星座需在2029年9月前完成1300颗（约10%）的部署；G60千帆星座需在2032年8月前部署1500颗。为了满足这些“保轨”红线，2026-2030年将成为中国卫星发射的第一个密集高峰期。

东吴证券预计，2026年我国低轨卫星发射数量可能同比增长150%以上。文昌论坛公布的最新规划显示，2028年计划发射量将跃升至7600颗（其中国网4000颗，千帆3600颗），2030年将进一步扩容至超8600颗。

中国申报20万颗卫星，是一次极具魄力的战略宣言，它宣告了中国在太空资源争夺战中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的决心。这张“太空支票”能否兑现，不仅关乎国际规则下的资源所有权，更关乎未来数字时代国家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