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东北民主联军3纵的会议室里，空气突然凝固了。
新来的司令员韩先楚把手里的红蓝铅笔往地图上狠狠一摔，那动静，比手榴弹爆炸还吓人。
这不是演习，也不是什么战前动员大会，而是一场要把几万号人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赌。
桌子上摆着两份作战计划，一份是政委罗舜初搞出来的，主打一个稳字，先吃掉周边的据点，就像吃自助餐先拿水果，风险小，虽然肉不多但绝对能喝上汤；另一份就是韩先楚的“疯子计划”，他要带着主力部队长途奔袭一百多里，直插威远堡，去掏人家敌军师部的老窝。
当时的场面，说实话，挺尴尬的。
会议室里的一帮师级干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吭声。
大伙心里其实都偏向政委，毕竟打仗嘛，谁不想稳当点？
连那个平时最爱打硬仗的7师师长，这时候都把头埋得低低的，生怕被点名。
就在这个谁都不敢拍板的关键时刻，9师师长徐国夫“呼”地一下站了起来，那一嗓子喊得震天响：“打仗哪有不冒险的？
怕冒险还穿什么军装！”
就这一句话，就像一颗定心丸，不仅把韩先楚的场子撑起来了，也让他俩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那种过命的交情。
说起徐国夫这个人，在四野那堆猛将里，绝对是个异类。
老鄂豫皖出来的，那是红军铁军的老底子，这种出身的人都有个特点：人狠话不多。
在他眼里，部队里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情世故，谁能带大伙打胜仗，谁就是爷，老子就服谁。
抗战胜利后，徐国夫跟着大部队跑到东北，那时候东北乱成了一锅粥，3纵的主官换得比走马灯还快。
最早是程世才，后来换成了曾克林。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下面的人摸不透上面什么脾气，上面也不晓得下面有多少底牌。
在曾克林手下那阵子，仗是打了不少，但徐国夫总觉得心里憋屈，好像总是差那么点意思。
直到四保临江那会儿，他才算真正看清了韩先楚是个什么成色。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一点，看看四保临江那场硬仗。
当时国民党那个杜聿明，调集了重兵，要把民主联军往长白山深山老林里赶，想把咱活活冻死饿死。
到了第四次保卫战，曾克林是3纵司令，韩先楚带着4纵的一个师过来帮忙。
按职场规矩，曾是正，韩是副，听正的没毛病吧？
曾克林的打法很传统：捏软柿子，先打弱敌，凑个人头数，战报好看，上面也高兴。
但韩先楚不干，他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敌人的王牌——号称“千里驹”的第89师。
韩先楚的逻辑冷酷得让人发抖：敌人之所以狂，就是因为没挨过毒打，把最硬的牙给他崩了，剩下那些杂牌军自然就吓尿了。
这时候，徐国夫虽然只是个下级指挥员，但他心里的那杆秤已经偏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一线带兵的人来说，与其跟在弱鸡后面跑断腿，不如跟强敌拼一次刺刀，一战定乾坤。
这就像炒股，你是愿意天天赚个买菜钱，还是愿意梭哈一把赚套房？
最后辽东军区首长拍板支持韩先楚，结果大伙都知道了，全歼敌89师，南满那一盘死棋瞬间就活了。
战场上最大的慈悲，就是用最狠的招数，最快把仗打赢，这才是对战士生命最大的负责。
有了这次经历，当韩先楚后来调任3纵司令员，提出那个吓死人的“奇袭威远堡”计划时，徐国夫才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敢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支持一个新来的司令员去搞“军事冒险”，那是值的玩命的信任。
政委的方案是“不出错”，韩先楚的方案是“要大赢”。
徐国夫看懂了韩先楚——这人不是赌徒，他是艺高人胆大。
那场奔袭战打得那是真叫一个痛快，韩先楚带着部队像旋风一样卷过辽北大地，徐国夫的部队跑得肺都要炸了，鞋底都磨穿了，但当他们看着敌人的师部被端，俘虏漫山遍野的时候，那种爽感，给个金山银山都不换。
战后，徐国夫在回忆录里甚至写道，那一刻他真想给韩先楚磕一个，拜个师。
在军队里，威信这玩意儿，不是靠发火骂人骂出来的，也不是靠当老好人哄出来的。
它是靠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能带着大家打胜仗换来的。
曾克林是个好同志，也是老革命，但在指挥艺术的狠劲和灵气上，确实让徐国夫觉着“不过瘾”。
而韩先楚来了之后，3纵的气质变了。
以前是“看菜吃饭”，现在是三个师争着当主力，部队嗷嗷叫。
从义县攻坚战到锦州攻坚战，3纵越打越硬，最后成了威震天下的“旋风部队”。
这背后，就是主将赋予部队的灵魂。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徐国夫这种老行伍最清楚，跟着韩先楚这样的主将，虽然累点、险点，但能打胜仗，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这种“痛快”的仗打多了，人是会上瘾的。
1948年春，徐国夫因为身体原因去后方修养，后来上面要把他调到新成立的5纵去当师长。
徐国夫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他不想离开3纵，不想离开韩先楚。
他知道，换个指挥员，可能就再也找不回那种指挥若定、势如破竹的感觉了。
但这事儿吧，军令如山，不想去也得去。
好在缘分这东西很奇妙，后来部队南下，在衡宝战役中，徐国夫又回到了老首长麾下。
大家只知道衡宝战役里钟伟的135师立了大功，其实徐国夫指挥的部队在截击敌人、扎紧口袋的战斗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徐国夫对韩先楚的推崇，其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军人最朴素的价值观：不问出身，不搞山头，只服强者。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不需要温良恭俭让，他只需要有一双看透迷雾的鹰眼和一颗敢于承担风险的雄心。
韩先楚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战神，徐国夫之所以愿意在那场决定性的会议上投出关键一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都深知一个道理：战争的法则极其残酷，唯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
1991年，徐国夫走了，享年77岁。
他的回忆录里，关于韩先楚的篇幅特别多，字里行间，全是对那个秋天会议室里那次举手的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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