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学观念不同，他曾从纳博科夫的课堂上一走了之

“为何在八十八岁的时候，你要写一本关于小说的书——那些小说你一读再读，直到你永远消失。”

近期出版的《生命的灿烂之书》是哈罗德·布鲁姆专门献给小说艺术的书，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册批评之书。在本书中，他对小说的讲述始自《堂吉诃德》，以尚未有中文译本的《民数记》作结，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前言和后记同样自在勾连又温情脉脉，字里行间散落的私人记忆使这本书有了更多进入的切口，我们可以满载着自身对这些小说的记忆和判断打开这本书，也可以尽情让布鲁姆做一次文学的向导，试着以他的目光重新感受这五十部文学经典。

他向来敢于承认自己的偏好，正因如此，小说经由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鲜活。在后记中，他讲起自己少儿时代：“十岁左右，我爱上了托马斯·哈代《林地居民》里的玛蒂·索斯。当她剪掉一头长长的秀发，我也为之哭泣。读《还乡》，我彻底被尤斯塔西雅·维伊迷倒了，那是托马斯·哈代的夜之女王。在这方面，我到了耄耋之年也没怎么改变。”

布鲁姆“没怎么改变”的部分，是他最初为文学动容的时刻，也是身为读者普遍拥有过的感受。

后记｜换生灵

（原文标题“The Changeling”，又称“调换儿”，一种广泛见于欧洲童话的妖精，外形似人，用来调换人类的幼儿。）

少儿时代，我也一本接一本地读各种长篇短篇小说，但那种心情迥异于阅读诗歌和戏剧。我的那一点早慧全用到了理解诗歌上面。我在散文体小说方面仍然只是个天真的读者。十岁左右，我爱上了托马斯·哈代《林地居民》里的玛蒂·索斯。当她剪掉一头长长的秀发，我也为之哭泣。读《还乡》，我彻底被尤斯塔西雅·维伊迷倒了，那是托马斯·哈代的夜之女王。在这方面，我到了耄耋之年也没怎么改变。

我最亲密的朋友都已过世。我迫切需要交点新朋友。我的学生们很出色，然而都太年轻了。厄休拉·K. 勒古恩——本书就是题献给她的——成了我的挚友，甚至都不需要见面，因为我们互通过许多电子邮件，那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了。而她到底也还是离开了。我回去重读那些小说，希望能找到还活着的朋友、能再交一些新朋友。

这难道不过是另一种幻觉吗？查尔斯·狄更斯五十八岁去世，你猜他在最后那次中风里是否能隐约感觉到所有那些他创造的人物真的存在？

彼得·阿克罗伊德为狄更斯写下了精彩传记，书里的这个猜想很打动我。说起来，阿克罗伊德自己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始终信奉维柯的格言：“你只了解你自己创造的东西。”我无法像华莱士·史蒂文斯那样了解《某个特定事物的历程》（“The Course of a Particular”），也永远无法如狄更斯那样透彻地了解《荒凉山庄》或《我们共同的朋友》。作为教授莎士比亚与一众诗人的老师，我尽可能地深入《李尔王》或《秋天的极光》，却无法如愿抵达最深处的内在。对于小说，我的期望更为朴素。故事情节或社会历史向来非我所喜，我只想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这虽是一种无用功，却让我欲罢不能。

▲ 纳博科夫与妻子薇拉

在康奈尔读大一时，我曾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课堂上出走，那节课是欧洲小说讲座的第一讲。当时，我只读过《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1941）和《庶出的标志》（1947），后一本刚出英文版。我导师M.H.艾布拉姆斯——我的人生与工作永远受惠于他——是纳博科夫的朋友，力劝我修这门课。我记得纳博科夫开场时便拿果戈理来压简·奥斯汀。他还补充说，女人就是不懂写作。十七岁的时候，我有足够的莽撞一走了之。这被纳博科夫和他的妻子薇拉看在眼里。当晚，我接到纳博科夫夫人的一个电话，邀请我次日下午去他们家里喝茶，地址是伊萨卡东州街957号，还告诉我她丈夫很不高兴，准备喝完茶后用一场象棋比赛摧毁我。

我只是业余棋手，却知道纳博科夫以精于设计象棋难题而闻名。惊恐之中，我去康奈尔图书馆借来何塞·卡帕布兰卡的《象棋基础》。全凭强记，我囫囵吞下了五六个对局范例。次日下午喝过茶——在户外，那是一个温暖怡人的九月天，其间纳博科夫一言不发——纳博科夫夫人把一切收好，而那位小说家带我走到一片树荫下，那里摆着一个装饰华丽的大棋盘。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棋子，暗自敬畏。纳博科夫并不说话，慷慨地示意我先走第一步，而我开始复刻卡帕布兰卡最喜欢的一盘棋。我与主人家周旋了八步，他看上去很困惑。突然他面色一展，喊出声来：“好你个小崽子，你背下了卡帕布兰卡！”他在兴头上宣布，“现在我只用四步就可以摧毁你。”然后分毫不差地做到了。他不再多说一字，起身回屋。我也自己走回家。

后来的岁月里，我编辑过两卷关于纳博科夫的论文，现在完全不记得了。我对于《洛丽塔》褒贬参半，但很享受《微暗的火》和一个名叫《维恩姐妹》的短篇。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不堪卒读。他的矫揉造作、卖弄口舌和自负虚荣，浸染了一切文字。纳博科夫热爱果戈理，我也热爱，但果戈理那种真正魔灵附体的质感，《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1969）的作者却只能戏仿。我最亲密的一位朋友——我在剑桥彭布罗克学院的导师——马修·霍德加特为《爱达》写过一篇熠熠生辉的书评，刊于《纽约书评》。1967到1968年，我们带着各自的家人在康奈尔人文学会共度一年。马修给了我一份他的评论，我读来颇感不适。我们争论此书，他承认确有滥用笔墨之嫌，但他还是喜欢其匠心独具与疯狂用典。霍德加特自己就以满腔热情钻研过《芬尼根守灵》——我还曾试图追随他的脚步——也就难怪他拜服于纳博科夫那种精打细算的放诞。

W. G. 塞巴尔德培养了很多极具创造性的癖好，其中也包括对于纳博科夫的痴迷。《移民》中，纳博科夫手持捕蝶网的形象穿梭其间，很是讨喜，四个悲戚的故事因此而平添了一抹欢乐。《说吧，记忆》（1951）——纳博科夫的回忆录——与《爱达或爱欲》在塞巴尔德包罗万象的沉思中混合为一。

我在整个教学生涯里都向学生建议，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在美学上大获成功，但就是喜欢不来。塞巴尔德是一个各方面都让人喜欢的作家，即便是他令我悲伤的时候。我无法忍受纳博科夫。但这是对我的评判，而不是对他的评判。我原本以为任何有情感的人都不可能不喜欢简·奥斯汀，但我的英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1861年的日记中否定了她：

我无从理解为何人们会把奥斯汀小姐的小说捧得那么高，我看它们格调庸俗，贫于艺术创造，囿于英国社会的陈规陋习，没有天才、机智和对于世界的见识。生活从来不该如此苍白与狭隘……任何人物所能引起的全部兴趣也还是这个，他或她有没有钱结婚……？……自杀还更可敬些。

爱默生不怎么喜欢小说，他在1842年的日记里把霍桑的小说贬得一无是处，尽管后者是他的散步伙伴：

纳撒尼尔·霍桑是著名作家，这一事实令人莞尔，因为他的写作一无是处，可见大家还是很尊敬他。

我热爱沃尔特·惠特曼，那种激情上不封顶。然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如果读到初版的《草叶集》会作何反应。当我重读、教授、评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我有时候不由自主地把这些建立在各种深厚的评论传统之上。阅读就是去遇见文学和生活中一切先行者的鬼魂。我几乎每晚都会梦见离开的朋友们，有时候把他们混同于虚构的人物。

几晚之前，在我八十八岁生日那夜，我梦见了换生灵。在我朋友约翰·克劳利的《他方世界》里，这些精灵绑架了莱拉克——索菲的女儿——把她带到昂德希尔太太那里，那是精灵族的女王。一个假的莱拉克替代了人类的孩子，到时候便会爆炸。我不记得曾经梦到过约翰·克劳利，但确实梦见过一些他笔下的人物，比如莱拉克、昂德希尔太太和鳟鱼爷爷。正当我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一个迷人而狂放的青年闯了进来，我们讨论了雅里的荒诞玄学（Pataphysics），或曰，通过想象解决方案的科学。我接触到雅里是通过朋友罗杰·沙塔克（Roger Shattuck），后者迷住我靠的是复诵雅里的信条：“荒诞玄学是一门刚刚发明出来的科学，人们对此渴求已久。”这位青年十年前上过我的课，一门讲《暴风雨》，还有一门讲哈特·克兰。他想谈谈我那本古早的《影响的焦虑》（1973），我有意将其视作对于荒诞玄学的贡献，如果可能的话，再归入对立于生命力论的犹太传统，可回溯到《塔纳赫》及其解经者。我乐得听他说说，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看过那本书了，怕自己不再能完全同意此前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