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8岁，搭伙1年后散伙了，奉劝大家：晚年搭伙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是老赵，今年五十八，退休三年了。老伴走得早，胃癌，从发现到离开不到一年。女儿在国外定居，儿子在北京忙事业。一百二十平的房子，从前一家四口热热闹闹，现在只剩我和满屋子的回忆。

退休后的日子，像用旧了的橡皮筋，松松垮垮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中午随便对付一口，下午在阳台发呆，晚上对着电视打瞌睡。老同事老李说：“老赵，找个伴吧，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

我心里一动。不是没想过，只是总觉得对不起老伴。可那天半夜心脏病犯了，摸黑找药，手抖得打不开瓶盖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要真这么走了，可能好几天都没人知道。

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玉梅。五十六岁，退休护士，丈夫车祸去世五年。介绍人说：“人勤快，脾气好，会照顾人。”

第一次见面在茶馆。周玉梅穿着米色针织衫，短发利落，说话轻声细语。我们聊退休生活，聊各自的孩子，聊养生。她说：“人到了咱们这岁数，不就图个互相照顾、互相陪伴吗？”这话说到了我心坎里。

交往三个月后，我们决定“搭伙”。没领证，就是两家人吃了顿饭，她搬进了我家。说好了：生活费我出，家务她多担待；各自的孩子各自管；先处一年，合得来再说。

头三个月，确实不错。每天早晨六点半，热腾腾的早餐已经上桌；家里窗明几净，阳台上多了几盆她养的绿植；晚上一起看电视，说说新闻，聊聊往事。我多年的高血压被她调理得平稳了，连老寒腿都好了不少。

老朋友们都说：“老赵，你捡到宝了。”

我也这么觉得。直到第四个月，慢慢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钱的事。周玉梅说现在物价高，生活费不够。我加了五百，她说还是紧。我说：“那你管账吧，需要多少你看着办。”她真管起来了，可每月开销越来越大，问起来就是“菜价涨了”“水电费调了”“给你买营养品了”。

我不是小气的人，退休金一万二，足够两个人花。可让我不舒服的是那种感觉——像被人算计着。

然后是孩子。我儿子从北京回来，周玉梅热情招待，但话里话外总打听他收入、房子、有没有女朋友。儿子私下跟我说：“爸，周阿姨人挺好，就是问得太细了。”

她女儿在本地，每周都来，一来就大包小包带走——我托人买的茶叶，女儿送的海参，甚至我收藏的酒。我说过一次，周玉梅眼圈就红了：“孩子一个人不容易，咱们当长辈的，能帮就帮点。”

最让我难受的，是她对我生活的“全面接管”。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吃什么、穿什么、见什么人，她都要管。老哥们叫我喝酒，她说伤肝；我想去钓鱼，她说水边危险；我收藏了几十年的烟斗，她说有味道，收起来了。

“玉梅，我抽了四十年烟斗了。”我尽量好声好气。

“现在得养生了，”她说得理所当然，“我都是为你好。”

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和老李去喝了顿酒，回来晚了。周玉梅坐在漆黑的客厅里，不说话。我开灯，看见她在抹眼泪。

“你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她声音发抖，“我以为你出事了……”

我一下子心软了，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可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真正让我下决心散伙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年中秋节。我女儿从国外寄来一盒高档月饼，还有给我的名牌围巾。周玉梅拆了快递，围巾直接收进衣柜，月饼拆了吃，也没问我要不要给孩子们留点。我说那是女儿给我的礼物，她轻描淡写：“一家人分那么清干什么？”

第二件是春节。周玉梅的女儿女婿来家里过年，她让我给两个孩子一人包五千红包。我说给一千意思意思就行，她脸色就不好看了：“我女儿嫁得一般，你这当长辈的多帮衬点怎么了？你儿子在北京赚那么多，还在乎这点？”

我没说话，照做了。但那个年夜饭，吃得没滋没味。

春节后，我生了一场病，肺炎住院。周玉梅忙前忙后，确实辛苦。同病房的老哥说：“你老伴真尽心。”我心里苦笑——她是我老伴吗？我们算什么呢？

出院那天，周玉梅在收费处和护士争执，因为一些自费药不能走医保。她大声说：“他是老干部，医保报销比例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护士解释了半天，她才不情愿地交了钱。回来的车上，她念叨了一路：“现在医院真黑，这点药要这么多钱……”

我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

回家后，我决定摊牌。选了个周末下午，泡了茶，请她坐下。

“玉梅，咱们谈谈。”

她似乎有预感，手攥着衣角。

“这一年来，谢谢你照顾我。”我尽量平静，“但我仔细想了，咱们这样过下去，两个人都累。”

她脸色白了：“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咱们还是分开吧。你搬回去，还按以前的日子过。”

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老赵，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说，我改。”

看着她哭，我心里也不好受。平心而论，她不是坏人，勤快、会照顾人、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我们的问题不是“好”或“不好”，是根本的相处方式出了问题。

“你没有不好，”我说，“是我们不合适。你要的是个全面接管的生活，我要的是互相尊重、有各自空间的陪伴。咱们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都这岁数了，还图什么空间？”她哭得更凶了，“不就是想有个依靠，安安稳稳过完后半辈子吗？”

“我也想要安稳，”我说，“可安稳不是一个人完全听另一个人的。玉梅，咱们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孩子。硬要绑在一起，把两个不同的世界强行合并，结果就是谁都不自在。”

她哭，我也眼眶发热。毕竟相处一年，说没感情是假的。可正因如此，我才知道不能再继续了——再继续下去，那点情分会被琐事磨光，最后连个好念想都留不下。

周玉梅搬走那天，我把这一年的生活费结算清楚，多给了三个月工资。她一开始不要，我说：“你照顾我一年，辛苦，应该的。”

她走了。家里突然空了，也安静了。阳台上她的绿植我没扔，按时浇水，长得还挺好。有时候看着那些绿植，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们只是做朋友，偶尔一起吃饭聊天，互相帮衬，会不会更好？

后来老李来看我，听我说了散伙的事，叹口气：“老赵啊，咱们这代人，再婚难，搭伙也难。为啥？因为都活明白了，也活‘硬’了——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算计。”

他说得对。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匮乏，重视实际；养大了孩子，习惯了付出也习惯了掌控；走到人生后半程，既渴望陪伴，又害怕失去自我。

“搭伙”听起来很美——互相照顾，互相陪伴，不用结婚那么麻烦。可真正过起来，才发现“搭伙”比结婚还难。结婚有法律约束，有共同目标，有几十年磨出来的默契。“搭伙”呢？靠的是自觉，是良心，是两个独立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要共享生活的智慧和包容。

而这智慧，这包容，恰恰是我们这代人最缺的——不是不愿意给，是不知道怎么给，给多少。

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早晨去打太极，中午自己做饭，下午看看书，晚上和女儿视频。周末儿子有空就回来，没空我就去找老哥们下棋。日子回到了从前，但又不一样了。

我学会了用手机订外卖，学会了视频看病，学会了在网上买药。家里装了紧急呼叫铃，和社区签了关爱协议。我不再那么害怕一个人了。

有时候我也想，是不是我太挑剔？是不是应该再忍忍？可转头又想：我都五十八了，还能有多少年？难道要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去勉强一段让自己疲惫的关系吗？

上周在公园遇见周玉梅，她和一个新认识的退休教师在一起散步。我们点点头，笑了笑，没说话。看她气色不错，我也为她高兴。

回家路上，我想：也许每段关系都有它的期限和意义。这一年“搭伙”，让我明白了自己到底要什么，也让我学会了如何独处而不孤独。这，大概就是它给我的礼物吧。

所以，如果再有老哥们想“搭伙”，我会说：慎重，一定要慎重。不是不能搭，是要先想清楚——你能接受多少改变？你能给出多少空间？你能在“我们”和“我”之间找到平衡吗？

如果找不到，那么一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过，也挺好。至少，不累心。

夕阳西下，我泡了杯茶，坐在阳台上。周玉梅留下的绿萝长得正旺，垂下长长的藤蔓。我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强扭的瓜不甜，强搭的伙不长。

是啊，人生到了秋季，更应该从容，更应该懂得：有些温暖，强求不来；有些陪伴，顺其自然才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