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成为马云，靠着画大饼，从零起步创办阿里巴巴

2026年1月11日，因为妻子在租的房子里买了一台洗碗机，我与她大吵了一架，晚饭喝了不少酒，直接醉倒在了餐桌上。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成为了马云，日历显示：1999年1月11日。

这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里出现，我能不能也创办出阿里巴巴呢。

我此时正在外经贸部做一个政府网站项目，当天下午，一个温州老板跟我吐槽说：“马老师，我们厂做的打火机，质量比Zippo还好，但老外不知道我们，只能贴牌，赚几毛钱。”

中国有这么多好企业，却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那时候，互联网刚兴起，很多人还不知道“上网”是干啥的，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

1999年初，我回杭州，跟妻子说：“我要创业，做一家让中国中小企业能在网上卖货到全世界的公司。”

她看着我，半晌说：“你连电脑都用不利索，做互联网？”

我笑了：“正因为我懂企业，不懂技术，才更该做。”

想做事没有人不行，于是我开始给人画大饼，寻找一起做事的人。

我第一个找的是孙彤宇。他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书，技术好，人实在。

我请他吃饭，说：“来跟我干，月薪500块，没奖金，没保险，可能半年发不出工资。”

他问：“干啥？”

我说：“做网站，让中国的小企业能在网上卖货到全世界。”

或许是我把前途描绘的太好了，他想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回我：“干。”

找的第二个人是金建杭，我以前的同事。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

我说：“两万，我跟家里凑的。”

他说：“行，我辞职。”

第三个找的是彭蕾。她本来在杭州商学院当老师，我跟她说：“来帮我管人事和财务吧，但可能你要自己买泡面、记账、发工资、管水电。”

她笑了：“那我不就是保姆？”

我说：“对，但你是未来千亿公司的保姆。”

后来她偷偷问我：“你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怎么做公司？”我告诉她：“所以你要来帮我看啊！”

接下来是工程师吴泳铭，他原本在外企拿两万月薪，我给他看《福布斯》杂志上亚马逊的报道：“未来你孩子会说，我爸参与过这个。”

他想了想，同意了。

我又找到年轻的周悦虹，她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刚毕业，跟她说完之后，她立马说行，没想到他爸打电话骂我：“马云你是不是搞传销？”但最终她来了。

就这样，我陆陆续续的找到了17个伙伴，1999年大年初五，在杭州湖畔花园我那套150平的房子里，开了第一次“董事会”。

没有像样的桌子，大家围着茶几，坐在地板上，喝着我泡的龙井，聊了一天。

我跟他们说：咱们要做一个网站，要建一个没有国界的交易平台，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就这样阿里巴巴成立了

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去租办公室，就在我的房子里办公。客厅当会议室，卧室当机房。在墙上贴上了我们的口号“发展中国电子商务”“客户第一”“永不放弃”。

我们没有像样的服务器，就买了一台深圳电信机房淘汰的二手设备。

我们做的第一个产品，是“中国黄页”的升级版，帮中小企业建英文网站，让老外能看到他们。

相比于技术方面的难题，找厂家是最难的。很多企业都不信：“网上能卖货？骗人的吧？”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只能挨家挨户跑。

我带着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见那些开小工厂、做外贸的老板。

“老板，我们免费帮你建网站，不收钱。”

“我们帮你拍产品照，写英文介绍。”

“你只要提供产品，剩下的我们做。”

有个做玩具的老板把我们名片扔进垃圾桶，还说：“网络都是骗人的！”我在垃圾堆里把名片捡回来，李琪说：“马老师，下次我自己扔，捡起来不丢人。”

我没有放弃，我知道有不相信我们的老板，也会有相信的。

有一个做袜子的老板，他听完我说“把你的袜子放到网上卖”，差点把我赶出去。

妹子说“我这袜子在批发市场卖得好好的，用你那破网干啥？”

我就坐在他那堆满袜子的仓库里，跟他聊了两个小时，举例子说“你现在只能卖给杭州的批发商，网上能卖给北京、广州的，甚至国外的”，最后她半信半疑地说“那我试试？”

下午如果没外出，我就翻客户资料，给那些犹豫要不要上网的老板打电话。

有个义乌的小商品老板，我打了17次电话，每次他都骂我“骗子”，第18次的时候，他说“你再烦我，我就报警了”。

我赶紧说“我免费帮你建个网页，卖不出去不要钱”，他才勉强同意。

还有个绍兴做领带的老板，在我的劝说下，我们帮他拍了30款领带，上传到网站。

三个月后，他接到第一单德国客户，要5000条。

他打电话给我，声音发抖：“马老师，钱到账了，欧元！”

我们全队在电话这头跳起来，像中了彩票。

有了客户后，客服就必须得跟上了。

彭蕾管人事兼客服，每天接30多个电话：

“你们是不是骗子？”

“我上传的照片怎么不见了？”

“老外怎么联系我？”

我告诉她一边记，一边改流程，一边培训新人。

技术方面，就孙彤宇和两个程序员。我让他们干的事特别具体：

写企业注册系统，改了八版，因为总有人注册失败；

做产品上传功能，一个“上传图片”按钮，调了五天；

搞搜索，最早连“shirt”都搜不出“T-shirt”，我们自己一个个试关键词。

在这期间，还遇到一个问题，服务器崩了。我赶紧过去看，孙彤宇正蹲在地上，用风扇给服务器吹风，一边修一边骂：“这破路由，再买个贵点的行不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当场就批了两万，买了新设备。

白天工作，晚上我们也不闲着，晚上9点，所有人围客厅，吃泡面或盒饭开会。

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计，新增企业、新增产品、用户反馈、系统崩溃次数……。

其他的可以等，但技术方面不能等，最早网站加载要20秒。外国客户一打开，直接关掉。

于是我让他们压缩图片，简化页面，甚至把英文介绍缩成关键词。之后我们把加载速度从20秒干到5秒。

第二件事就是“吹牛”，我知道未来的前景有多好，我就开吹：

“以后阿里巴巴要让每个村都有人上网卖货。”

“我们要做中国的互联网名片，老外想买中国货，第一个就上阿里。”

“有一天，人们会说‘上阿里’，就像说‘喝水’一样自然。”

他们听完，虽然累得不行，但眼睛是亮的。

半年后，我们迎来了断粮危机，我们每个人月薪就500块，还经常拖到月底才发。我总跟他们说“大家再忍忍，等拿到投资就好了”。

1999年7月，账上只剩3万块，连下季度机房托管费都不够。

我告诉他们：“明天开始，市场部全部去四季青服装市场摆摊，帮店主拍产品照片，一张收20块！”

设计师韩敏抱着相机哭：“我复旦毕业不是来当照相馆小妹的！”

结果那个月靠拍照挣了2万8，买了三台戴尔服务器。

9月份，硅谷来了个风投，在我们办公室转了10分钟说：“你们连商业计划书都没有。”

临走时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中国公司不可能做全球生意。”

那天晚上，彭蕾把地图撕下来，我用红笔在杭州画了个圈：“以后这里会是世界电商中心。”

为了快速的开拓市场，我开始找投资，见了37家VC，全被拒了。

有个人跟我说：“马云，你这项目，连‘中国互联网’四个字都写不对，还创业？”

10月份的时候，我去找了蔡崇信，他哈佛毕业，华尔街回来的，我请他吃饭，说：“来帮我，月薪500。”

他老婆差点跟我翻脸：“你疯了？他年薪百万美金，你给500？”

但蔡崇信想了两周，说：“我信你这个人，也信这件事，我干。”

蔡崇信来了后，我们第一次开股权分配会。他跪在地板上用记号笔写股权结构，汗把白衬衫浸透了。写到第四条，他突然抬头问：“马云，你给我写多少？”

我说：“你定，比我多就行。”他愣了几秒，在板上给自己写了2.5%。

那个瞬间我知道，这个人把命押给我们了。

1999年底，在蔡崇信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孙正义，他听完我的项目，当即决定要投资3500万美元，但我只让他投了2000万。

转眼到了2000年2月，美国《商业周刊》记者突然找上门。

原来他们在阿里巴巴网站发现一条恐怖分子武器广告，其实是虚假信息，想曝光我们。

我咬牙说：“请用整个版面报道，但必须写清这是用户违规，我们已删除。”

2天后，杂志出版，结果引来5000封海外企业咨询邮件。

周悦虹用一台IBM笔记本连夜回复。李琪抱着杂志哭：“原来全世界真的能看到我们。”

此时的我没有得意，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加快行动了，因为互联网泡沫要来了。

2000年底，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寒气终于扑到脸上。纳斯达克指数跌去一半，之前追着我们的30多家风投，电话全成了忙音。

那天晚上开会，我在白板上画了三个圈：

1.活下去（停掉所有付费推广，员工工资打七折）。

2.跪着赚钱（给企业做网站，一个收两万）。

3.憋着气（B2B核心团队不减反增，从7人加到12人）。

2001年开春，我们启动了“中供铁军”计划。我带着市场部全部人马，在义乌工商局门口支了个摊。

有个做袜子的老板娘问：“上网能多卖几双？”

我拿起计算器按给她看：“你摊位一天来100个客人，网站一天能来1万个。”她撇嘴：“吹牛！”

当天下午，我和孙彤宇做了件疯狂的事，租了辆三轮车，拉着电脑和打印机，跑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一家拍产品照片。

保安撵我们，就换个楼层继续拍。晚上回旅馆，孙彤宇给照片分类时突然大笑：“马老师，今天拍了307双袜子！”

真正的转机在广交会。我们没钱租展位，就在会场门口发传单。城管来抓，我们抱着宣传册跳进绿化带。

最后是李旭晖想了个法子，他找到会场厕所对面的垃圾桶，在旁边竖了块“阿里巴巴信息查询点”的纸牌。

结果三天下来，那个垃圾桶前围了上百个外商：“你们这个‘垃圾桶网站’怎么注册？”

2001年7月，账上再次归零。我在杭州玉泉山庄包了个会议室，开了三天闭门会，我叫它“阿里遵义会议”。

第一天吵崩了。吴泳铭拍桌子：“必须砍掉英文站！美国人都破产了谁买中国货？”

彭蕾摔本子：“砍了英文站我们跟乡镇企业网站有什么区别？”

吵到深夜，厨师进来问要不要热菜，看见满地烟头又退了出去。

第二天黎明前，我推开窗户看见看门大爷在扫落叶，突然想起他说过：“叶子落了树才死不了。”转身在黑板上写：

1.不裁员（但全员降薪30%）。

2.不砍业务（反而加投50万升级英文站）。

3.不撤退（把香港办公室迁到深圳，省下的钱给技术部买服务器）。

蔡崇信站起来说：“我同意，但要把我的薪水降到1块钱。”然后一个接一个，18个人全部签字降薪。

2001年9月，会员数突破100万。2002年底，我们第一次盈利，8.7万人民币。彭蕾指着路灯下的雪花说：“像不像当年在长城上看到的雪？”

其实那年长城根本没下雪，但所有人都点头。有些记忆，会在苦难里自己长出光晕。

2002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已经初见起色，但我和团队始终在思考：中国真正的商业未来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网上跳蚤市场”，而是一个让普通人也能做生意、让买家敢买、卖家能信的平台。这个念头，像火种一样，在我心里烧了整整一年。

2003年初，我召集了七个最信任的伙伴，在杭州湖畔花园一套未装修的民宅里，关起门开了三天会。我说：“我们要做一件谁都不信的事——做中国的C2C平台，名字就叫‘淘宝’。”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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