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2004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父亲一周年的祭日，我们林家六个子女难得聚齐。
窗外北风呼啸，屋里暖锅热气腾腾。
五大三粗的哥哥们围坐一桌，酒过三巡，话题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母亲赵秀兰的养老问题。
母亲独自住在乡下老宅，近七十的人了，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妈这身体，一个人住着实在不放心。”我先开了口，目光扫过一圈哥哥们的脸。
大哥林建国，在市里做建材生意，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粗声大气地说：“弟妹，不是大哥不开口，我这生意刚铺开，天天在外头跑，你嫂子一个人在家，哪照顾得过来？”
二哥林建军是区里某个单位的小领导，他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接话：“小薇，你二嫂心脏不好，不能劳累。妈来了，我们心里也急。这样，以后我们每月多出二百块钱，你看行不？”
三哥、四哥、五哥也立刻跟上，理由一个比一个“实在”：孩子马上高考，家里房子太小住不下，老婆单位刚改制下了岗……一时间，饭桌上充满了成年人的无奈与辛酸，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座大山。
母亲一直沉默地坐着，听着儿子们的“难处”，浑浊的眼睛里渐渐漫上水汽。
她没哭，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衣角。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我身上——家里唯一的女儿，林薇。
我心里像被塞了一团浸了凉水的棉花，又冷又堵。
我看着哥哥们一张张看似诚恳却写满推诿的脸，再看看身边沉默的丈夫张诚，一股不忿和心酸直冲脑门。
就在我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母亲突然开了口。
她拉住我的手，手心冰凉，声音却异常清晰：“都别争了，你们都难，都忙，是我这个老东西拖累了你们。”
她顿了顿，环视一圈儿子们，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一字一句地说：“还是我们小薇心疼妈。”
一句话，给我定了性，也堵死了我所有的退路。
亲戚们立刻交口称赞：“看人家小薇，到底还是女儿贴心！”
“建国啊，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可不能让妹妹一个人扛着！”
哥哥们如释重负，纷纷附和：“就是就是，小薇辛苦了！以后有事你说话，哥几个绝不含糊！”
那顿饭的后半场，我食不知味。
哥哥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仿佛已经解决了一桩天大的难事。
我看着他们，再看看身边一脸“体谅”与“欣慰”的母亲，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哑巴吃黄连”。
一周后，我开着那辆半旧的桑塔纳，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了我在城里的家。
一个不到九十平米的两居室，从此要挤下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完美”的母亲。
母亲的到来，在最初的一个月里，让我以为自己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她简直是“完美母亲”的典范。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悄无声息地在厨房里忙碌。
等我和张诚睡眼惺忪地起来时，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粥、馒头和几样爽口的小菜。
我女儿彤彤上学前，她总会把温好的牛奶塞到孩子手里，慈爱地看着她喝完。
她包揽了所有家务。
地板被她擦得能照出人影，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
我的家，从未如此整洁明亮过。
在外面，母亲更是给我挣足了脸面。
她很快和楼上楼下的大妈们熟络起来。
在小区的花园里，她总是笑意盈盈地拉着别人的手，言必称：“我女儿女婿对我太好了，比亲儿子还亲！城里就是好啊，吃得好住得好，我这把老骨头跟着享福了。”
很快，我“孝女”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小区。
单位的同事见了我也要夸上几句：“林薇，听说你把你妈接过来了？真孝顺，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甚至有一次，科室开会，王科长还当众表扬了我，说我是单位职工的道德榜样。
那段时间，我走在路上，腰杆都挺得笔直。
我甚至有些鄙视那五个自私的哥哥，觉得他们错过了和母亲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
我以为，我的生活会因为母亲的到来，变得更加轻松和美满。
我错了。
当最初的新鲜感和自豪感褪去，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从这个“完美”的牢笼里，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
裂痕，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那天我发了工资，心情很好，给女儿彤彤买了条当时最流行的泡泡袖公主裙。
彤彤穿上后，在镜子前转着圈，像一只快乐的蝴蝶。
母亲坐在一旁，满脸慈爱地看着，嘴里不停地说：“好看，真好看，我们彤彤穿什么都好看。”
晚上，我起夜，路过母亲的房间，门虚掩着。
昏黄的床头灯下，母亲戴着老花镜，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她那件洗到发白的灰色旧外套的袖口。
那专注而落寞的背影，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什么也没说，悄悄退了回去。
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着。
那条漂亮的公主裙，此刻仿佛成了一种罪证，映照着我的“奢侈”和母亲的“节俭”。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到母亲那些“完美”行为背后，隐藏的另一面。
我和张诚结婚纪念日，想出去吃顿饭，看场电影，重温一下二人世界。
我们出门前，母亲正在客厅里乐呵呵地看着电视。
可就在我们换好鞋，准备开门的那一刻，她突然“哎哟”一声，扶住了额头。
“妈，您怎么了？”我赶紧过去扶住她。
她摆摆手，脸色有些苍白，却依然挂着那副“我没事”的笑容：“没事，老毛病了，突然有点头晕。你们快去玩吧，别管我，我一个人躺会儿就好。”
我和张诚对视一眼，彼此的眼里都写满了无奈。
我们还能走吗？
当然不能。
我们默默地脱下外套，放回电影票。
那一晚，张诚在书房里抽了半包烟，而我则坐在母亲床边，听她絮絮叨叨地讲着我们小时候的趣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从不直接反对我们做任何事，但她总有办法，让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哥哥们偶尔会打电话来。
母亲接到电话，永远是那几句：“都好，都好，小薇把我照顾得很好，你们放心忙自己的事。”
可挂了电话，她就会在饭桌上，看似不经意地提起：“你三哥说，他们单位分的集资房下来了，一百五十多平，真敞亮。”
或者，“你大哥的儿子，今年考上重点大学了，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不像我们彤彤，就知道疯玩。”
她从不指责我住的房子小，也不批评我没把女儿教好。
但她的话，像一把软刀子，在你最柔软的地方，一刀一刀地割。
她用对儿子们的“炫耀”，来凸显我的“平庸”，用对孙子的“期许”，来暗示我对女儿教育的“失败”。
02
最让我窒息的，是情感上的隔绝。
我工作上遇到一个难题，被领导批评了，心情很差，想找人倾诉。
我对母亲说起这事，她会安静地听完，然后递给我一杯热水，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都这样，工作哪有不受气的，忍忍就过去了。”
我的所有情绪，无论是委屈、愤怒还是焦虑，打在她身上，都像打在了一团巨大的棉花上。
她不理解，也不试图理解，只是用一种“你不该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态度，将我所有的倾诉都堵了回去。
在她构建的“完美家庭”里，似乎只允许有和风细雨，不允许有电闪雷鸣。
我开始失眠，变得沉默寡言。
张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林薇，你跟你妈谈谈吧，这样下去你会憋出病来的。”
我试过。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妈，您别那么累，家务我们也能做。您也看看电视，去楼下跟大妈们打打牌，放松一下。”
母亲停下手里正在织毛衣的针，抬起头，脸上是那种熟悉的、完美的微笑：“妈不累，看着你们好，我就高兴了。妈这辈子，没什么盼头，就盼着你们好。”
一句话，又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我感觉自己像个不知好歹的罪人，面对着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圣母，我的任何“自私”的想法，都显得那么卑劣和可笑。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心胸太狭隘，容不下一个“为我好”的母亲？
是不是我太矫情，把母亲无私的爱，当成了一种压力？
我被困住了。
困在邻居的赞美里，困在哥哥们的“托付”里，更困在母亲用“完美”为我量身定做的、密不透风的道德牢笼里。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
而那个去上海学习的机会，就是压在我身上最重的那一根。
2005年初春，厂里下发了一个文件，要选派一名技术骨干，去上海总部公派学习半年。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在技术员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快十年，这次学习回来，基本就能提拔为科室副主任，无论是待遇还是职业前景，都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凭借多年的业务积累和一次出色的技术比武，我最终拿下了这个名额。
我拿着通知书，像个孩子一样冲回家。
张诚比我还高兴，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你应得的！放心去，家里一切有我！”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母亲的房间。
她正在给彤彤织毛衣，见我进来，放下了手中的活计。
“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单位要派我去上海学习半年，回来就能提干了。”
母亲听完，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我所熟悉的、堪称完美的笑容。
她的眼睛里闪着慈爱的光，拉着我的手说：“真的啊？那太好了！我们小薇真有出息，妈为你骄傲！你放心去，家里的事一点都不用你操心，有我呢！”
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甚至有些感动，觉得之前是不是自己太多心了。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却变得诡异起来。
母亲突然变得异常安静。
她不再念叨家事，也不再唉声叹气，只是默默地做着家务，眼神常常放空。
她会花很长时间，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一坐就是一下午。
她对我，比以前更加“体贴”，我下班回家，她会立刻把拖鞋放到我脚边；我吃饭的时候，她会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自己却吃得很少。
这种过度的“好”，让我感到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压抑得我喘不过气。
我出发的日子定在周四。
周三上午，我正在车间和工人们调试一台新引进的设备，办公室的小李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林姐，主任让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快点！”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污，快步走到办公楼。
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里面的景象让我浑身一僵。
我的直属领导王科长，正一脸尴尬地站在一旁。
办公室主任则黑着脸坐在他的大班椅上。
而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神情严肃的中年妇女。
“小林，来啦。”主任的声音毫无温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区街道妇联的李主任。”
妇联？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没等我开口，王科长就用一种极其失望的语气说：“小林啊，你怎么回事？你妈妈今天一早，拄着拐杖，找到了咱们厂的工会主席。哭着说，你为了自己要去上海高升，要把她一个孤老婆子扔在家里，没人管。甚至……甚至还说你嫌她吃得多，最近连饭都给她减量了……”
我像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愣在原地，手脚冰凉。
妇联的李主任站了起来，用一种审视的、带着批判性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语气严肃得像在宣读判决书：“林薇同志，是吧？你母亲赵秀兰女士，已经向我们提交了书面的求助信，控诉你对她进行长期的家庭冷暴力和变相遗弃。赡养父母是《婚姻法》规定的法定义务，你的单位也非常重视职工的思想品德建设。我们希望你，立刻停止你的出差计划，回家处理好你的家庭问题。否则，我们将会把这个情况，以书面形式，正式通报给你们单位的纪委！”
“通报给纪委”……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天灵盖上。
在2005年，对于一个国企员工来说，这几乎等同于职业生涯的死刑判决。
我看着眼前这几张或愤怒、或失望、或威严的脸，脑海里却清晰地浮现出母亲那张“完美无瑕”的脸。
她没有在我面前哭闹，没有跟我争吵，她甚至还在“支持”我。
但她却用了一种最致命的方式，绕过了我，直接动用了社会舆论和组织压力，精准地打击我最在乎、最引以为傲的工作和前途。
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最柔弱无辜的受害者，在我为之奋斗了十年的世界里，投下了一颗足以将我所有努力都炸得粉碎的王炸。
她太了解我了。
在那个注重集体荣誉和个人名声的年代，没有什么比一顶“不孝”的帽子，更能毁掉一个力争上游的国企职工。
原来，这才是她让子女“有苦难言”的真正方式。
不是无声的忍耐，而是致命的背刺。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在外人眼里完美无瑕的母亲，终于在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亮出了她最锋利、最冰冷的獠牙。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愤怒、羞耻、委屈……无数种情绪在我胸中翻涌，最后却都沉淀为一种刺骨的冰冷。
我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辩解。
因为在“弱者”母亲的眼泪面前，任何解释都苍白无力。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依次看向王科长、主任和妇联的李主任，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王科长，主任，李主任。是我没处理好家事，给组织添麻烦了。”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惊讶，“请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处理好。”
看到我“认错”态度良好，几位领导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主任挥了挥手：“去吧，记住，思想问题是根本问题。家都管不好，怎么干好工作？”
我走出办公楼，初春的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清醒。
这场战争，我不能再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