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生命的终点，为她奏响最后一曲

重症监护室里，演奏者汤幸执起小提琴，久石让的《Mother（母亲）》缓缓流淌。病床上的老人微微侧目，望向拉琴的身影，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嘀嘀声。

2025年的最后一天，一场特殊的演奏在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举办。躺在病床上的听众，是一位肝硬化晚期患者，已经与疾病抗争了两年多时间。

她叫叶锦弟，年轻时曾做过两年小学音乐老师。演奏者是儿子黄海乐特意请来的，看到母亲入住ICU后状况稍有好转，他盼望这首曲子能为母亲注入力量与信心。

这段演奏视频被传到网络上，无数人为之动容落泪。

然而，生命的走向有时令人猝不及防，叶锦弟的病情急转直下。2026年1月5日，黄海乐遵从母亲的愿望，将她从ICU转移到普通病房。

6日凌晨，叶锦弟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最后的时光里，儿子一直守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轻声讲述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以下为黄海乐的讲述。

ICU里的最后一曲

2025年12月31日，演奏那天，是我母亲进入ICU的第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和死神赛跑了一周有余。

12月初，母亲开始持续发烧，服用退烧药后仍反复不断。在她过完77岁生日后，当月22日，我为她办理了入院。

母亲属于肝硬化失代偿期，也就是晚期。这次医生检查出她患有“心内膜炎”，心肌肌钙蛋白的数值达到正常人的数倍，极易引发心肌梗死。但由于肝硬化这一基础疾病，母亲凝血功能极差，无法进行心脏手术，治疗陷入两难。

病情来得太快太猛。入院时母亲气色尚可，我们还能有说有笑；可到12月29日被推进ICU前，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第二天探视时，医生告诉我，她心内膜炎的指标在下降。我也惊喜地发现，她恢复了意识，能够睁开眼睛。虽然说不出来话，声音沙哑，但已能用眼神与我们简单交流。

我想为她做点儿什么。母亲年轻时当过两年音乐老师，喜欢唱歌。我想送她一首曲子，用旋律代替语言，给她传递一些对抗病魔的力量。ICU需要安静，钢琴太庞大，小提琴最合适。

12月29日，我托朋友寻找，最终联系上了小提琴演奏者汤幸。我选了久石让的《Mother》献给母亲。

2025年的最后一天，汤幸来到了ICU。病房里只有监护仪规律的嘀嘀声。当《Mother》的旋律从小提琴中流淌出来时，我站在一旁，用手机记录。

母亲的头微微转向琴声的方向，眼睛望着演奏者。她的身上连着血透机和呼吸机，神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说不清她究竟听到了多少，又明白了多少，但我坚定相信，这首我心中最温馨深情的曲子，一定能抵达她的心底。

然而，这缕琴声带来的微光，终究还是被黑暗吞噬。元旦那天，母亲病情再次反复，她陷入半昏迷。ICU病房每天探视时间只有中午短短一小时，剩下的23个小时，对我和她来说，都是煎熬。

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问出了那个问题：“母亲，你是不是想解脱了？如果是的话，就眨两下眼睛。”她对我眨了两下。

我请身边的亲人再次确认，得到了同样的回应。我请求医生将母亲转回普通病房，不要她独自在ICU里抗争，我要陪在她身边，走完最后一程。

后来，那段ICU里演奏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很多人哭了，说这是“送别的曲子”。其实，拉琴的初衷，是为了“生”，而不是“别”。只是结局来得太快。

1月2日，母亲病情恶化时，黄海乐亲吻她的额头，希望传递爱的力量。受访者供图

单亲妈妈双倍的爱，治愈了我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名水手。我13岁那年，他因工伤意外去世。当这个消息从远方传来时，像天塌了一样。母亲抱着我说，要不是因为我，她可能就跟父亲走了。从此，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母亲用双倍的爱，试图弥补我缺失的父爱。父亲走后，家里经济一下子就紧张了，但我想要的东西，只要合理，她都会尽力满足；小学时我逃学去田野玩得浑身泥巴，她没有骂我，只是担心我掉进泥坑里怎么办。

她知道我孤独，常叫舅舅、阿姨带着表弟表妹来陪我玩；我从东莞去广州读中专，她心疼我来回车费贵，就坐着厂里只要4块钱的班车来看我，带我吃饭逛街。

1989年春节，黄海乐9岁时，与母亲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父亲离世是在我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升入初中后，我爱打篮球。一次在球场上和同学争执，有人骂我“有娘生没爹教”，我气得拳头攥紧，却最终没有挥出去。

我知道，一旦闹到学校请家长，母亲若晓得我被人这样嘲笑，她会伤心。为了不让她难过，我把那口气咽下了。从那刻起，我觉得自己开始像个男人了。

母亲总是用最温柔的方式化解我的偏执。父亲走的转年，曾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我不同意，告诉她“不愿有第二个爸爸”，最终她拒绝了那个人。

后来我懂事了，对此心怀愧疚。她却安慰我：“幸好没找那个人，听说他后来也病倒了，要是找了，岂不是更麻烦？”我知道她可能是在编故事安慰我，但这份小心翼翼维护我感受的心意，让我觉得愧疚又温暖。

母亲确诊肝硬化失代偿期，是在2023年。医生说，如果不做门静脉分流手术，血管随时可能像吹爆的气球，人几分钟就没了。但做了手术，存活期通常也很难超过五年。我对母亲说：“给我五年时间也好。”她心疼钱，也怕拖累我，但我坚持希望她做手术。

手术做了，母亲的命暂时保住了，但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她开始频繁呕吐，四肢无力，下不了地，出不了门。我给她买了电动轮椅，她说太贵，用不了多久。我告诉她，能用一天是一天。

这两年多，她的肝性脑病发作了6次。每次发作，人就会意识模糊，反应迟钝。有一次发作，我早上发现她大小便失禁，床上全是污秽。我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清理干净床铺地面。

她清醒后觉得很丢人，我说：“我怎么可能嫌你脏？你再脏都是我母亲。”

她生病后，我便辞去了工作，靠着投资理财的兼职维持生活。我当时曾算过一笔账，我的工资收入与请护工的钱不相上下，那不如我亲自来。钱以后可以再赚，但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我和母亲相处的最后几年。

1994年春节黄海乐和母亲的合影，这是黄海乐失去父亲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受访者供图

“妈，你现在就是我的‘女儿’”

我从被母亲照顾的儿子，变成了她的全职看护。我学着用AI查护理知识，学会做饭、打理家务、帮她清理吐在床上的污物、更换成人纸尿裤。刚开始她很害羞，我说：“妈，你现在就是我的‘女儿’。现在换我来照顾你这个‘体型比较大的baby（孩子）’。”

亲手照顾她，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这两个字的重量。当我因为收拾家里杂物而腰酸背痛时，我才明白她身上那些老毛病是怎么来的；当我重复着琐碎的劳作，才体会到她把我拉扯大的艰辛。我们就这样，彼此陪伴、互相治愈。

这两年，我时常推着她逛菜市场，推她去剪头发，走亲戚。我们约定，等春节身体好点儿，要去看刚开通的东莞地铁一号线，去看深中大桥。她也常跟她的老姐妹“炫耀”：“现在我儿子什么都管我，我想去哪，说一声他就带我去。他还会做饭了，味道还不错！”

对于离开这件事，她大概思考过很多次。这次入院前，她曾问我，如果她走了，知不知道该把她安葬在哪里。我说要把她和父亲埋在一起。她闭眼，轻轻点了点头。

1月5日下午，母亲转回了普通病房。人们都说，临终之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于是从那天下午起，我一直握着她的手，对她说话。

我跟她道歉，细数我以前做过的混账事；我跟她规划未来，从45岁讲到80岁，描绘我今后的事业与家庭。我多么希望，等到我八十岁那年，还能有个姑娘走到面前，喊我一声“乐仔”——那是母亲唤我的小名。

我拉起她已无力的手，勾住小指，盖上大拇指印。这是我小时候，她常与我做约定的方式。

1月6日凌晨4点20分，我看着母亲的心跳归零。我哭了十多分钟，开始为她清洁身体。她终于不用再忍受这种痛苦，真的解脱了。

如今，母亲的后事已被料理完毕。而我会朝着与她约定的目标，好好活下去。我相信，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们终会以某种形式重逢。而我会在未来的岁月中静心等待。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