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延寿寺街的廉记书铺里,木书架上堆着卷边的旧书,常有穷秀才来寻便宜书。那天,20岁出头的范晓杰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衫,站在书架边翻《论语》注本,忽然听见账台方向传来“叮”的一声——一枚铜钱滚过青石板地面,刚好停在他脚边。原来是个穿月白衫的少年买《吕氏春秋》,付钱时从荷包里滑出来的,少年蹲在地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皱着眉攥着书走了。范晓杰眼珠一转,扫了眼周围低头看书的人,悄悄把右脚挪过去,用鞋底牢牢踩住铜钱。等少年的身影出了店门,他才弯下腰,飞快拾起那枚带着体温的铜钱,塞进袖筒里,嘴角还翘了翘——这钱够买两个烧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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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被坐在角落茶桌旁的老翁看得分明。老翁穿藏青暗纹长袍,鬓角沾着些白发,手里端着盏茉莉花茶,茶烟绕着他的脸飘。他看着范晓杰的小动作,轻轻叹了口气,等范晓杰转身要往店外走,老翁忽然站起来,慢步走到他跟前:“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是做什么的?”范晓杰以为是书店的老主顾,没多想,如实说:“我叫范晓杰,父亲在国子监当助教,我跟着来北京读书,今天路过这儿,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经史。”老翁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转身走出了店门。
3年后,范晓杰熬到了监生身份,又通过吏部的考核,被派到江苏常熟做县尉。这可是他苦读10年的结果——县尉虽然是辅佐县令的小官,但管着捕盗和治安,也算握了点实权。他高兴得整夜没睡,收拾好行李就星夜兼程南下,到了南京的第二天,第一桩事就是去江宁府衙投帖——江苏巡抚汤斌是他的顶头上司,必须拜谒过才能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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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汤斌的门比他想的难进。第一天投帖,门房说“大人在见知府”;第二天去,说“大人去了文庙”;第三天、第四天……一连10天,范晓杰每天天不亮就守在府衙门口,把名帖递了一次又一次,连汤斌的影子都没见到。第11天,他咬咬牙,从包袱里摸出一锭碎银,塞给门房:“小哥,帮我再通禀一次吧,我真的有急事。”门房捏了捏碎银,进去了半盏茶的功夫,出来时脸色淡淡的:“大人说,你不用去常熟上任了,名字已经写进弹劾奏章,革职了。”
范晓杰如遭雷击,抓住门房的袖子:“我连官印都没摸到,怎么就革职了?犯了什么罪?”门房皱着眉抽回袖子:“大人说你贪钱。”“贪钱?我来南京才3天,连衙门都没进过!”范晓杰急得直跺脚,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一定是大人弄错了,我要见他!”门房瞥了他一眼,转身进去禀报,过了一会儿出来,带了句话:“大人说,你忘了3年前北京廉记书铺的铜钱?秀才时就贪一枚钱,当了官岂不是要成戴乌纱的强盗?别让常熟的百姓跟着受苦。”
范晓杰的脑袋“嗡”的一声,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原来当年的老翁就是汤斌!他想起自己踩铜钱时的鬼祟,捡钱时的窃喜,想起老翁当时看他的眼神——那不是好奇,是惋惜。现在再想,那枚铜钱哪里是钱,分明是块烧红的炭,塞进袖筒里,直到现在才烧得他心口疼。他颤巍巍地解开腰间的官印袋,把用红绸裹着的县尉印放在门房手里,低头走出了府衙。巷口的风裹着桂花香吹过来,可他闻不到——满脑子都是那枚铜钱滚在地上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响,像打在他脸上的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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