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理智”与“理性”

梁漱溟的理智，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理智。我们一般说这个人丧失理智了，大概就是说他疯了，丧失人所通常具有的那种正常性了。早年的梁漱溟就用了理智这个关键词，而且还将之置于——直觉与理智的——两分法之内。本能，英文为instinct，人有本能，但非人的动物也具有本能，而且其本能可能更为强大。但是与动物不同，人之为人，乃是因为具有理智，理智的英文为intellect，它是以“合理”的理作为核心的，这还是那句老话儿：人是具有理智的动物。其实，梁漱溟所说的理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

作为理性动物的人，这种观点恰恰在西方是位居主流的，但是中国与西方看待人的方式，又有何区分呢？梁漱溟就以理智与理性之短长来区分中西。他说，西方人善于用理智，重“物观上的理”，即“物理”，西方人逻辑认知上很强；中国人则善于用直觉与情感，重“人情上的理”，即“情理”，这个情理居然被梁漱溟叫做“理性”。由此可见，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这意味着，梁漱溟所谓的理智，相当于具有科学精神、向知识发展的今天我们所常用的“理性”，而他所谓的理性则更近于如今所说的无私的“情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西方人偏重于理，而中国人擅长于情。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三个概念：本能、理智与理性。传统二分法，就是本能与理智的两分，但是梁漱溟那里，却将之改造为“新的三分法”，因为他又平添上了理性一维，那为何要做出三分呢？因为传统“二分法是把人类心理分作两面来看：本能一面较深隐，而冲动有力；理智一面较浅显，却文静清明”，但实际上这个说法也不全面，理智也是可以导向深邃的，这恰恰也是西方文化的强项。但这种两分法，在梁漱溟读过英国哲人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后就改变了，因为罗素做出了本能、理智和灵性的三分。梁漱溟则把罗素的灵性进行了替换，罗素的灵性是作为宗教和道德的心理基础而存在的，但是，中国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为主流，所以道德的心理基础则是情理合一的“理性”。

我们再来看梁漱溟对理智与理性之分的总结：“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 ‘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或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即以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 ‘情理’。”这就说得更明确了：理性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比如说正义感，正义感往往“利害得失在所不计，是之谓无私”，它就是一种对公正道义的情感认同。譬如说，看到街面上有人在强取豪夺、强买强卖、以强欺弱，那么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平的情绪，世上不该如此不公！这就是一种情感的无私，不是只针对自己的那种个体情感，而是一种为了他人的共情。但是，理智则不同了，正如那本小说的名字《理智与情感》所示，这二者恰恰是相互割离的，理智不允许一丝一毫的情感介入其中，比如说科学探索就是按照客观规律来的，不能由任何个体或者群体的情感来对其加以侵蚀。

所以，梁漱溟的理性就是一种所谓“清明自觉”的感情，其实就是一种“主静”的人类情感，这恰恰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合情合理”的生活之道。梁漱溟继承了传统的性善论，由此认为：“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觉能动。”这就可以将人从动物式的本能当中解放出来，人不是消极被动，“而是其生命富有活变性和极大可塑性以积极适应其生活环境。一个人生下来非从社会生活中经过学习陶铸便不得成人而生活，且于生活既得其适应后遇到环境必要时，重又能改造变化者，全赖此焉。”

问题来了，当我们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如果我们与非正义作出斗争的话，那么，究竟是出于冷静的理智，还是热烈的理性呢？恐怕都有，因为正义既可能来自某种被共同体所接受的理智规则，又可能来自情理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的共鸣，但是，如果有了为正义而斗争的意图，无论是怒发冲冠，还是捋袖子去干仗，那都会让人冲动起来，而“冲动属于本能”，而且冲动起来，那就是“从身体上发出斗争本能了”。总而言之，本能、理智与理性，乃是梁漱溟提出的结构性的主张，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将人类社会的进展也都纳入同构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了：从本能发展到理智，再从理智升华到理性。所以说，《人心与人生》的核心的主张便是，人类的发展，亦即人心的出现，一方面在生物进化上是有其来历的，另一方面确实从衔接动物本能所有增益或扩大而来。在梁漱溟看来，争取自由和奋进向上才是人类生命的本性，同时也是宇宙大生命的本性所在。

从本能、理智到理性的历史进展，其实这后两个过程的进化开始是混糅在一起的。人类科学的发展摆脱了巫术与宗教，这就是从本能向理智的发展，但即使到了今日，科学也还要受到道德的制约，这就是理性翻过来对理智的规范。比如说，克隆技术如今迅猛发展，过去三十年的生物科技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三百年的发展，但如果给你克隆出两个一模一样包括思想精神的父亲，你该怎么办？到底给哪个父亲尽孝？这可不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而是违背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难题，所以人类的规范也要去塑造出科学的禁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是人心的高境，乃是回归生命本性的理性层级。因为在本能与理智之外的第三种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那便是为本能、理智之主体的“人类生命本身”。梁漱溟说得好：“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者本也，用者末也。” 梁漱溟这就明确提出了一种健康的人类结构：把客观冷静的理智作为人类功用，把情理交融的理性作为人类本体，情理合一为体，理性运用为用，二者形成了本末的体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