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心之心,在梁漱溟看来,与生命几乎是相同的意思,因为一切含有生命的莫不有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之有人心的活动,与其他生物之有生命表现,虽然处于优劣不等的层级,但实质上就是同一回事。显然,晚期的梁漱溟更多接受了科学的观念,特别是对进化论更为认同,从低级到高级生物的演化被他视为是自然之事。但是,人心却具有“主动性”,这是与其他生物不同之处,而认知这种主动性还是要从生物生命去理会,因为生物本身就具有自动发展的能力。
那么,何为主动呢?主动就是不是被动,被动是“不由自主”的动,非生命的动是“无心”的动。所以梁漱溟说,“非生物既无主动之可言矣,则亦无所谓被动。真正的主动,真正的被动,皆就有生命者而且富有生命者言之”,比如风吹起来、水流起来,这些动都不是真正的动,而微生物之类,尽管偶尔有主动性的征兆,但是还谈不上真正的主动。而人类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争取主动、力避被动,特别是在战争当中强烈表现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就必须发挥出“自觉的能动性”。所谓“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主动为之,让客观存在的“旧因素”里加上主观努力的“新因素”,由此才能“新新不已”,推动进展。
由此,梁漱溟就区分了生命的“自发”与“自觉”的不同。他说,“认识人心的主动性,首先从生命的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人们的意志来认取”,由此生命才能有所创新。自发就是无意而成之,自觉必须是有意而为之,要自觉就需要人的意志做出选择与行动。按照梁漱溟的乐观主义观念,生命本性就是无止境的不断翻新,从万万年的生物进化史到人类出现,再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仍向未来的拓展,我们发现,人类的主动性其实越来越强化了。梁漱溟仍是持一种从低到高发展的线性进化论,但我不知道如果AI机器人在未来控制人类的话,那么,作为人的主动性到底何在?
除了主动性之外,梁漱溟认为,人心的特点还有灵活性和计划性。单细胞生物,它们只能是既不灵又不活的代表物;人的心,不仅灵而且活,不灵活不足以为人心。而且,人心要通过人身得以显现,人的身体给人心开出机会,由此方有灵活的可能。于是,灵活是有待争取的,而人心也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计划性也是人心的本性,这一点梁漱溟援引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其中认定在对敌认知当中,只有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定性”,才能构成战争计划的客观基础,人心在行事过程中定是有所规划的,无论这种规划是粗略的还是详尽的,都是如此。
在论述人心的计划性的时候,梁漱溟特别强调了人心“能静”的特征,“能”就是“能够”的“能”,“静”就是“安静”的“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能面对问题时保持冷静的态度,从而摆脱本能的束缚。梁漱溟给出的科学论据是,科学家发现黑猩猩可以认数,可以数到五,但是超过五就难了,尽管动物可以具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却始终不能安静下来。印度的猕猴也是如此,把花生米放到瓶子里,它就不会通过倒瓶子把花生取出,哪怕是屡次示范也不会,只能干着急。但梁漱溟所引用的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动物实验结果,如今已经证明,黑猩猩的记忆力恐怕不低于人。
而这种独特的“心静”特质,恰恰是人类自觉的来源之一。所以,梁漱溟就下定论说:“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必有自觉于中,斯可谓心静;唯此心之静也,则有自觉于中焉。”“心静”的说法,显然来自中国哲学的动静之辩,“动物是要动的,原无取乎静也;然静即从动中发展而来”。但静之为人生境界,却被梁漱溟提升到自觉的层面:心静与自觉、自觉与心静,成为一体两面。人心能静的来源,又被梁漱溟找到了生物学的根基。他认为,生物进化的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有“理智生活”一路,也就是说,高级灵长类动物也是不能达到心静的,因为它们无法过上“理智的”生活,而人确实是独具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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