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降日本对华认知的转折与延续

汉唐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仰慕近乎虔诚。汉朝时接受传国金印，开启宗藩联系；唐朝时派遣遣唐使，仿长安城建造平城京与平安京，《大宝律令》参考唐律制定，书法上追慕王羲之、颜真卿，唐诗成为日本文人的创作模板，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入更推动了日本文化的普及。那时的日本，将中国视为文明的源头，全力汲取养分以塑造自身。

满清入关后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彻底搅动了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在日本看来，华夏文明的核心——礼文冠裳被蛮夷扫荡，辫发胡服取代了先王之制，中国已沦为“夷狄”。日本学者伊东龟年对清朝船员的发式衣着流露不屑，更有言论称“大清太祖自鞑靼统一华夏，变发兴胡服，先王之风悉就扫荡”。当日本向中国船员展示保存的深衣幅巾、东坡巾，并强调“此乃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以礼经为证”，而中国船员承认这是明朝秀才服饰、清朝已改衣冠时，日本愈发坚信中华正统已移至本国，催生“华夷变态”理论——中国因被蛮夷统治失却正统，日本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江户儒学者山鹿素行甚至提出，夷狄统治下的中国已非“真正的中国”。

18世纪的日本，对清朝的态度更显矛盾。通过“风说书制度”，日本详细搜集清朝情报，《清俗纪闻》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序文里的林衡既蔑视清朝“辫发腥膻”，又担忧达官子弟对江南风俗的追捧——不少贵族子弟以清朝事物为雅，拟模清人生活，羡慕福州夏日的冰贩、三吴之地的殷实与雅趣。黑泽惟直与中井曾弘则指出，闽浙一带仍存唐宋遗风：北京、盛京是纯满俗，西南是“大满小汉”，唯有闽浙“小满大汉”，保留着中华故家遗俗。此时的日本，虽贬低清朝的“变夏为夷”，却未完全否定中国，仍承认江南的文化传承。

晚清以降，日本对中国的认知转向彻底负面。1862年“千岁丸”号抵达上海，考察团目睹洋泾浜以北洋人区的整洁有序，与上海县城内的垃圾成堆、难民饿毙形成鲜明对比；纳富介次郎记录难民“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饿死者日日增多”；1885年冈千仞见到新北门的乞丐——褴褛百结的兀者、尪者、盲者，脏臭的闾巷中时有僵尸；1906年中野孤山目睹底层苦力的惨状：手脚结着污垢的厚皮，满身瘿瘤，甚至从垃圾堆捡食剩肉。这些景象让日本认定中国是“民穷”的失败国家，官民的腐朽、底层的悲惨，都印证了日本的文化与国力优越感。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全面西化，国力迅速崛起。甲午战争击败清朝，更让日本确信自己已超越中国。日本社会普遍形成“中国落后、日本领先”的认知，认为中国是“迂腐停滞”的负面案例。这种优越感延续至近代，成为日本侵华的理论底色——从丰臣秀吉“图朝鲜窥中华”的素志，到“田中奏折”“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野心，日本的对华认知转折，本质上是对自身定位的重构，而这种重构背后，是延续千年的扩张欲望。

从汉唐的仰慕到清朝的鄙夷，从18世纪的矛盾到晚清的否定，日本对华认知的转折，既是文化认同的位移，也是国力对比的折射。而这种认知的延续，更藏着日本对中国从未消散的野心——从白江口之战到抗日战争，日本的侵略从未因一时的失败而终止，其对华认知的每一次转折，都是为下一次扩张积累“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