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老妇人在台湾病亡于浴室，其竟是革命家秋瑾唯一的女儿

1967年初冬，台北市仁爱路一栋老宅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倒在了浴室门口。

送医时人还带着体温，到了医院就没救回来。

她独居多年，身边没亲人，除了一个临时雇来的保姆。

住在附近的邻居回忆，说她平时话不多，偶尔一个人坐在阳台晒太阳，手里常拿着一本破旧的诗集。

这事儿要不是有人在她家发现几封泛黄的旧信，还真没人知道，她就是秋瑾的女儿。

秋瑾，清末革命党人，1907年被清政府以“谋反”罪名处决于绍兴轩亭口。

那时候传言说她临刑前大义凛然，一语不发，面向东方。

她死的时候才32岁，留下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没成年的女儿，叫王灿芝。

王灿芝，这名字后来几乎没人提起。

可她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段被历史封存的旧档案，等着被重新翻开。

她生于1901年，母亲秋瑾那年还在湖南，刚嫁进王家。

王家是书香门第，跟曾国藩家族还有些亲戚关系。

王灿芝三岁那年，秋瑾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那时候的她已经不满丈夫沉溺官场，想自己寻一条救国之路。

临走前，她把女儿托给了好友谢涤泉一家。

谁知道，这一托就是命运的开端。

谢家子女众多，生活清苦。

谢涤泉的继室脾气不好，还酗酒，根本没工夫照顾孩子。

王灿芝在谢家那几年，吃不饱穿不暖，头上生虱子，身上长疥疮。

她后来写过一篇短文，说那时候“饭有一顿无一顿，夜里冻得睡不着，常常哭。”

1907年夏天，秋瑾在绍兴被捕，随后就义。

消息传到家中时，王灿芝才刚六岁。

她记得有人在屋里哭，有人跪地磕头，别人都不让她听，可她还是听到了那句：“你娘没了。”

那之后，谢家不愿再养她，把她送回了王家。

可王家呢？祖母重男轻女，说她是“贱命”，动不动就打骂。

母亲“造反”被杀，王家在亲戚圈中抬不起头，父亲也因惊惧辞官回乡，没过几年就病死了。

王灿芝的童年，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孤儿寡母 不受待见。

可她这人，从小就倔。

十一岁那年，她偷偷拜了家中护院“王老倌”为师，练起了拳脚。

太极、八卦、形意拳，那会儿她天天在后院练，练得手掌上起泡，衣服湿透。

她说：“要强身自卫，也要为我娘报仇。”

那时候是1912年，清朝刚灭，民国刚立。

大人们忙着换旗帜、改官衔，可对她来说，只有一个目标：找到杀母仇人。

十八九岁时，她被安排与曾家子弟订婚。

可她不干。

趁着两家办喜事，她一个人逃去了上海。

住在一间女校宿舍，白天上课，晚上在阁楼打拳。

有老师问她：“你为啥不肯结婚？”她说：“我有别的事要做。”

1927年，上海局势混乱。

蒋介石在“四一二”清共行动中大肆捕杀左派人士，王灿芝所在的女校也被迫停办。

她那时候已经是校长，学校被封时，她一个人守了三天，最后才被人劝走。

之后，她决定出国。1930年，她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航空专业，学飞机制造和空气动力学。

那时候，全美女性航空工程师不超过十人，中国女性更是凤毛麟角。

教授们起初不看好她，但她英文好，动手能力强，做实验从不迟到早退。

一个美国同学说：“她像个军人。”后来，她还参加了一个飞行俱乐部，亲自上过训练机。

学成归国后，她本想着投身航空事业。

可那会儿中国正陷入内战，航空工业几乎为零。

她被安排在杭州的一所航空学校教书，课桌是旧木头拼的，风一吹就晃。

她还是没忘记找人。

终于，有人告诉她，当年秋瑾在绍兴起义，山阴县令本想放她一马，是上层官员“贵福”强令执行。

贵福后来改名“赵景琪”，藏在东北。

她正打算北上，结果“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她说：“我这辈子，怕是见不到他了。”

1932年，经朋友介绍，她与黄公柱结婚。

两人性格互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焱华。

可惜天不遂人愿，抗战后期，黄公柱患病去世。

她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又开始四处奔波。

1949年，新政权成立。

她因为是烈士之后，被安排在上海文化界工作。

她把母亲秋瑾留下的诗稿、剪报、信件，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有人问她：“你不留点给女儿？”她说：“这些东西，不属于我。”

1951年，她向陈毅提出想去香港探亲。

陈毅批准了。

那时候她说得很轻：“去看看人，也看看路。”可谁都没想到，这一走，就没能回来。

她在香港短住两年，后来辗转去了台湾。

在台湾，她不再是烈士之后，也没有舞台。

她住在一间老公寓，靠翻译和教书维持生活。

女儿留在上海，几十年未见。

1967年，她吃完午饭洗澡时脑溢血倒地，送医后去世。

身边没有亲属，邻居帮忙通知了台北文史馆，才从她留下的一只铁盒子里发现身世。

铁盒里有一样东西，是秋瑾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信上只写了一句话：“芝儿，愿你做人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