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社会观察的新视角——子女是一种耐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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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1930—2014），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维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

贝克尔著述颇丰，主要论著有《歧视经济学》《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家庭论》。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研究人类的行为一直是社会学家们关注的任务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学家的观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早期的社会学家中，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杜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他坚持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主张摒弃主观臆想，坚持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研究非个体层次上的社会行动。

在近期的社会学家中，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而不是解释个体行为，但系统行动间接地源于众多的个人行动。他指出，对社会系统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整体方法论，另一种是个体方法论，他主张采用后者。科尔曼主张的个体方法论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用这些组成部分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他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

只有贝克尔毫不犹豫地宣称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他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人民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也就是传统市场学。

在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了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

在第三阶段，经济研究的领域可以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过程。

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特点就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涉及如何分配及选择稀缺的、多种用途的资源决策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研究的方法：

以“假定—推论”为核心的经济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史上，因为自然科学归纳法的推论结果无法避免逻辑上的局限性，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德国经济学家奥本海姆等人提出了“假定—推论”模式并很快被认可，认为这个模式是经济学进行科学解释和预测的最合理模式。这种模式的逻辑结构是：一般规律加上对有关起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也就是得出规律前的假定；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就是说推论出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的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

贝克尔就是这种模式的拥戴者，他在研究美国白人对黑人歧视的社会现象时，首先假定了白人和黑人是两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白人代表资方，黑人代表劳方，然后再利用纯粹的推理研究了各方因为歧视对收入的影响，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歧视造成双方的收入下降，并且黑人作为“少数民众”，收入下降更为严重。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又运用了美国和南非国家的社会实际来检验他的研究推论。

类似地，在研究犯罪现象时，贝克尔认为人们的犯罪行为用不着以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和遗传特征等因素来解释，他先入为主地假定了犯罪行为是人们对犯罪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权衡后的选择行为，并认为这种选择行为遵循效用函数最大化原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犯罪活动带来的预期效用，超过非犯罪活动带来的效用时，他就会选择去犯罪。在研究其他行为，如婚姻、生育问题时，贝克尔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如出一辙。

实际上，贝克尔在进行理论检验的时候，不断地采用了证伪的思想。

在他分析家庭收入和生育力之间的关系时，巧妙地利用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遗传学理论，认为父母的主要兴趣在于存活下来的子女本身，而不是胎次，从而否定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关于“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家庭规模扩大”的结论。

同样，由于“市场”上子女的成本是一定的，因此贝克尔也否定了社会压力与家庭规模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子女是一种耐用消费品，而这种耐用消费品由于数量和质量、给父母带来心理满足感的不同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富裕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质量。

总的来说，贝克尔的基本假设是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基础是“稳定的偏好和效用最大化”。当然，对于这个假设，贝克尔并没有采用过多的篇幅来阐述，他更关心的其实是规律对事实的解释本身，而不是对前提的检验。这一点表明，他受到了证实主义的影响，所谓证实主义，就是类似如下的推断：如果a正确，那么b正确，我们可以推出来，因为b是正确的，所以a也是正确的。因此，他也很难摆脱这种证实主义本身具有的逻辑谬误。

研究的结论：

社会观察的新视角

贝克尔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歧视问题、政治问题、时间和家庭生产问题、非理性行为问题、婚姻与生育问题、社会相互作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并且这些结论给了人们一个观察社会的新视角。

第一，对于歧视问题，贝克尔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异是可以预测的，除去学历、技术、工作经验等因素造成的差异后，剩下部分就是由纯粹的“歧视”造成的。

为此，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市场歧视指数”来衡量歧视的大小，而歧视实际上是符合个体自身偏好的一种消费行为。简单地说，歧视对方就是消费自己的偏好，歧视者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

经过分析后，贝克尔发现，一个群体A对另一个群体B的歧视，减少了B的收入，也减少A自身的收入。在现实生活中，处在市场经济中的两个集团，比如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歧视行为，实际上会损害双方的利益。

第二，对于政治问题，贝克尔论述了理想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运行状况。

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中，个人或政党在定期选举中向选民提出竞选纲领来竞选公职，而不存在昂贵的费用或人为的壁垒，能够妨碍个人竞选公职或妨碍个人向选民申明主张。也就是说，理想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自由企业制度一样需要完全竞争。这也就体现了政治和市场的相通性，政治问题也就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任何政党的直接目标都是为了选民能够接纳自己，正如任何厂商的直接目标都是为了消费者能够接纳自己一样。

经过这种分析后，贝克尔又指出，现实中，民主政治的垄断因素及其他不完备性，至少与市场领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而现实中的市场往往是不完备的，这种不完备性如果超过了政府行为的不完备性，那么国家干预就是不合理的。因为相比于调节经济垄断而蒙受更大的政治不完备性带来的影响，不去调节经济垄断而受经济垄断的不利影响，对于国家来说更为有利。

第三，对于时间和家庭生产问题，贝克尔围绕人力资本、时间分配和家庭生产展开了讨论。

贝克尔为人力资本理论构造了微观经济基础，使人力资本理论数学化，并把人力资本的观点发展为确定劳动收入的一般理论。贝克尔认为，不应把闲暇看作一个独立的范畴，所有的闲暇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的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闲暇。人们不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消费活动之间进行选择。

此外，贝克尔还重新构造了家庭理论，不再认为家庭是从市场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健康、声望等非市场商品的积极生产者。家庭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商品与劳务、家庭成员的时间、教育及其他“环境”变量等形式来生产出非市场商品。

第四，对于非理性行为问题，贝克尔认为，非理性行为是对收益最大化的偏离，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也就是说，非理性行为不利于收益最大化。

通过对冲动行为和惰性行为的分析，贝克尔得出，非理性的人或厂商会因为效用的差异，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例如，由于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会让购买机会偏向其他商品，即使会冲动购买这种高价格的商品，这种商品的购买机会也比便宜的商品更少。

第五，婚姻与生育问题。虽然家庭分析一向是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但是贝克尔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了家庭分析上，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创立了家庭经济学。

他“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面的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居民户的劳动分工、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把人力资本理论、最大化行为理论、稳定偏好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贯彻其中，对家庭生活的很多重要问题做了科学的解释。

贝克尔对家庭研究的出发点是，假设当男、女双方决定结婚、生育与离婚时，双方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形式，设法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当“合伙”的预期收益大于单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反之，就会保持单身或选择离婚。

而对于生育问题，贝克尔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子女可以看成一种消费商品，有些时候，子女还可以提供货币收入，因而还是一种生产品，而且，由于用于子女的支出和子女带来的收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使得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有时也是一种生产品。”也就是说，如果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就会决定不生育；反之，则选择生育。据此，贝克尔解释了发达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问题，以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生育率问题。

第六，对于社会相互作用问题，贝克尔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行为主要是利己的，但也有利他的一面。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更普遍。

贝克尔指出，在家庭中，即使是自私的家庭成员，有时对其他成员似乎也会采取利他主义行为，而这种对亲戚的利他主义行为是人类和动物本性的、持久的遗传特性。对此，经济学家的个人理性同社会生物学家的群体理性的结合，能够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分析。

从数学模型的分析中，贝克尔得出以下结论。

在许多情况下，具有合作倾向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可能分享合作伙伴的好处。在其他人的实践有可能被模仿时，那些自觉选择其他人行为的自私理性个体，也会觉得做利他主义的事合乎他们的利益。如果某些个体是在集团竞争中延续下来的话，那么舍己救人的利他主义者的遗传基因就不会消失。

理智的利他主义者的利他主义，小于不理智的利他主义者的利他主义，他们将比不理智的利他主义者和自私的个体更适于生存。

来源：知道点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