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授道出真相：不是中国揪着历史不放，是日本干得太绝不认账

文、编辑 | 白

前言

中国放弃了千亿战争赔款，以战略性的“大度”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然而这份深谋远虑的善意，是否换来了对等的回应？

当这份克制被曲解为可以无限消耗的资本，当历史真相在教科书里被悄然改写，当“反省”沦为空洞的修辞，那道被善意暂时抚平的伤疤，为何又在数十年后隐隐作痛？

战略性“大度”，不是历史遗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战后东亚格局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并不只是“是否要钱”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一段血债累累、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历史关系。

根据战后国际法和战争赔偿惯例，中国完全有权向日本提出巨额战争赔款，按当时测算，数额折合现值超过120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而是真正足以改变一个国家财政走向的天文数字。但中国最终选择了放弃，而且是主动、明确、写入正式外交文件的放弃。

这一决定，从来不是情绪化的“算了”，更不是对历史的遗忘，而是一种清醒到近乎冷酷的战略判断。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战争赔款在法律上是由国家承担，但在现实中，最终承压的永远是普通民众。

如果中国坚持索赔，日本政府势必要通过税收、通胀或削减公共福利来填补缺口，结果只能是日本社会对中国的长期怨恨，而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换句话说，赔款可能“解气”，但不一定“解局”。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急需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来推进国家发展。中日关系如果长期对立，不仅不利于地区和平，也会给外部大国更多介入和操纵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选择以放弃赔款换取两个目标：一是日本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承认侵略历史，二是为中日关系打开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起点。这是一种高度克制、着眼几十年而不是几年得失的国家决策，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大度”。

中国给出了善意，却并没有等来对等的历史态度。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国内的确存在过反省侵略历史的声音，也有政治人物公开使用“侵略”一词，对亚洲国家表达歉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右翼势力逐渐抬头，历史问题开始被当作内政工具反复操弄。

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靖国神社问题。将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供奉其中，本身就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部分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仍以公职身份参拜，更是向外界释放了极其危险的信号。这不是“个人信仰”，而是国家行为的政治表态。

与此同时，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侵略战争的表述不断被“技术性修改”，“侵略”被替换为“进出”“扩张”，南京大屠杀被模糊为“事件”，慰安妇问题被刻意淡化甚至否认。这些变化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历史叙事倒退。

面对这些行为，中国并非没有回应。从外交交涉到公开抗议，中方多次明确指出，日本的一系列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也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现实是日本部分政客逐渐把中国当年的大度，当成了一种“已经用过、还可以继续消耗”的资本。他们默认一个前提：中国既然当年能放弃赔款，现在也会为了大局继续忍让。于是，历史红线被一次次试探，一次次后移。

这背后折射出的，并不是简单的外交摩擦，而是对历史责任的根本态度差异。中国放弃赔款，是基于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认知；而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回避历史，是出于对现实政治利益的计算。当反省被视为负担，而不是责任，所谓“领情”自然无从谈起。

日本社会存在系统性的历史认知偏差

战后日本的教育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叙事重心放在“战争给日本带来的痛苦”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东京大轰炸，冲绳战役中的平民伤亡，被反复强调、不断放大，却很少系统讲清日本为何会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也刻意弱化甚至回避侵略给亚洲邻国造成的巨大灾难。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的时间跨度、参与规模、人员伤亡和制度性暴行缺乏基本认知，并不令人意外。不少人甚至认为，日本在战后向中国提供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对战争的一种“经济补偿”，从而形成一种错位心理，觉得“该给的已经给了”。

当中国社会仍然反复提及历史问题时，这部分人便容易产生“被反复追责”“被道德绑架”的错觉，进而演化为“中国得寸进尺”的错误判断。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土壤之上，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叙事才得以反复发酵，并被包装成所谓的“正常国家自尊”。

与此同时，日本政治精英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也长期呈现出明显的分裂状态。1995年的“村山谈话”曾明确使用“殖民统治”和“侵略”字眼，对亚洲国家表示道歉和反省，在当时被视为重要节点。

这一谈话并未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后任政府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此后历任首相，可以选择性继承其中的部分表述，也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模糊处理”的方式，削弱其实际影响。

结果就是日本在外交场合反复强调“已经多次道歉”“已经表示反省”，但在实际政治操作中，却频频出现与之相悖的行为。首相或内阁成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国内被解释为“私人行为”或“宗教自由”；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对侵略表述反复淡化；在涉台问题上，不断发表超越历史底线的挑衅性言论。

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复横跳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政治算计。对内，迎合保守选民情绪，巩固右翼基本盘；对外，又试图通过模糊表态维持国际形象。这种做法短期内或许有利于国内政治操作，但长期看，却不断累积不信任成本，使任何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都变得异常艰难。历史问题一旦被工具化，就很难再回到理性讨论的轨道上。

在这一背景下，把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简单归咎为中国“记仇”“不肯翻篇”，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情绪宣泄，而是对基本事实、国际正义和战后秩序的底线坚持。多名日本学者也曾直言，如果日本社会继续回避真实历史，用选择性记忆替代系统反思，最终受损的并不只是中日关系，更是日本自身的国际信誉和长期发展空间。

结语

历史问题从来不是“过去的事”，而是持续影响现实选择的结构性因素。选择正视历史，短期内或许要承受政治压力，但长期看却能赢得信任与空间；选择逃避和修饰，可能暂时讨好部分选民，却会不断放大外部风险。

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长期立足的国家而言，诚实面对历史，并不是道德负担，而是战略理性。

中国社会坚持历史记忆，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被重新包装、重新发生。真正成熟的国家关系，不是靠遗忘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共同承认事实、尊重底线之上。

历史无法被修改，但态度可以被选择。选择承认，才有和解的可能；选择否认，只会让裂痕一再加深。这一点，不仅关乎中日关系，也关乎东亚未来的稳定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