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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马白日狂想
编辑|龙风穆
审核 |单敏敏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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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阿里真纳用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身份,把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群揉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巴基斯坦。
但真纳的过早逝去给这个新生国家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起初用来建国的政治粘合剂,逐渐变了味儿。
齐亚哈克为了稳固统治,把宗教转化为一种“强力胶水”,试图把各个板块硬生生粘在一起,结果胶水有毒,腐蚀了国家肌理。
自齐亚开始,巴基斯坦四个省的信奉守则发生了不同变化。
今天,当媒体报道巴基斯坦的袭击事件时,是一幅混乱而惨烈的景象:有些省份深陷宗教极端主义的泥潭;有些则燃起激烈的民族分离主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那个试图用一种教条去强行统一所有人的时代。
一、开普省:毛拉打败马利克
在深山中生活了几千年的普什图人,遵守的并非极端宗教教条,而是古老的部落法典——。
这是一个高度世俗化、基于血缘的控制体系。
部落长老(Malik)话语权最大,是和外部政府对接的人。神职人员毛拉(Mullah)仅仅是主持婚丧嫁娶的服务人员,没有政治权力。
从英国殖民时期到独立后的阿里布托时代,普什图人的政治主流甚至是左翼和世俗的,他们强调语言和文化,一度追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
转折点发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齐亚选择反苏。
齐亚发现,传统的部落长老大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甚至亲苏、亲阿富汗政府。
为了打赢战争并消除分离主义威胁,齐亚用美国和沙特的资金在西北边境建立了数万所宗教学校(Madressahs)。
西北省紧邻阿富汗,当时有几百万阿富汗难民涌入,难民儿童没书读、没饭吃,免费的宗教学校成了最有效的动员基地。
齐亚政府选择绕过长老,金钱和武器直接发给伊斯兰政党(JUI-F/JI)和圣战组织。
这是毛拉打败部落长老的历史性时刻。由于普什图人信奉“人人平等”,只要毛拉有钱、有枪,普通人就愿意跟随他。
深山变成了国际圣战的加工厂。部落区(FATA)涌入了阿拉伯、乌兹别克等全球激进分子,他们带来的极端宗教,取代了普什图人传统的、温和的苏菲主义。
当塔利班作为这种政策的终极产物崛起时,他们杀害了数百名支持世俗民族主义的部落长老,物理消灭了普什图部落的旧秩序。
普什图青年不再为“普什图尼斯坦”而战,而是为“神权”而战。
普什图地区的宗教激进色彩并非天然,而是冷战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策“催熟”的结果。
近年来兴起的普什图保护运动(PTM),正是世俗民族主义的反弹。他们试图夺回对普什图文化的解释权。
二、俾路支:民族>宗教
俾路支部落信奉的是荣誉法典“俾路支玛亚尔”(Balochmayar)。在部落传统中,保护客人、信守承诺、复仇比去清真寺祷告更重要。
。直到巴基斯坦独立,俾路支依然是世俗的部落社会,宗教势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政治话语权。
早期俾路支叛乱(1948、1958、1973-1977等)受的也是世俗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想影响。游击队员们随身携带的是红宝书,谈论的是“反帝反殖民”和“民族自决”。
俾路支社会等级森严,萨达尔(Sardar)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部落的“父亲”和最高法官。
毛拉被视为“工匠阶层”(Kasbi),地位与铁匠、理发师一样,是服务于部落的下人。
即使齐亚给俾路支毛拉发钱和枪,部落民也不会听他的,金钱瓦解不了深层的血缘等级。
萨达尔们虽然贪财,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宗教学校做大,毛拉有了话语权,就会挑战自己的权威。因此,他们在领地上抵制国家建立强大的宗教网络。
齐亚还曾试图利用教派分歧,迫害俾路支内部的兹克里派(Zikri)穆斯林。
结果适得其反。在“民族高于宗教”的共识下,萨达尔和民族主义者更紧密地团结在兹克里派周围,保护他们免受宗教霸权欺凌。国家的宗教渗透不仅没能分化俾路支人,反而强化了他们的世俗团结。
齐亚政策生效的地方,是俾路支省北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带(Quetta,Pishin,Zhob)。这里的人口与开普省同源,社会结构更平等。
齐亚在这里建立了大量宗教学校,导致这些区域迅速塔利班化,成为宗教政党的票仓,与南部的世俗俾路支人形成了鲜明割裂。
三、信德:抵抗成功
齐亚的极端化在信德省遭遇了最顽强的精神抵抗。
在信德,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共同崇拜苏菲圣人,而那些心胸狭隘的律法主义者往往是被嘲笑的对象。
当齐亚试图用“毛拉”来取缔“圣人”时,信德人将其视为对核心身份的攻击。
这种抵抗体现在服饰上。
为了对抗齐亚强制推广的深色Sherwani(被视为旁遮普/乌尔都精英的象征),信德知识分子发起了“阿吉拉克运动”,大规模佩戴传统的Ajrak(印花披肩)和信德帽。
信德最伟大的诗人Shah Abdul Latif Bhitai的诗集中,歌颂的主角不是国王,而是“七位女王”。这些女性象征着反抗暴政和追求真理。
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蕴,让信德人比其他省份更容易接受像贝布托这样的女性领导人,而这恰恰是对齐亚压迫女性意识形态的直接打脸。
信德的大地主通常也是“圣墓的守护者”(SajjadaNashins),他们的合法性源于圣人血统。而齐亚扶持的伊斯兰政党试图在农村建立清真寺网络,这直接挑战了地主对农民的精神控制权。
因此,即便是保守的信德地主,也必须站在齐亚的对立面。
这种矛盾在1983年“恢复民主运动”(MRD)中彻底爆发,信德农村上演了近乎游击战的起义,迫使齐亚动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
虽然PPP继承了世俗和保护少数族裔的传统,如通过反强制改宗法,但面对日益暴力的宗教极端势力,他们从当年的“硬刚”变成了“退缩”。
转折点是2011年,PPP的旁遮普省长萨尔曼塔西尔(Salman Taseer)因呼吁修改亵渎法,被自己的保镖当街射杀27枪。这一事件吓坏了PPP高层。
如今,尽管比拉瓦尔口头上依然批评极端主义,但在关键时刻,比如宗教组织暴乱时,PPP往往选择沉默或妥协。
四、旁遮普:被反噬
在边缘省份眼中,齐亚的政策往往被视为“旁遮普精英的工程”,是中央用来压制地方民族主义的工具。
对于旁遮普人来说,。
然而,历史极其讽刺。这个统治核心却遭到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宗教武器的残酷反噬。
齐亚哈克时期,为了打阿富汗战争,需要大量的步兵。由于不完全信任普什图人,齐亚将目光投向了南旁遮普的穷苦农民子弟。
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密集的宗教学校,给年轻人洗脑,发枪,送去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仗打完了,这批人拿着枪回到了老家。他们没有谋生技能,只会杀人。于是,这股暴力能量转向内部,攻击异教徒,甚至攻击国家。这些人后来与阿富汗塔利班合流,形成了旁遮普塔利班。
富裕的中、北旁遮普(拉合尔周边)则孕育了狂热的宗教政治暴徒。
这里是巴雷尔维派(Barelvi)的大本营。这本是南亚传统的苏菲伊斯兰,强调爱与和平,曾经确实是温和的。
但在80年代,齐亚扶持的迪奥班德派太凶残了,抢夺了大量巴雷尔维派的清真寺。
为了生存,巴雷尔维派得出了一个危险的结论:如果不暴力,就会被消灭。1990年,Sunni Tehreek(ST)成立,标志着巴雷尔维派拿起枪杆子夺回地盘。
到了2010年代,这种暴力进化成了政治勒索。TLP(Tehreek-e-Labbaik Pakistan)发现了一个比枪更好用的武器,“亵渎先知法”。他们以“保卫先知荣誉”为名,动辄瘫痪首都,甚至当街私刑杀人。
齐亚时期的有毒胶水,造成了如今巴基斯坦的裂痕,有些省份宗教极端化严重,而有些省份则是分离情绪浓重。
本文转载自“打工牛马的狂想”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7日文章,原标题为《 巴基斯坦的信仰与裂痕 》
本期编辑:龙风穆
本期审核:单敏敏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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