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山下的沉冤往事：曾昭燏、姚迁两代院长的悲歌始末

（全文11700字，阅读约15分钟）

【一】

坐落在金陵城外紫金山脚下的南京博物院，不仅是数以万计的国宝文物贮藏地，更是这个民族沧桑悲壮与知识分子春秋风骨的见证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躲避日本侵华的战火，一大批国宝级别的文物开启了自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辗转南下的转运征程。

起先，人们对于故宫文物究竟要转运到哪里七嘴八舌，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张继主张迁往西安，大学问家、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迁往上海。直到1933年初侵华日军打到了山海关时，蒋介石才最终一锤定音，指示将故宫文物全部迁往南京。

1933年2月7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故宫第一批南迁文物从午门悄然出发，登上了等候在北京前门西站的列车。以此为标志，前后共有超过13000箱国宝级文物被运离了北京故宫。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计划在南京新筹组国立中央博物院，随后又在1934年正式设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大师级人物都参与到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紧张筹备和建设中。

按照梁思成、徐敬直等人设计的蓝本，国立中央博物院一期工程规划了人文馆、工艺馆、自然馆等三大馆，但直到1937年底南京沦陷时，三大馆中也只有人文馆刚刚建成了大半。

于是，这些无处安放的故宫南迁文物不得已再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征途。此后几年中，这批文物坐过火车、乘过飞机、渡过长江、搭过马车、走过蜀道、入过洞穴、躲进过祠堂庙宇，跋涉了中西部近十个省份的土地，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它们才艰难回归了尚未建成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

但好景不长，随着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这13000多箱故宫南迁文物中又有近3000箱被运离大陆，跨越海峡奔赴了台湾。后来，台湾方面为这批文物专门于台北近郊的士林区营建了一座新的博物馆，这就是如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中山博物院。

同时，在南京解放后，原先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就连同位于南京朝天宫江宁学府旧址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江苏省博物馆合并，一道改建为了新的南京博物院。今天南京博物院的正殿，其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人文馆。

自此，伴随着故宫文物南迁的轨迹，中华大地上便最终形成了现如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大顶级博物馆并存鼎立的格局。

【二】

就如同这些背井离乡的文物们一样，南京博物院从建院伊始就被笼罩上了一层悲情的暮色。

1934年初，曾负责从北洋军阀政府手中接收故宫的首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人诬陷为“盗卖故宫文物”，不得已请辞职务。仅三年多后，易培基就病逝在了距离沦陷仅剩两个月的上海。

易培基，这位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早年曾受教于章太炎，担任过黎元洪的秘书，在湖南一师教过书，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是故宫博物院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湖南一师教过的学生中就有那位扭转了中国乾坤的大人物。

后来这位学生评价易培基说：“他是个好人”。鲁迅也评价他说：“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

与易培基一道负责故宫文物南迁的傅斯年和李济，则先后担任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相当于院长）。

1938年，也就是南京沦陷后、故宫文物刚刚踏上西迁征途时，傅斯年给李济推荐了一位刚刚从海外留学归来、取得了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学位的女学者作为助手，这个人就是曾昭燏。

曾昭燏是一位典型的名门闺秀，他的曾祖父曾国潢曾官至清朝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为正三品文职散阶、正一品武职散阶。曾国潢有一位亲哥哥，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曾昭燏有一位哥哥叫曾昭抡，他是一位著名化学家，解放后做到了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的夫人叫俞大，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由于曾昭抡和俞大属于“亲上加亲”，所以二人就没有生育子女。俞大的母亲曾广珊颇受蒋介石敬重，哥哥俞大维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交通部长，妹妹俞大彩则嫁给了傅斯年。

当时，李济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开发边疆文明的号召，率队在西部大后方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矢志于考古事业的曾昭燏寸步不离李济左右，二人一道深入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山川田野间埋头考古。

这期间，曾昭燏和李济还合著了一本《博物馆》，这本著作后来成为了考古学界和博物馆学界的开山鼻祖之作，也奠定了曾昭燏在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地位。到了解放前，中国考古界便已有了“北夏南曾”之说，“北夏”指的是北京大学的夏鼐，后来夏鼐担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而“南曾”指的就是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

到了1948年底，眼瞅着南京即将失守，国民党政府便把故宫文物运迁台湾一事提上了日程。得知消息的曾昭燏心急如焚，她不仅本人拒绝登船赴台，而且坚决制止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为此还多次上书请愿、据理力争。

曾昭燏在请愿信中写道：“文物乃民族之魂，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财富，非某一党派之私产。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任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曾昭燏将故宫文物即将迁台的内情透露给了报馆媒体，瞬间引发了舆论哗然。面对各方压力，时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杭立武无奈只得将一部分本已打包起运的文物又送返了南京，最终，存放在南京的13000多箱故宫南迁文物中只有大约1/4被运到了台湾。

从这个角度说，曾昭燏对南京博物院居功至伟。

【三】

1950年，国立中央博物院正式改称南京博物院，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徐平羽兼任院长，曾昭燏担任副院长、主持博物院日常工作。

1956年，曾昭燏正式就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由此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物馆馆长。

担任院长后，曾昭燏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禁止博物馆工作人员与文物贩子勾结、倒卖文物、中饱私囊。曾昭燏在全院大会上说：“本院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也不能与这个生意沾边”。

为了展示自己的决心，曾昭燏主动拿出了一套家中祖传的清代官窑粉彩茶具，这是一件乾隆年间的宫廷御用品，从曾国藩那辈开始就被收藏在了家中，质地精良、价值连城。曾昭燏将这套茶具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并说：

“这是我私人收藏的最后一件古董，从今天起，我与古董买卖一刀两断，也希望全院同仁能与我共勉”，“从今往后，南博上下，任何人都不得触碰私人收藏古董的红线，违者严惩不贷”。

在当时，动员和搜集民间文物藏品也是曾昭燏的一项工作。50年代正值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收藏文物会被视为“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背景下，在江浙地区拥有最丰富艺术藏品的庞家一度整日惴惴不安。

曾昭燏亲自登门拜访了庞增和，她没有用“公私合营”、“支援国家建设”这类上纲上线的政策口号或道德标榜来绑架庞增和，而是利用庞增和本就存在的焦虑心理，一方面对庞家的藏品细数渊源，以此与庞增和拉近距离，另一方面从国家拥有比私人更先进的文物保护及修复的专业能力入手，对庞增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就这样，在经过了再三犹豫和挣扎之后，庞增和最终决定将家中祖传的137件珍贵书画藏品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其中就包括那幅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仇英的经典画作——《江南春》。

曾昭燏本以为她的考古和博物馆事业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春天，可她万万没想到即将迎来的却是一番万劫不复的局面。

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种“反右倾”、“四清”运动一轮接着一轮。曾昭燏的显赫家世背景、英国留学经历、民国时期供职履历、在搜集民间藏品过程中与各路收藏家交往的“黑历史”都被人给扒了出来，甚至就连她为答谢庞增和捐赠而举办的宴席、为庞增和父亲庞莱臣举办的冥寿纪念都被人指责为了“公款吃喝”、“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封建迷信”。

遭受批斗的曾昭燏在个人日记中无奈地写道：“我一片赤诚，为国家征集文物，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场宴席，本是人之常情，却被人拿来大做文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

到了1964年，针对曾昭燏的批判再度升级，组织上把曾昭燏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南京博物院为她专门举行了批斗大会。

在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张曾昭燏在解放前陪同蒋介石参观中央博物院的合影照片被人亮了出来，批斗者的嚣张气焰也被推到了最高潮。“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破坏文物”、“盗窃国宝”等一顶顶帽子被扣在曾昭燏的头上，曾昭燏的头也被人摁到了最低。

绝望的曾昭燏在日记中写道：“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处；满腔赤诚，却遭如此猜忌。我何罪之有？为何要这样对我？”

更要命的是，有的批斗者还叫嚣“博物馆是封建残余，应该取缔”、“考古发掘是浪费资源，是宣扬封建文化，应该停止”，这使得曾昭燏耗尽毕生精力、历经苦心孤诣方才成就些微的考古和文物成果有不少都因此付之东流。

1964年初，身心俱疲的曾昭燏终因长期营养不良、神经衰弱而患上了抑郁症，被送进了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治疗。躺在病床上的曾昭燏时常彻夜难眠、精神恍惚，但依然带病坚持工作。

1964年12月，病情稍有好转的曾昭燏刚一出院回到家中，就看到了批斗者仍旧游荡在她家门外，恐吓信也堆满了她家门口，情绪突然失控的她病情立马再度加重。失望至极的曾昭燏以要出去散心为名，让司机开车将她送到了紫金山脚下的灵谷寺。

灵谷寺——这座始建于南梁时期、由朱元璋亲自命名、古代钟山70余座佛寺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寺院，对曾昭燏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就在一个世纪前的清朝同治年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他的弟弟、也就是后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二人先后主导了对灵谷寺的修缮，二人还曾多次率众前往灵谷寺焚香祈雨。

曾昭燏一人登上灵谷塔，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的视野中。十几分钟后，一声沉闷的巨响划破了紫金山的孤寂，人们纷纷朝着灵谷塔的方向望去，只见塔下的石阶草丛中凌乱地卧着一具鲜血横流的瘦弱身躯——

曾昭燏以一种最为决绝的方式，从灵谷塔上纵身一跃，与这个世界告了别……

随即赶到现场的民警从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搜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胆敢为曾昭燏的冤死讨个说法。省里经过讨论后，决定对曾昭燏的死秘而不宣，并下达了三条指示：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以家属名义料理丧事。

就这样，曾昭燏的身后事办得落魄凄凉，不但连最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都没有举办，甚至连前来送别的家属都被禁止前往火葬场。曾昭燏的骨灰被工作人员收殓进了一口薄薄的木质棺材中，最后被草草埋葬在牛首山下的一处荒郊辟岭中，连一座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得知曾昭燏跳塔身亡的噩耗后，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大学问家、曾昭燏的表兄陈寅恪当场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当时，风烛残年的陈寅恪双腿已无法直立行走，双目亦已失明，但他还是强撑着病体写下了一首诗——《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来祭奠这位与他在灵魂上惺惺相惜的表妹曾昭燏：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曾昭燏毕生未婚，她生前曾说，自己这辈子“嫁给了博物馆”。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得到平反后，南京博物院才为曾昭燏这位老院长补办了追悼会，并重新安葬了她在牛首山下的墓地。

【五】

1964年曾昭燏离世后，她原先的副手姚迁接任了南京博物院院长职务。

可谁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姚迁竟然如影随形地继承了曾昭燏的悲剧，成为了另一起冤案的主人公，他本人也成了南京博物院历史上第二位以死亡来自证清白的院长。

姚迁本名姚宪昌，姚宪昌在40年代读书时适逢战乱，他所在的江苏邱升中学被迫多次迁校，期间姚宪昌便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迁。姚迁不仅是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界的资深大拿，还对历史和红学颇有研究，曾任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副会长。

姚迁不会预见到，他尽管没有遭到像曾昭燏那样的人格批斗，但最后竟被栽赃在了自己亲手管理的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上。

对于这一段曲折的历史，著名文学家、国学家、原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在《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第十部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之小标题四“姚迁事件”章节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在《我的学术小传——胡明福自传》之“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自杀事件”章节中，姚迁的遗孀孙和君女士整理的《姚迁纪念文集》中，《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徐庆全整理的访谈记录中，以及当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做过十分详实的记载。

冯其庸与姚迁是通过研究《红楼梦》而相识的，冯其庸曾记述说：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

可姚迁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将前任院长曾昭燏留下的馆训牢记于心，所以即便是不得已要把这些文物借给一些老同志们观赏，他也会让人如实记录在册，到了点儿便会上门催还。冯其庸对此有过记述：

“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

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其实，冯其庸所说的1984年已经是“姚迁事件”达到高潮的前夜了。因为早在几年之前，姚迁就已经被人举报贪污外汇、生活作风腐化，而这些举报最后经过调查，纯属子虚乌有的构陷。可举报者并不死心，他们很快又以姚迁涉嫌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为理由，将姚迁告到了上级那里。

把时间倒回1983年春夏，当时有两名《光明日报》的记者先后两次来到南京，专门采访姚迁涉嫌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的事件。这两名记者盛气凌人地对姚迁表示，自己是带着“XXX部长的指示”来调查此事的。

当年8月，江苏省文化局党组经过调查后，认定南京博物院员工王某某针对院长姚迁的举报并不属实，明确作出了“姚迁没有侵占王某某的科研成果”的结论，当时江苏省委也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

尽管《光明日报》后来还是在内部“情况反映”中采纳了两名记者撰写的调查报告，也就是说仍倾向于认为姚迁存在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的问题，但这毕竟属于《光明日报》报送的内参信息，所以也就没有在社会上引发什么影响。

【六】

可是，举报姚迁的王某某不甘就此作罢，他很快又向《光明日报》提交了一套更加完善的“证据”，详细举证了姚迁确实存在剽窃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理由。

然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证据”全都是王某某拼凑伪造的。比如，王某某指控的姚迁抄袭剽窃的成果——《六朝艺术》一书出版于1981年，而他提交的所谓“自己的原始研究手稿”的纸张生产日期却是1983年。

当时，姚迁曾对冯其庸吐槽过这件事，冯其庸对此是这么记述的：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迁做了鉴定，当时就讲了鉴定的具体意见。南博有个干部就把它记录了，还写成文章，他自己想发表，但是，因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没有研究，他怕发表不了，就把姚迁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迁的名字，当然就发表了。

发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诉姚迁，还把稿费要给他一部分。姚迁一知道这件事情就批评了他，说：你怎么自说自话就写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写文章应该先告诉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评了他一通，钱当然没有要。

当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姚迁别的什么事情了，就借着这个说他剽窃某某人的文章。南京博物院的许多干部都是支持姚迁的，觉得这是个大笑话。因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没有什么学问，只是记录姚迁说的话，还瞒着姚迁写了文章，还私自把姚迁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为了保证这篇文章能发表，反过来却说是姚迁剽窃他的文章……”

可既然出现了新的“证据”，《光明日报》和江苏省方面便都不敢怠慢了。

很快，省里就重启了对此案的调查，省文化厅也派出了一个五人调查小组进驻南京博物院，到1984年4月就形成了一份《关于姚迁同志剽窃、侵占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的调查报告》，认定姚迁存在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的“事实”，全盘推翻了此前作出的姚迁“无错”的结论。

当时，胡福明因为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一时风头无两，已被破格提拔为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在记述中说：

“一天，我拿到一份调查报告，是宣传部组织的调查组撰写的，内容是揭露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同志把科研人员的科研论文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

我看了，觉得内容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组是怎么成立的，是根据哪些科研人员的揭发成立的。我更没有调查每篇文章写作情况、发表过程。总之，没有任何调研，就盲目地认同了这个调查报告。

我本不认识姚迁，但受命找姚迁同志谈话，要他写检查。”

就这样，姚迁的“罪行”便被定了案。1984年8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调查组在会上宣读了姚迁所犯的“错误”以及组织上的处理意见，并拒绝了姚迁提出的一切合理诉求。

紧接着在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在报纸上刊发了三篇报道——《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对姚迁同志所犯错误问题，江苏省委宣传部作出有关决定》、《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同时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

经过《光明日报》连续几篇高调报道的传播与发酵，姚迁的“罪行”已经是尽人皆知。

1984年8月底，胡福明和江苏省文化厅负责人再次赶往南京博物院，文化厅负责人当众声称：“姚迁错误性质更严重的是他对问题态度不好，是委曲的、抵触的！”

【七】

心力交瘁的姚迁身体愈发不堪重负，1984年9月初，再也支撑不住的姚迁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

这期间，姚迁还抱恙出席了南京博物院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展，这是改革开放后江苏省首次与日本官方机构合办的大型文物交流活动。活动开幕当天，姚迁作为主办方代表与日方代表在活动现场一起合影留念，这件事被媒体报道了出来。

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场再正常不过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立马就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再次拿到了对姚迁落井下石的口实。随着一封封指称姚迁“崇洋媚外”、“向日本鞠躬”、“搞精神污染”的匿名信被递进省委，省委的一位主管领导也坐不住了，他说：“姚迁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业务失误，而是立场问题”。

随着对姚迁批判的升级，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又一次前往南京博物院，声称：“我们有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姚迁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希望姚迁同志早日出院，做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姚迁必须做一个像样的检查”。

最后，看到迟迟等不来姚迁的检查认错，省里便向姚迁下达了一条口头指示：“暂停院长职务，配合审查”。

收到通知的姚迁精神又一次受到刺激，病情立马加重，于是又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姚迁的形象已经跌落至谷底，就连照顾他的护士都不愿给他好脸色看。冯其庸曾写道：

“有一次我（指冯其庸）看到他（指姚迁），那时候还没有到最后严重的地步。他告诉我，他到医院去看病，连护士都对他带着一种另外的让他很难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没有地方看了。”

1984年11月7日，众叛亲离、求告无门的姚迁不愿再受人白眼，他强忍着头痛，让妻子孙和君搀扶着他离开了医院。当晚，姚迁在家中对妻子说：“他们不给我清白，我就用命换”。

1984年11月8日凌晨，姚迁用一系白绫结束了自己58岁的人生……

后来人们发现，在姚迁自缢的现场办公桌上，还赫然摆放着一本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书的扉页上还有他题写的“坚守初心，至死不渝”八个大字。

对于这段往事，冯其庸记述说：

“后来徐湖平告诉我，姚迁拿到我的这封信以后（先前冯其庸曾给姚迁写过一封信，内容是答应要帮姚迁申诉冤屈），泪如雨下，不断地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他家里的人以为他是说，省里要给他定罪了，等冯先生来不及了，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他觉得有冤无处诉，下决心以死抗争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上吊死了。

据说第二天发现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泪，一大片，还有很多香烟头，抽了不少烟……”

冯其庸在这段话里提到的徐湖平，便是后来的南京博物院院长。

【八】

姚迁的死，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著名书画家董欣宾此前与姚迁并无深交，但他闻讯后义愤填膺，第一个赶到了现场看望姚迁的遗体。

随后，董欣宾四处找人反映姚迁的冤情，期间他还找到了曾在文革期间被姚迁搭救过的著名作家高晓声。眼见高晓声试图回避此事，董欣宾当即破口大骂高晓声是“忘恩负义”。

瞬间被骂醒了的高晓声决定不再沉默，他给《人民日报》写信说：“姚迁为党和人民勤恳工作多年，人们没有权利在他临近退休之年夸大他的错误，给他如此一个下台”。

这段故事后来在徐湖平的记述中曾被提及过——

与此同时，另一位江苏作家庞瑞垠也提笔向《人民日报》写信说：“姚迁之死是罕见的一大冤案”，“姚迁同志是死谏，以非常手段了却余生，以对极左思潮的抗争”。

几天后，《人民日报》在内部的“情况汇报”上，将高晓声和庞瑞垠的来信作为内参提交给了中央，编辑还在二人的来信前加了按语，认为姚迁是“受到错误批判被迫害致死”。

与此同时，冯其庸也在北京四处奔走活动，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人脉，费尽周折先后找到了好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向他们原原本本地反映了姚迁生前遭受到的冤屈。

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正义的呼声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汇集到了高层的案头。高层对此批示说：“我们现在要讲实事求是、安定团结，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是个大原则”。

这段故事在冯其庸的记述中也有提及：

“没有几天，XX同志下命令，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南京去彻底调查姚迁事件，一定要平反、昭雪、见报，才准许调查组回来。”

就这样在1984年6月，中纪委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南下江苏针对“姚迁事件”展开了彻底的调查。在历时两个月的搜集取证研判后，调查组最终认定姚迁一案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决定对姚迁平反昭雪。

1985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处理结果：

“调查报告认为，原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对姚迁同志的结论性意见和《光明日报》对姚迁的点名批评不是实事求是的，定性是错误的。”

“报告说，省委宣传部根据调查组的调查，认定姚迁不但在署名文章上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而且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个结论性意见是在没有向本人认真核对事实和听取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

“调查报告说，姚迁同志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后，连喊冤枉。南京博物院一副院长说，这是对姚迁同志搞倾盆大雨，不教而诛。这些报道使姚精神压力很大，情绪反常，于1984年11月8日凌晨在家中自缢身死。

中纪委调查组对姚迁在署名问题上受到指责的二十五篇文章、图录作了具体调查和分析，认为省委宣传部对姚迁在文章署名问题上侵占他人学术成果、有的文章还带有剽窃性质的认定，不是实事求是的，“侵占”、“剽窃”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调查报告说，《光明日报》在姚迁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报道时既不核实情况，又不听取本人意见，严重失实就连续报道，公开批评，并且在评论中任意上纲。”

“中央纪委责成《光明日报》编委会对此作出认真检查，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江苏省委对在查处姚迁问题过程中犯有错误的人员也作出了处分决定，这些处分决定已经中央批准。”

调查结果公布后，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叶绪泰、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海粟等人都被处以了或免职或调离的处分，《光明日报》也公开做了检讨。

在这起事件中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的胡福明也对此悔恨不已，他在记述中说：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没犯错误，但在行政工作上犯了个大错误。这就是姚迁事件。”

“在姚迁同志问题上，我犯错误的根源是没有作调查研究，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错误，这正是理论脱离实践的恶果。我这个书生从政真不行。”

【九】

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姚迁因为催还文物而惹恼了省委老同志的事儿是早就发生了的，为什么1983年时江苏省委还说有关姚迁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的指控不属实，可到了1984年时态度就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难道举报姚迁的南京博物院员工王某某新提交的“证据”就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关于个中缘由，直到二十多以后的2011年，已经退休多年的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叶绪泰和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强华在南京会过一次面，这两位“姚迁事件”的主要当事者在一起追忆了当年的往事。

彼时一同在场的原《江苏经济报》副总编辑王喜根将两人的这段对话记录了下来，并整理成一份《王强华、叶绪泰时隔25年的对话》文稿，后来又经由徐庆全之手传播了出来。

在这段对话中，王强华坦诚了当时《光明日报》几次三番介入“姚迁事件”的原因：

“当时稿子的线索，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是XXX”，“是他批给我们光明日报去做的”，“不是我们主动插手”。

正是因为接到了XXX的批示，《光明日报》才在1983年派出两名记者前往南京调查采写了此事。但因为当时江苏省方面不认为姚迁犯了错，所以《光明日报》在1983年时就没有公开报道此事，只是在当年底通过内参形式上报了调查结果，算是向领导交了差。

本来大家觉得这件事到此就已经结束了，但不巧的是，1984年初一位高级干部来南京公干，他带来了《光明日报》这份反映“姚迁事件”的内参报告，并将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当时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嘱托他了解处理此事。

再之后，才发生了南京博物院职工王某某向《光明日报》提交所谓“姚迁剽窃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的进一步证据”的事。这样一来，江苏省方面推翻此前的结论、重启对姚迁的调查也就变得师出有名了。

可想而知，1984年展开的对姚迁涉嫌剽窃侵占学术成果一事的第二次调查，从一开始就是带着明确目的和偏见的，所谓“证据”也都是计划中的一环。彼时的姚迁事实上已经被摆到了砧板上，在上级看来，姚迁就只有坦白从宽和负隅顽抗这两条路可选。

至于这位高级干部为什么要跟江苏省方面同步《光明日报》的内参、并嘱托他们了解处理此事，由于相关当事人已经离世，所以至今仍是一个谜。

直到1984年11月姚迁选择了自缢，这起案件才最终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也真正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姚迁被冤屈的事实真相才得以被大白于天下。

对此，叶绪泰在这段对话中也坦言：

“中央这么大做文章，我是没有准备的”，“但是这个事情上，南京是有背景的，可以说更大的背景在南京。省委的几位同志，长期斗争，明确介入的是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就不详细说了……”

【十】

从1964年曾昭燏从灵谷寺上纵身一跃，到1984年姚迁夜深人静中缠上一系白绫，前后相隔正好二十年。

南京博物院历史上的两代院长都以一种最为决绝的方式，向世间的冷漠与不公表达了无声的抗议，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做出了最壮烈的捍卫。

1985年姚迁被平反昭雪后，南京博物院打算为姚迁补办追悼会。追悼会原定的举行日期是1985年8月26日，这一天刚好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文章一周年的日子。

或许是察觉到了不妥，主办方又赶紧将讣告的发布日期修改为了198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迁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并将追悼会确定在了十天后的11月18日。

后来在1987年，曾经为姚迁鸣冤叫屈的作家庞瑞垠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部报告文学——《姚迁之死》。

再后来的1994年，根据徐庆全的记述，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在一次闲谈中再次提及此事：“这是我主持光明日报期间发生的事情，姚迁自杀后，我感到很痛心，那么一个有才华的人竟然自杀了”，徐庆全说：“杜老唏嘘不已，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同样是在1994年，当时已是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徐湖平也在11月8日这天写下了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写在姚迁同志逝世十周年》。

“博物馆不能倒买倒卖，但没说不能处理赝品”——著名作家马伯庸曾在小说《古董局中局》中，仔细描述过这其中的门道。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透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重视故宫文物的保护，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文革前拍清宫戏时，演员们穿的衣服都是故宫的藏品、是真正的文物，甚至连一些宫廷家具、帝后服饰、皇帝玺印、宗教法器造像都能被拿来作为拍戏用，70年代曾有近一万件清朝产制的盔甲被工作人员将上面的铜钉取下来，然后薅走里面的棉絮带回家自用。

所以说，过去坊间常言文物界“每年要流失一座故宫”的话并非虚言。毕竟，即便是连故宫也曾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件文物。

早在1934年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曾提出要清点故宫文物；但直到70年后的2004年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才史上第一次全面展开了清点故宫馆藏文物的行动，史上第一次为故宫文物进行了系统性的登记造册。接着历时七年后，故宫才史上第一次弄清楚了馆藏文物的总数——1807558件/套（截至2010年12月）。

记忆历久弥新，往事并不如烟。

最后，就以有“当代李清照”之称的曾昭燏生前写下的一首词来做结尾吧：

“断阙撑空，荒墀卧石，藓痕萦步。

铜盘露冷，洒作一林寒雨。

听萧萧、乱松夜吟，烧痕阅尽兴亡古。

自鼎湖去后，葱葱佳气，即今何许。

无据，伤情处，又苑琐边愁，阵喧笳鼓。

金瓯破了，漫道山川如故。

想煤山犹有怨魂，忆君泪落千万缕。

任无言，燕子飞来，对立斜阳暮。”

——曾昭燏《琐窗寒·孝陵怀古》。

资料来源：孙和君《姚迁纪念文集》、冯其庸《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胡福明《我的学术小传》、徐庆全记述、前世的诗经、清五郎、《国家人文历史》、《三联生活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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