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贾春英同志,组织上永远记得你。”
二零一二年五月,在湖北的一个档案馆里,潘平手里的书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死死盯着那本《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后背蹭地一下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谁能信啊?那个在村里默默刨了一辈子地、受了一辈子气的农村老太太,名字竟然会印在这种书上。
而且,她还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吓一跳的身份——“双枪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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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吧,得从一九一二年说起。
那年头,生在穷人家就是个错,生在穷人家的女孩,那就是错上加错。
贾春英刚满八个月,还没断奶呢,就被亲生父母像甩包袱一样,卖到了隔壁村做童养媳。
买她那户人家姓倪,按辈分贾春英还得管那家的女主人叫一声姑姑。
但这亲戚情分在那个吃人的年代,真的一文不值。
倪氏对这个买来的“小牲口”,那是真下得去手。
大冬天的,贾春英穿着单衣去河边洗衣服,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稍微慢点,那竹条子就抽在身上。
这种日子,贾春英硬是熬了十三年。
她一度以为,人这辈子,生来就是为了受罪的,命就是这么贱。
直到一九二五年的那个雨天,一把油纸伞,把她昏暗的人生给劈开了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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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贾春英上山打猪草,因为雨太大路太滑,连人带筐骨碌碌滚到了山沟里。
就在她疼得动弹不得,心里只想著回家又要挨打的时候,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这人叫罗冠国,是贾春英的表哥,刚从外面的教会学校回来。
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泥泞、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表妹,罗冠国心里的火那是压都压不住。
他没讲那些大道理,就问了贾春英一句话:
“小春,你想不想自己管自己的命?”
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直接击穿了贾春英麻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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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从那天起,贾春英就像变了个人。
白天她还是那个逆来顺受的童养媳,该干活干活,该挨骂挨骂。
可一到了晚上,她就偷摸跑到后山祠堂。
那里,罗冠国正带着一群年轻人,讲着一个叫“革命”的新鲜词。
贾春英听不懂什么大理论,但她听懂了一件事:
这个世道,是可以变的;女人的脚,是不该裹的;命,是可以拼出来的。
她干了一件让全村人都炸锅的事——她把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当着众人的面,一把扯了下来,扔进了火盆里。
这一扔,那个唯唯诺诺的童养媳死了,站起来的,是一个叫贾春英的战士。
一九二七年,十五岁的贾春英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宣誓。
那时候的她可能还不知道,这一脚踏出去,那就是刀山火海。
别看贾春英没读过书,但她悟性极高。
罗冠国教她打枪,别人练一个月才能上靶,她几天就能指哪打哪。
而且她还练就了一手绝活——双手打枪。
左手一支驳壳枪,右手一支左轮,两手开弓,弹无虚发。
到了一九三零年,贾春英的名号在鄂东特委已经是响当当了。
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搞围剿,把红军视作眼中钉。
贾春英呢?她偏偏要拔这颗钉子。
最绝的一次是一九三一年的“沿埠头”战斗。
部队要攻打集镇,但是摸不清敌人的底细。
贾春英把辫子一盘,换上一身破烂衣裳,装成逃难的村妇就混进去了。
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转了一圈,把火力点、兵力部署摸得清清楚楚。
回来后,红七团根据她的情报,一举端掉了敌人的老窝。
这一战,让“双枪春姐”的名号彻底打响了。
那时候,她还遇到了一个好搭档,叫胡筠。
这胡筠可不得了,黄埔军校出来的高材生,人称“黄埔四女杰”之首。
这两人一文一武,一拍即合,组建了一支女子游击队。
这支队伍最鼎盛的时候有近千人,打得那些反动派听到“双枪”两个字就腿肚子转筋。
敌人背地里骂她们是“土匪婆子”,悬赏金是一涨再涨。
可谁能想到,就在贾春英风头最劲的时候,一支黑枪,从背后指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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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事儿发生在一九三六年。
那时候局势已经很紧张了,红军主力长征走了,留下的游击队在深山老林里跟敌人周旋。
这天,贾春英奉命去押送一批重要物资。
临出发前,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彭一湖找了过来,说要带几个人护送她。
按理说,这是自家的主席,那是绝对信得过的。
贾春英也没多想,带着队伍就钻进了山沟。
走到半道上,路边突然窜出一伙人,二话不说就开火。
贾春英身边的警卫员当场就倒下了几个。
贾春英反应极快,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去掏怀里的机密文件准备销毁。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的彭一湖,突然拔出了枪。
但他瞄准的不是敌人,而是贾春英。
砰的一声,贾春英感到脚踝一阵剧痛,整个人栽倒在地。
这彭一湖,早就叛变了。
他这一枪打得极毒,专打脚踝,就是要抓活的。
贾春英也是个狠角色,倒地的一瞬间,忍着剧痛回身就是一枪,直接打中了彭一湖的左手。
要不是后来国民党的人扑上来把她按住,这叛徒当天就得被她送上西天。
就这样,贾春英被捕了。
国民党的人以为抓到了大鱼,肯定能撬开她的嘴。
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能用的招数全用了。
贾春英被打得皮开肉绽,腰都被打断了,可她就是咬紧牙关。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贾春英硬是挺了半年。
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抗日,经过组织的反复交涉,她才被营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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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出狱那天,阳光刺得贾春英睁不开眼。
在监狱门口接她的,是一个叫潘涛的男人。
这潘涛也是个硬汉,平时闷葫芦一个,打起仗来不要命。
两人早就认识,这回经历生离死别,两颗心算是彻底走到了一起。
一九三八年,两人结了婚。
这是贾春英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可惜,生在乱世,幸福总是太短。
一九三九年,贾春英怀了孕。
为了照顾她,组织安排她回阳新县潜伏,而潘涛则率部去咸宁抗日。
分别的时候,潘涛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信里大概意思就是说,鬼子不赶跑,家就不算家,等胜利了他就回来。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遗书。
一九四零年初,日军对鄂东南发动了疯狂的扫荡。
潘涛带着游击队在嘉鱼金水河一带跟鬼子死磕。
那是一场惨烈到极点的战斗。
潘涛带着弟兄们,利用地形伏击日军,杀得鬼子哇哇乱叫。
日军恼羞成怒,调集重兵反扑。
潘涛原本可以撤,但他没退。
为了掩护百姓和战友,他带着几个人钉在阵地上,这一打就是五天五夜。
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
人拼光了,潘涛就剩最后一口气。
最后的时刻,潘涛倒在了血泊中。
但这帮丧尽天良的日寇,对这个让他们损兵折将的游击队长恨之入骨。
他们竟然残忍地割下了潘涛的头颅,挂在河边的树上示众。
更令人发指的还在后面。
当附近的游击队拼死把潘涛的遗体抢回来草草掩埋后,这帮鬼子竟然又折回来。
他们把遗体从棺材里扒出来,用刺刀在尸体上乱捅了几十刀,最后扔进了冰冷的金水河。
这消息传到贾春英耳朵里时,她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那个曾经双枪定乾坤的女英雄,那一刻,心碎成了渣。
她想哭,但眼泪好像早就流干了。
她看着怀里的孩子,那是潘涛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骨血。
她知道,自己不能死,她得替潘涛活着,替那些死去的人看着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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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一九四九年,天亮了。
阳新县解放后,贾春英当过一段时间的妇女主任。
但没过多久,她就辞职了。
她带着孩子回到了潘彦村,收起了所有的锋芒。
她把曾经的那些奖章、证书,还有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统统锁进了箱底,也锁进了心底。
在村里人眼里,她就是个普通的农妇,腰有点弯——那是狱中被打断的;走路有点跛——那是叛徒留下的枪伤。
她从不跟人提自己杀过多少敌人,也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
只有在给孙子潘平讲故事的时候,她的眼里才会闪过一丝光芒。
每当孙子问起后来怎么样了。
她总是说,后来啊,就没有后来了。
对于贾春英来说,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胡筠牺牲了,丈夫潘涛牺牲了,太多人倒在了黎明前。
她觉得自己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经是赚到了,哪还有脸去争什么功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七十二岁的贾春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葬礼很简单,除了亲戚,没惊动任何人。
直到二零一二年,那个惊人的秘密才被孙子揭开。
当潘平拿着那一摞厚厚的党史资料,站在奶奶的坟前时,这个七尺男儿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被尘土掩埋的岁月,那些被鲜血染红的青春,终于在这一刻,重新见到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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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春英的墓碑上,就简简单单刻了个名字,什么头衔都没有,空荡荡的。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她选择把勋章锁进箱子那一刻起,这条路她就走到底了。
那些背叛她的人早就化成了灰,但她留下的这段沉默,比任何高声呐喊都要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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