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个著名的名单出来了，四十三个人，全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军队里响当当的“头等战犯”。
排在前面的咱们都熟，头号是蒋介石，二号李宗仁。
但这群人里头，有个倒霉蛋特别显眼，就是排第三十六位的杜聿明。
为啥说他倒霉？
因为这一榜单的大佬们，后来要么脚底抹油去了台湾，要么像傅作义那样看清形势起义了，只有杜聿明，成了这份名单里唯一一个被解放军生擒活捉的“正式战犯”。
其实吧，就在他被抓前几天，一张直飞南京的机票就摆在他办公桌上，老蒋甚至都发报点头让他走了，结果这哥们儿硬是没走。
这哪是什么忠心耿耿，分明是一场保命的心理博弈，因为在那个节骨眼上，最想要他命的不是解放军，而是南京那位“校长”。
故事得拉回到陈官庄，那是徐州的一块死地。
当时的情况惨到什么程度？
几十万蒋军被围在雪地里，别说打仗了，连老鼠洞都快被挖空找吃的了。
就在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突然转了性子。
这位平时眼高于顶的“邱疯子”，对顶头上司杜聿明表现出了异常的“关怀”。
大意就是说，老长官您身体不好，这烂摊子我来收拾，您赶紧坐飞机回南京养病吧，这里有我顶着呢。
这话乍一听，是不是特仗义？
部下在生死关头，要把生的机会留给领导，自己留下背锅。
但在这间充满发霉味道的地下掩体里，空气安静得吓人。
杜聿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在那闭目养神，死活不接这个话茬。
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这张机票哪里是通往南京的客票，分明就是一张催命符。
咱们得好好扒一扒这俩人的塑料兄弟情。
邱清泉是黄埔二期，杜聿明是黄埔一期，两人算是师兄弟。
按理说邱清泉是杜聿明一手提拔起来的，该是铁杆心腹才对。
但在那个圈子里，谁跟谁都不是一条心。
早先蒋介石把杜聿明调去东北救火的时候，邱清泉就在背后发过牢骚，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能扭转乾坤的人。
邱清泉这人吧，留过德，写过诗，打仗有一股子疯劲儿，极度自负。
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一直被压一头，纯粹是运气不好。
邱清泉前脚刚气呼呼地走出掩体，觉得这老头子真不识抬举，杜聿明后脚就拍了桌子。
他这是在向我‘将军’啊！”
这一嗓子，算是把窗户纸全捅破了。
杜聿明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跟了蒋介石几十年，太了解老蒋那个脾气了。
老蒋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仗打赢了，那是他“指挥若定”；仗打输了，那就必须得有个人出来背锅谢罪。
你想想，杜聿明先是丢了东北，把几十万精锐赔了个底掉，现在徐州这边又要全军覆没。
这时候如果他把几十万弟兄扔在冰天雪地里，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溜回南京，那场面简直不敢想。
都不用老蒋动手，光是那帮失利将领的家属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
看看后来逃到台湾的胡宗南，被弹劾得脱了一层皮，连个正经官都做不成。
杜聿明要是那时候回去，下场绝对比坐牢还惨，搞不好直接就已谢国人了。
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有时候离那个最高权力中心越远，反而离阎王爷越远。
更有意思的是邱清泉的心态。
很多人不理解，这船眼看就要沉了，抢个船长当有啥意思？
难道是为了多喝两口海水？
这就得说说邱清泉这个人的复杂性。
这种人往往把名节看得比命重，当然，这个“名节”是指他自己眼里的那种。
在他看来，如果是杜聿明在指挥，大家最后一起完蛋，他邱清泉就是个陪葬的兵团司令，历史上顶多提一笔；但如果是他邱清泉全权指挥，哪怕最后战死，那也是“壮烈殉国”的最高指挥官。
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邱清泉死在陈官庄，蒋介石为了树典型，又是追赠陆军上将，又是各种表彰，把他塑造成了“成仁”的典范。
对邱清泉来说，权力的滋味哪怕只能尝最后一口，哪怕这口饭里那是毒药，他也想尝尝。
而且他骨子里还真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万一自己指挥能创造奇迹呢？
作为“润滑剂”，他当时的处理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
当邱清泉逼问他意见时，他没说走也没说不走，而是来了句“神助攻”。
他说邱司令的提议是好意，但是杜长官是全军的主心骨，没有“校长”的亲笔批准，绝对不能擅离职守。
这话两边都不得罪，既捧了邱清泉的“一片孝心”，又给了杜聿明一个名正言顺留下的台阶。
几十万大军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唯一的悬念就是还能撑几天。
邱清泉想夺权，或许是为了那点虚妄的荣誉，或许是真觉得自己比师兄高明。
但在历史的大势面前，这些个人的小算盘都显得格外可笑，就像两只蚂蚁在着火的树叶上争谁来当队长一样。
最后的结局，充满了黑色的幽默感。
那个拼命想把长官送走、自己掌权当英雄的邱清泉，最终在突围中乱枪毙命（也有一说是自杀），确实成全了他想要的“烈士”虚名，但也真的就这么没了；而那个死活赖着不走、看似优柔寡断的杜聿明，虽然成了唯一的被俘“首要战犯”，却因此躲过了去台湾可能面临的清算。
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那是真真正正地把前半辈子反思了一遍，后来特赦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晚年过得挺安稳，还写了不少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一张没被使用的机票，竟然成了两人命运的分水岭，一个想当鬼的成了鬼，一个怕死的反而活了下来。
如果当时杜聿明真听了这位“好兄弟”的话，脑子一热飞回南京，那咱们的历史书上，恐怕就要少一位改造成功的政协委员，多一个被蒋介石拉出去枪决的“败军之将”了。
这也告诉咱们，在复杂的局势下，有时候看起来是生路的方向，其实是死胡同；而那个看起来最没面子的选择，反倒是唯一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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