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拷问：何谓充分沟通？出了事就是沟通不充分？

2026年1月9日，江苏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情况说明》，将一桩沉寂近一年的医疗死亡事件重新推至公众视野。

60岁的宋女士因“上腹痛”就诊，最终却在心脏射频消融术中猝然离世。省、市两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上的结论冰冷而明确：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在列举的院方过失中，“风险沟通告知不到位”赫然在列。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一条高赞评论引发了医务人员的广泛共鸣：“出了事就是不到位。”

这句看似情绪化的慨叹，却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剖开了当前医患关系中最敏感、最痛楚的神经——当纠纷发生后，所有事前看似规范的流程，尤其是“医患沟通”，为何总在鉴定报告中成为第一个被质疑的环节？我们究竟在用怎样的标尺，衡量那难以名状的“充分”？

“沟通不充分”：万能标签，还是精准诊断？

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领域，“沟通不充分”是一个高频出现的结论。它像一顶“普适的帽子”，似乎总能扣在当事医生的头上，这也引发了业界内外，尤其是临床医生的困惑与无奈。

一位网友的留言道出了许多医者的心声：“前段时间有个患者治疗效果不好，直接投诉我们，说我们沟通不到位，白纸黑字什么都签字了，很想知道什么才算沟通到位......”

这种困惑直指核心：当一份格式化的知情同意书被签署，当一次看似完整的术前谈话被执行，为何它们在法律或鉴定环节仍可能被判定为“不充分”？签字，是否等同于真正的“知情”与“同意”？

从法律层面审视，我国《民法典》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与医疗措施。涉及手术、特殊检查或治疗时，必须具体说明风险、替代方案等，并取得患者的明确同意。

可见，法律要求的远不止一个签名，而是“知情”前提下的“同意”。

因此，鉴定的逻辑在于审视：医生是否履行了“合理告知义务”。这至少包括：

1.信息的全面性：是否完整交代了病情，是否遗漏了关键风险？

2.理解的可及性：是否用患者能懂的语言解释，而非堆砌专业术语？

3.替代方案的呈现：是否清晰告知了所有可行的替代治疗方案（包括保守治疗）及其利弊？

4.决策的自愿性：患者的签字是否基于充分理解，而非在信息模糊或无形压力下完成？

知情同意，需以内心认同为目标，而非以一纸签名了事。

“出了事就是不到位”：情绪宣泄，还是残酷现实？

在圆满的治疗结局面前，沟通的细节往往被淡忘；而在惨痛的不良后果之后，沟通的每一瞬间都会被置于显微镜下反复检视。

当悲剧袭来，事前建立的脆弱信任可能顷刻崩塌。患者与家属极易陷入一种回溯性质疑：医生当初必定有所隐瞒或轻描淡写，否则我们怎么会选择手术？于是，“出事”本身，就被当作了“沟通不到位”的证据。

这种“事后追溯”效应，几乎将“沟通是否充分”与“结局是否良好”永久绑定。

它暴露了当前医患沟通中一个深层次矛盾：沟通的目的，在实践中常从“共同决策”滑向“风险转移”与“法律免责”。

很多时候，医生忙于完成告知义务以获得签字，患者基于对医生的信任而草率签字，双方都未真正投入到一个确保理解的深度交流中。一旦潜在风险成为残酷现实，那张薄薄的签字文书便显得不堪一击。（）

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长耕耘，而它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间。以免责为目的的沟通，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对抗的种子。

超越“到位”与否：走向真正的“共同决策”

那么，究竟何为真正的医患沟通？患者和家属需要理解到何种程度才算“充分”？除了书面签字，每次沟通是否都需录音录像，以备事后核查甚至作为法庭证据？

事实上，真正的医患沟通，绝非单向的“告知-签字”，而应是一场以患者生命价值为中心的“共同决策”对话。它包含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1.信息的交换：医生以通俗语言解释疾病本质、方案利弊；患者则表达自身的症状、恐惧与期望。

2.情感的连接：医生展现共情，承认患者的痛苦真实存在；患者感受到被尊重、被看见，而非仅仅是一个“病例”。

3.价值观的协商：这是最核心亦最常被忽视的一环。它意味着医患双方共同探寻：在您独特的生命叙事中，什么最为重要？ 是不惜代价根治疾病，还是更看重生活质量？您的风险承受边界在哪里？治疗的首要目标是延长生命，还是减轻痛苦？

医者所治，不仅是病，更是生病的人。没有价值观对接的医疗方案，就像没有地图的远征。

在法律与伦理层面，“充分”并不等同于信息量的无限堆积，而是以“患者的理解与决策能力” 为核心。

一个有效的检验方法是“回授法” ：请患者或家属用自己的话复述核心信息。只有当信息被准确重述，才能确认理解已然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的沟通，并不能保证坏结果永不出现，也无法完全杜绝所有纠纷，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患者在接受治疗前，便与医生一道，在认知与情感上，为所有可能的结果做好共同面对的准备。当不幸降临时，双方是并肩面对风险的伙伴，而非刀兵相向的敌人，从根本上改变纠纷的性质与解决的路径。

充分的沟通，不是风险的消除剂，而是信任的加固剂。医学的局限，需要用坦诚去弥合，而非用言语去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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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以信任为基石，重构医疗“战略伙伴”

“出了事就是沟通不充分”，这句充满愤懑与无力感的感叹，不应成为医患关系间永恒的“马后炮”。它应该成为一个切入点，催生一场系统性的变革。

对于医疗机构与医务工作者而言，必须将沟通从法律义务层面，提升到医疗核心技艺与伦理基石的高度。这需要投入时间、培育耐心、修炼共情力，并设计结构化的流程予以保障。

对于社会与患者而言，亦需理解医学固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积极行使知情权的同时，深度参与到治疗决策中，与医生构建真正的同盟。

唯有如此，当面对如南通宋女士这般悲剧时，我们的反思才能超越对“沟通不到位”的简单问责，深入医疗质量、系统安全与人文精神的肌理，寻求根本的改善。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安慰的起点，正是真诚的沟通。

制度可以约束行为，但唯有文化，才能滋养心灵。

医学的边疆，是生命与死亡的交界之地。在此处的每一次交谈，都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两个灵魂在未知恐惧前的真诚携手与相互托付。

最好的治疗，始于一颗被真正倾听的心；最深的安宁，源于一份被共同承担的风险。

当沟通不再仅仅是事故后的归咎理由，而成为诊疗过程中理所当然的温暖序章时，我们才可以说，医学真正回归了它的本源——它不仅是对抗疾病的技术，更是抚慰生命、照亮存在的人文艺术。

愿每一句对话都成为穿透疾病阴霾的光，愿信任本身，成为医患并肩开出的首张、也是最重要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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