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秘书观看演出，假装没看到周恩来，女儿：父亲是在躲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国为民，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众多秘书中，龙潜是特殊的一位。他从青年时代便投身革命，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无数风雨，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然而，1963年的一次文艺汇演上，龙潜却在见到周总理时选择了“视而不见”，甚至拉着女儿匆匆离去。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往事？女儿贝璐瑛后来回忆说：“父亲那是…是在躲总理。”

革命洪流：从热血青年到总理秘书

龙潜是四川云阳人，风华正茂之时，便在读书期间接触了革命思想，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荆棘与鲜血。当时的党内领导正犯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年轻的革命者虽然斗志昂扬，却因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行动中时常陷入被动，付出沉痛的代价。

17岁的龙潜同样满腔热血，也不免冲动。1932年的一天，他和同学们决定在一个小剧场召开秘密会议。他们满怀激情地规划着未来，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细节：这个剧场只有两个狭窄的出口。这种选址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绝地。

果不其然，就在会议刚开始不久，大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警察便闻风而至，迅速包围了剧场。两个出口被死死堵住，剧场内的革命青年们插翅难飞。龙潜和所有与会同志无一幸免，全部被捕。

就这样，龙潜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牢狱生涯。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直到1936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龙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出狱后的龙潜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先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辗转来到重庆，进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成为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重托。在周恩来身边，龙潜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时刻感受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与卓越领导力。

1941年新年刚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一份紧急电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万余人的包围和“围剿”，伤亡惨重，局势万分危急。

龙潜后来回忆，周恩来看完电报，悲愤交加，痛彻心扉。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将这个噩耗告诉了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一时间，所有人都被巨大的愤慨所包围。

但在巨大的悲痛和危险面前，周恩来展现出了非凡的沉着和决断力。他立刻着手布置应对工作：首先，他指示《新华日报》社，必须在第二天将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摩擦、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公之于众；接着，他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后续的斗争方针。他严肃地对同志们说，大家要做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严守党的机密，决不叛党。

做完这些部署后，周恩来立即召见龙潜等三位秘书，指定他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周恩来指示他们，必须立即制定一套严密的保密守则，全面检查办事处的保密工作，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可能的突然袭击和搜捕。

时间紧迫，任务重大。龙潜等人深知责任在肩，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眠不休，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将一套详尽的《保密工作条例》草拟完毕。当他们将条例呈交给周恩来审定时，周恩来仔细审阅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批准立即执行。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迅速反应和果断决策，以及办事处全体同志的严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试图借皖南事变将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一网打尽的阴谋，最终以失败告终。

整个皖南事变的处理过程，周恩来所展现出的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卓越能力，以及他与同志们同生共死的革命情怀，让龙潜等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钦佩。从那一刻起，龙潜更加坚定了追随周恩来的信念，忠心耿耿地在他身边工作，将他视为自己一生的导师。

个人风波：一封“告状信”引发的批评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革命情谊弥足珍贵，个人生活也悄然展开。在武汉工作期间，龙潜经人介绍，认识了贝海燕。

贝海燕的经历同样不凡。她出生于宁波，6岁时就和姐姐一起进入烟卷厂当童工，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三十年代，她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贝海燕只身前往武汉，投身抗日洪流，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让龙潜和贝海燕走到了一起。两人相爱相知，结为革命伴侣。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于1945年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贝璐瑛。

然而，直到婚后，贝海燕才知道一个令她震惊的事实：丈夫龙潜在家乡早已结过婚，并且还有一个儿子。

原来，龙潜少年时期考入上海一所大学，父亲既为他骄傲，又怕他这个“天之骄子”从此一去不回，便强行为他说了一门亲事，逼迫他完婚。龙潜虽然对这种包办婚姻极为反感，但迫于孝道，只好无奈妥协。

婚后不久，龙潜便离家赴上海求学，并很快投身革命，从此再未回过家。他对家乡妻子和孩子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依稀听说，父亲去世后，伯父将家产据为己有，还将他们母子俩赶出了家门。

龙潜的这位原配妻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没有被家庭变故击垮，靠着一手织布的手艺，含辛茹苦地将儿子和自己养活。在龙潜被捕入狱的四年间，她还坚持将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寄给丈夫。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在狱中却至关重要，龙潜得以用它买通看守，或是给生病的难友买药。

龙潜出狱后，由于时局动乱，加之他本人并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便始终没有和老家联系。

不知何时，周恩来了解到了这个复杂的情况。他没有指责龙潜，而是将这件事默默记在了心里。他深知一个旧时代女性拉扯孩子的不易，便通过地下党组织，辗转找到了龙潜的原配妻子，询问她们母子有何困难。

此时，龙潜的儿子已经十一二岁。这位坚强的母亲提出，她自己别无所求，只希望儿子能够到外面去读书，接受好的教育。周恩来当即答应了她的请求。

不久后，这对母子被秘密送到了延安，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他们对周恩来充满了无尽的感激。而龙潜和贝海燕一家，也对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深切关怀钦佩不已。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方式，妥善地处理了下属这一桩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展现了超越常人的情义和胸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周恩来教诲和帮助的秘书，却在建国后犯下了一个严重的个人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龙潜被调往长沙，担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教务长，妻子贝海燕也在革大工作。但不久后，贝海燕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适合继续在学校任职，便主动请求到基层去，到工人阶级中去。

这个想法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全力支持。他们批准了贝海燕的请求，将她调往长沙“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贝海燕本就是工人出身，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如鱼得水，她从此一头扎进了工厂，干得热火朝天。

可就在这时，她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一个文工团的年轻姑娘趁虚而入，龙潜的感情发生了动摇，最终向贝海燕提出了离婚。

据他们的女儿贝璐瑛后来回忆，父母离婚后，母亲曾告诉她一件事。龙潜当时给贝海燕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坦言自己辜负了妻子。但紧接着话锋一转，他质问贝海燕：“咱们离婚协议了很多次，你为何还要将这件事告诉周总理？”

贝海燕感到既震惊又冤枉，因为她自己承受了所有的委屈，从未向周总理“告状”。直到后来她才辗转得知，原来是龙潜在老家的那个儿子——那个当年被周总理接到延安的儿子——听说了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他认为父亲辜负了贝海燕，便亲自写信给周总理，为贝海燕打抱不平。

贝璐瑛回忆道：“想来周总理看了那封信后，一定狠狠地批评过父亲。”

对于龙潜而言，这次批评的份量非同小可。这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批评，更是一位道德楷模、一位曾对他有大恩的导师，对一个犯下“生活作风错误”的学生的严厉训诫。这次批评，让龙潜在周恩来面前，从此抬不起头来。

愧不敢当：观演同场，相见却躲

时间来到了1963年。一天晚上，龙潜被邀请观看一场文艺演出。演出规格很高，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来到了现场。由于座位安排等原因，他们并没有坐在一起。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起身离场。邓颖超一眼看到了龙潜，以及他身边跟着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那正是他的女儿贝璐瑛。

邓颖超热情地迎了上去，主动和龙潜打招呼。龙潜便向邓颖超介绍：“这是我的女儿，贝璐瑛。”

这是贝璐瑛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邓妈妈，心中很是高兴和激动。然而，原本一脸慈祥的邓颖超，在听到贝璐瑛的名字后，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她没有和龙潜多说一句话，而是径直转向贝璐瑛，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说道：

“你妈妈是工人，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你要向你妈妈学习！”

说完，邓颖超便扭头离开了，没有再看他们父女一眼。

邓颖超的意思非常明确。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老朋友贝海燕打抱不平。她显然是误会了，以为贝璐瑛在父母离婚后，跟随了父亲龙潜。但实际上，贝璐瑛一直在跟随母亲生活，这次只是因为许久未见，特地前来探望父亲。

贝璐瑛虽然年纪不大，但她理解邓妈妈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因为这场误会而耿耿于怀。可站在一旁的龙潜，却霎时间“倍觉尴尬”。

他愣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脸色想必十分难看。几秒钟后，他回过神来，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拉起女儿贝璐瑛的手，匆匆地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贝璐瑛注意到，不远处，周恩来总理正在和别人交谈。而父亲，却拉着她刻意绕开了，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仿佛没有看到总理一样。

贝璐瑛后来才明白父亲当时的窘境。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父亲犯了那样的错误，他对周总理始终感觉有愧，所以不敢相见，只能躲着走，避免再次陷入那份尴尬。”

这份“尴尬”，源于他对自己个人品行污点的清醒认识，更源于他对周恩来总理近乎敬畏的崇敬与愧疚。他辜负了这位革命导师的教诲和期望。

据说，贝海燕后来听说了邓颖超在剧场的这番“打抱不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她们早已结下了比亲姐妹还要深厚的友谊。邓颖超的维护，是对她最大的安慰。而这一切，也反过来映衬出龙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不应该。

参考文献

• 《周恩来与秘书龙潜》

• 《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纪事》

• 《我的父亲龙潜与母亲贝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