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慨叹：“百万大军未成之事，竟由一朝鲜青年完成。”

1932年4月29日的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军旗招展，口号震天。十万日军与日侨挤满会场，庆祝他们口中“淞沪大捷”。主席台上，白川义则大将、重光葵公使等日军要员趾高气扬，台下人群如痴如醉——这一天是昭和天皇的“天长节”，也是他们炫耀武力的时刻。

谁也没注意到，人群中一个身穿西服、肩挎水壶的年轻男子，正缓缓靠近检阅台。他面容平静，甚至跟着人群挥动太阳旗。上午11时30分，日本国歌《君之代》响起，军机掠过头顶。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喧嚣中，他突然向前冲了几步，奋力掷出手中的水壶。

那不是水壶。那是一颗心，一颗憋了二十三年的、滚烫的复仇之心。

尹奉吉生于1908年的朝鲜忠清南道。他11岁那年，祖国已被日本吞并整整九年。1919年3月1日，“三一运动”爆发，朝鲜民众走上街头高呼独立，换来的却是日军的血腥镇压。据记载，两万多人伤亡，五万多人被捕。少年的尹奉吉亲眼目睹这一切。“亡国奴”三个字，是刻在骨头里的耻辱。

1930年，22岁的尹奉吉告别父母妻儿，踏上流亡之路。他经东北、青岛，最终抵达上海——那个年代，上海法租界里藏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那里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心脏。他在朝鲜人开的帽子工厂做过工，后来改卖菜，每日穿行于法租界与虹口之间。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卖菜青年心里埋着什么。

直到1932年1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朝鲜义士李奉昌在东京刺杀天皇未遂。那一刻，他找到了方向。

通过关系，尹奉吉见到了韩国临时政府的核心人物金九。这位传奇人物曾赤手空拳杀死日本军官，被判死刑后越狱逃亡，此刻正策划另一件大事。原来，日军计划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但规定只准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入场，中国人一律禁止。中国方面的抗日志士王亚樵于是找到韩国临时政府，希望由朝鲜义士执行暗杀。

当金九问尹奉吉是否愿意承担这有去无回的任务时，这个年轻人只说了两句话：“我完全听从您的安排。”“从现在起，我就做该杀日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的细节，读来令人心颤。上海兵工厂的技师王伯修听闻此事，连夜赶制两枚伪装成水壶和饭盒的炸弹，反复试验二十余次，确保万无一失——他怕重演东京的悲剧，那时李奉昌投出的第二颗手榴弹竟是哑弹。

4月26日，法租界一间密室内，墙上悬挂着太极旗。尹奉吉左手握炸弹，右手持手枪，胸前挂着誓言牌，在金九身旁留下最后一张照片。誓言牌上写着：“余谨宣誓……诛戮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当晚，他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写下遗书：“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朝鲜而效命的斗士吧！”“把太极旗高扬在空中，来到我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酒以慰九泉下我的灵魂吧！”

4月29日清晨，金九与尹奉吉共进最后一餐。临别时，尹奉吉忽然解下手表：“这块表是昨天为了行动花了六块钱买的，而先生的表只值两块钱。我们换换吧。”“再过一个小时，这块表对我就没有用了。”两人相约“黄泉之下再见”。金九看着出租车载着这位年仅23岁的青年驶向虹口公园，手中握着那块还带着体温的六块钱手表——这是尹奉吉留在世间的最后温度。

上午十点，尹奉吉顺利混入会场。他西装笔挺，肩挎“水壶”，手提“饭盒”，摇着太阳旗，俨然一位日本公子。检阅台上，白川义则、重光葵、植田谦吉等日军头目依次就座，美英法领事亦在列。尹奉吉耐心等待。一小时后，阅兵结束，外国领事依外交礼节退场——他们不愿卷入“视捷”的政治表态。此刻，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要员。

11时30分，日本国歌响起，军机呼啸。就在第三声礼炮轰鸣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仅数米处，奋力掷出那颗水壶炸弹。巨响之后，浓烟滚滚。河端贞次当场毙命，白川义则身中204块弹片（数日后不治），重光葵炸断一条腿，植田谦吉也重伤……主席台上无一幸免。

现场大乱，日军迅速封锁公园。尹奉吉没有逃，他高举双手，用日语大喊：“来抓吧！我是韩人，我叫尹奉吉！”“炸弹是我丢的，一切由我个人承担！”他知道逃不掉，更不愿连累同胞。日本宪兵将他押走，施以酷刑，逼问同党。尹奉吉始终一口咬定：“是我一人所为。”最后胡乱编了一个日本人根本找不到的名字。

日本人发疯似地搜捕朝鲜侨民，冲进法租界抓了17人。为保护同胞、也为避免日本借机挑衅中国，金九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5月10日，他在上海《申报》刊登公开信，以韩人爱国团首领身份宣布对此事全权负责。信中有一段话，至今读来凛然：“日本用武力吞并韩国，次又抢占满洲，复又侵入上海……故余决定向世界和平之敌与人道公理之破坏者复仇。”“吾人谋略杀敌人之重要人物……以期恢复祖国之独立。”“今后余将坚持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

尹奉吉被秘密押往日本，同年12月19日，在金泽陆军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5岁。就义前，他面向故土方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而历史的长卷才刚刚展开。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感慨道：“中国一百万大军都没能做到的事，结果却由一名朝鲜青年完成了，真令人感动。”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亲自接见金九，从此中国政府开始长期支持朝鲜独立运动。那个在虹口公园响起的爆炸声，不仅炸死了日军大将，更炸开了中韩抗日合作的新篇章。1945年日本投降，韩国光复。金九将尹奉吉、李奉昌的遗骨迎回汉城，安葬于孝昌公园。迁葬那天，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学生乐团、花环队、挽章队绵延数里。金九捧着当年换来的那块六块钱手表，老泪纵横。

尹奉吉号“梅轩”。如今在上海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内，有他的纪念碑和“梅园”。在他的故乡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每年4月29日都会举办“梅轩文化节”。那枚水壶炸弹已经沉寂了九十多年，但那声巨响，却穿越时空，依然在我们耳边轰鸣。它炸醒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血性，更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义气——当家园被践踏，当正义被蹂躏，总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一盏复仇的火把。

尹奉吉赴死前换表的那一刻，我总觉得他换的不是表，是时间。他把自己的时间停了下来，把金九的时间推着往前走，把朝鲜独立的时间往前拨了一格。如今我们漫步在虹口公园，樱花年年盛开，孩童欢笑奔跑。谁还记得1932年春天，那个用一壶“水”浇灭了日军气焰的朝鲜青年？

记得他。
因为记得，才是对义士最好的祭奠。
因为记得，和平才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