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炜：“仅限现金”是一种温情

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晴海观：黄文炜

在中国，人们出门似乎已经不带现金了，手机能够解决所有支付问题。而日本依然存在大量的“仅限现金”店，许多老字号饮食店、小商店依然贴着“仅限现金”的告示。这与中国几乎“无现金化”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支付手段的差异涉及到社会信用、经济成本以及基础设施背景的差异。

中国电子支付的爆发式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过往曾受伪钞问题困扰，且银行体系对大众的服务覆盖不够便捷。而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钞票防伪技术极高，日本纸币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伪造的货币之一，民众对现金有着极高的信任感。

日本的ATM极其普及，便利店遍布全国，且大多设有24小时ATM，随时随地都能取到现金。这种“获取现金的极度便利”反而削弱了人们转向电子支付的迫切性。在日本携带大量现金出门的风险极低，丢失钱包被找回的概率很高，这使得现金支付在心理上并不让人感到不安。

店铺选择“仅限现金”有个重要的理由，接入电子支付系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商家通常需要向支付平台支付成交额3%至5%的手数费。对于利润微薄的小店来说，这直接削弱了经营利润。现金交易意味着即刻的现金回流。而电子支付往往需要数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到账。

再者，日本拥有庞大的高龄人口，许多老年人习惯于通过现金管理支出，对复杂的智能手机操作存在排斥心理。我家近邻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每到发年金的日子，她就去银行取钱，至今所有开支都是现金支付，信用卡一张也没有。相比于将所有消费行为数字化，部分日本人更倾向于不留下数字足迹的现金交易，以保护个人隐私。

我个人来说，现金、信用卡、手机支付并用。我很喜欢日本的纸钞，每一张都是干净整洁，数钱的感觉很好。家附近有一家80多岁母亲和40多岁的女儿经营的“仅限现金”小料理咖啡店，提供自家制作的饮料、蛋糕和家常菜。我基本上一周光顾一次。与一般寡言自律的日本人不同，母女俩喜欢聊天，喜欢笑，与客人打成一片。她们总是说：小本经营，客人不多，若是电子支付，被收取手续费，恐怕就要亏本了。

有意思的是，这家店竟然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我去店里就遇到过来自奥地利的留学生、在日本工作的白俄罗斯小伙子，他们觉得这家“仅限现金”的小店颇有日本传统韵味，于是成了常客。还有来日旅游的外国人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店的介绍慕名而来。店内只有十来平方，数张桌子，装饰得干干净净，温馨大方。我每次去总是买一盒900日元的家常菜，拿出一千日元，找回100日元。有时候付了900日元的硬币，店主就高兴地说：“太好啦，给我们零钱帮了大忙了。”钱，是个桥梁，因为现金交易，对话的内容自然而然延续下去。母女俩有时跟我谈日本的政治家、谈中日关系，谈她们喜欢的中国古装剧……去那儿不仅是买食物，更像去亲戚家串门聊聊日常所感。

“仅限现金”的小店，飘逸着人间温情。有时候傍晚看到几个男人走进店里，每人要一小瓶啤酒，一小块蛋糕，把酒言欢、觥筹交错之后，每人都掏出现金，放在桌上数着，然后满足地笑着离开，所谓昭和时代的风景应是如此吧。

东京巢鸭商店街是著名的老人街，那儿有许多“仅限现金”的商店，比如荞麦店、鞋店等。以红色内裤为主打商品的知名商店丸治也是“仅限现金”。丸治发行《温馨新闻》的小报，有次我在小报上看到丸治社长的文章，主旨是“推荐现金主义”，他说，世上太便利了，人们会失去许多尝试新体验的机会。从钱包里缓慢掏出钱给店员的老人，通过数钱保持脑的活性化。

现金的效率固然低下，它需要清点、找零、等待，甚至伴随着沉甸甸的硬币碰撞声。但在日本的社交语境下，这种“慢”恰恰提供了交流的契机。当你双手递过纸钞，店员微微鞠躬并认真点清数目，最后将找零双手呈上，这一过程是一场完整的“一期一会”。

在移动支付席卷全球的今天，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仅限现金”告示，或许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象征。从效率与数据的角度看，扫码支付无疑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节奏。然而，当我们剥开技术决定论的外壳，会发现日本这种根深蒂固的现金文化中，包裹着一种数字信号无法传递的温度。

日本文化向来注重仪式感。在红包、祭奠或日常谢礼中，精心挑选的信封配上平整的新钞，承载的是数字化转账难以企及的诚意。此外，这种对实物的依赖也源于一种深层的防御心理——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电力与网络的脆弱让人们更信任手中握得住的实物。

日本政府推进“无现金化”的长远目标为达到80%，现在约40%。许多超市已经实现顾客自个儿扫码、支付。但电子支付是一种难言的寂寞。诚然，从技术层面看，日本在金融科技上显得步履蹒跚，但这种“落后”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或守望。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极致效率的时代，保留一点“不便”，其实是为人类的情感交流留出了一片自如呼吸的空间。亲手递出去的纸币，折射出的不仅是货币的价值，更是人性的温情。在数字化浪潮中，日本社会对现金的坚持并非单纯的“技术迟缓”，而是一种对人文链接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