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本能，批评是嫌她不够好，孙玉良：鄙视在国外狺狺狂吠的人

文︱孙玉良

有些人把我划为“爱国左派”，但又惊讶于我经常写文章批评政府，又想把我划为“恨国公知”。但仔细一看，我还经常对生活在国外的公知有不敬之辞，于是又把我划作墙头草，把我归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左右摇摆的人。其实我就是我，别划的圈都不对。爱国是真的，批评政府也是真的，鄙视在国外狺狺狂吠的公知也是真的。

爱国是我的本能。我出生在这块地方，生活在这块地方，这里有我的祖宗血脉，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我当然爱这块土地。我生活的这块土地，历史上经历过大灾大难，也经历过外敌入侵；有过汉唐与大明的高光时刻，也有过五胡乱华、晚清被众殴的屈辱。但不管怎样，中华文明延续万年不曾中断，这已是历史奇迹，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在一代人与又一代人的文明接力中，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条条电网通信线，我们一直是向前走的，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贫富两极分化啦，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啦，贪污腐败招人痛恨啦，无良法官不为民作主啦，等等，不公不义的事很多，这当然需要批评，只有批评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批评和“恨国”不是一回事。批评是把问题说清楚，把责任问明白，把路径摆出来，目的是为了改良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美好；“恨国”则不同，恨国是把一切复杂问题一脚踢到情绪池里泄愤。批评需要证据和逻辑，“恨国”只需要一个否定的立场就够了。批评是想让她更好，“恨国”是盼着她出丑；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恨国”是对人不对事；批评是把自己也放进责任链，“恨国”是把自己永远放在道德看台上，随时开骂，随时退场。这是我批评政府与国外公知漫骂国家根本的区别。

那些已不是中国籍的公知们，有什么可敬的呢？拿着外国人的钱骂自己的祖国，有意思吗？美国的余茂春，日本的石平，是连外国人也看不起他们的。真有硬骨头，就做一回“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看看，就做一回鉴湖女侠秋瑾看看。他们没有这样的骨气，对于改变我们的国家也没什么用处。最可恨之处是拿了外国人的钱，替外部势力递刀子。外国对我国的偏见、打压、围堵本来就存在，他们主动把国内复杂议题加工成“证据包”，贴上情绪标签，当作外国攻击我国的口粮。他们表面上是“揭露”，实际上是甘心被外国“利用”。他们是一批“什么都懂、什么都不做”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就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爱国是一种信仰，名曰爱国主义；恨国是一门生意，他们是拿骂国家赚钱维持生计的。这门生意奖励“站队”，不奖励“讲清楚”；骂得越狠，越像“真相”。固定的剧本是：遇到好事——“都是假的”；遇到难题——“果然不行”；遇到改进——“迫于压力”；遇到争议——“你懂的”；遇到国际竞争——“肯定输了”。这套话术最大的特点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方法便是“全盘西化”，替外国搞颜色革命。“恨国党”不需要证据，它靠的是姿态；“恨国党”也不需要承担后果，因为它把“后果”推给了“在国内生活的我们”。

真正的爱国，是把问题当作任务；不是把国家当偶像，而是把国家当共同体。你可以对现实不满，但请把不满变成改进的推动力；你可以对某些现象愤怒，但请把愤怒变成推动规则更完善的理由。我国当然还有短板，有矛盾，有需要继续改革的地方，这恰恰说明我们仍在向前，而不是停在原地。

爱国是我的本能，因为这里是我的家，有我的亲人，有我及我的子孙后代之未来。所以，真想让我们的国家更好，就别只会冷笑。对于不好的地方，拿出证据，讲清逻辑，给出路径，做一点实事。哪怕推进社会进步一毫米，也是好的。把我国捧成“老子天下第一”有问题，把自己的国家踩成泥问题更大，“盲赞”和“盲黑”走的是两个极端，都不对。我们要的是把国家当成共同作品的人：不完美，但值得一起改；不轻松，但值得一起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