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黄河，发现一国民党起义军官正在修河堤，大喊：毕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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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0日清晨，兰考东坝头的黄河堤上刮着北风，卷着碱沙拍打着新垒的堤坝。

几千名军民混编在一起，扛石枕、挑泥土，号子声此起彼伏。

人群里有个穿旧军棉袄、腰扎草绳的“老汉”格外卖力，百十斤重的柳石枕压在肩上，脚背上的青筋绷得像弓弦。

没人能想到，这“老汉”竟是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毕占云。

突然，一列专列悄悄停下，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走下来，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他谢绝了呢子大衣，径直走向工地。

随行的官员正准备介绍治黄方案，毛泽东却抬手示意安静，朝着毕占云的方向喊了声“毕营长！”。

这声带着湖南口音的呼唤，穿透了风沙和号子声。

毕占云肩膀一抖，柳石枕“砰”地砸在地上溅起泥水，他抹掉脸上的泥回头，看清人后快步冲上前，却在两步外刹住了脚自己满手泥水，而主席只穿了双半新布鞋。

毛泽东却笑着张开双臂，一把攥住他布满老茧的手：“老伙计，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硬核治黄里的愧疚与坚守

毕占云会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

1952年秋，黄河流域连降暴雨，豫鲁两省出了上百处险情，兰考东坝头下游还发现了渗水漏洞，一旦决口，洪水会直扑兰考、考城，连陇海铁路和三十万亩秋播小麦都要受威胁。

省里急调驻军支援，毕占云主动请缨，把指挥所搬到了堤边的废弃砖窑。

有人劝他，好歹是副司令，坐镇指挥就行。

他却瞪了眼：“打仗时连长不冲，士兵会跟你玩命？堵口子也一样。”

之后工地上就多了个“老毕”，凡事都冲在前面。

他第一个跳进冰水里排人墙，用身体挡着激流，给后面抢筑子埽争取了两小时，小腿被冰水激得通红也不吭声。

还把川江的“柳石枕”法搬到黄河，组织大家就地砍柳枝、编筐笼、填块石，一夜间编出八十只三米长的“石龙”沉到河底，硬是把激流逼了回去。

遇到渗水漏洞，他又发明“土布袋倒滤”法，用装沙砾的草袋码在洞口加压，既挡沙又导渗，比老办法省了不少材料。

工人们都说“老毕的肩膀比石头还硬”，他却总说自己是在“还账”。

就算最后决堤灾情加剧是日军炮火导致的，他也始终心怀愧疚，总说“黄河受过的伤，比我们还深”。

在他眼里，治黄不只是任务，更是替旧军队、替那个动荡时代，给黄河百姓补的“亏欠”。

一声“毕营长”藏着半生情谊与千钧嘱托

毛泽东握着毕占云的手，上下打量着他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胶鞋裂口露着冻伤的脚趾，额头还有道被柳枝划的血痕。

他转头对身边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说：“你们不是缺干部吗？我看毕司令就是一个。把军队干部派到工地，将军当民工，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打法。”

毕占云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主席，当年您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我那时说‘锄头把里出粮仓’，现在得加一句‘石硪子里出江河’。”

毛泽东哈哈大笑，随即收住笑容压低声音：“老毕，我记得1929年冬天你在井冈山负伤，没麻药就用烧酒浇伤口，咬着木棒取弹头。今天你又跳进冰水里堵口子，共产党人就得有这股狠劲。”

中午，大家挤在工棚里开“坝头会议”，就着白菜炖粉条和玉米面窝头，讨论治黄的事。

毛泽东先问毕占云柳石枕能抗多大流量，毕占云答单只抗冲力约两吨，连环布设能减冲三成。

接着又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上游建水库的事，傅作义说正勘察三门峡、刘家峡坝址，就是泥沙问题得试验。

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黄河斗水六斗沙，千古为患。我们共产党人要干前人没干过的事。”

他提出三句话，核心就是“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强调办好这事关键在人、在军民同心，要多派像毕占云这样的同志到治黄一线。

当天下午，二十万把印着这句嘱托的铁锹就被分往豫鲁两省堤防，毕占云把第一把递给毛泽东，主席却反手递回给他：“你先用，我在北京等你们的消息。”

1953年春，豫东黄河堤防一期工程完工，兰考段大堤能抵御每秒一万立方米的洪峰。

毕占云却因劳累过度胃出血病倒，病榻上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里说“黄河之役，你功在堤岸，功在人民”，还叮嘱他安心休养，痊愈后继续为治黄效力。

1955年授衔时，已是中将的毕占云，在崭新的将军服口袋里揣着一把黄河干土，有人问起，他就说“提醒自己，不管肩章有几颗星，我都是黄河的河工”。

1972年离休前，毕占云留下遗嘱，积蓄三万元缴党费，骨灰分两份，一份葬在井冈山，一份撒在兰考东坝头。

1973年，他的老战友们把骨灰撒进黄河，那一刻，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像在轻轻托起这位曾经的“毕营长”。

如今站在兰考东坝头，还能看到那块刻着“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石碑，碑侧印着“毕占云中将率军民在此抢险，1952.10.30”的小字。

黄河依旧带着泥沙奔腾，但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毕占云，它才没再把灾难抛给平原。

那些堤上的号子声还在，军民并肩作战的身影还在，毕占云留下的敬畏河流、忠诚人民的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