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女明星，红遍大江南北，枪毙前大喊：这不公平

35岁当红女星被枪决，死前大喊“这不公平”，只因她动了那个年代最碰不得的东西

1990年的那个秋天，湖北黄石的刑场边围满了人，空气冷得不像话。

大家不是来看戏的，是来送别一位“角儿”的。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那个曾经在舞台上唱着山歌、眼波流转的“刘三姐”，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35岁的人生。

没人能想到，这个当年印在挂历上、贴在千家万户床头边的国民女神，最后留给人间的，竟然是一句撕心裂肺的“这不公平”。

她叫程春莲，中国第一个因为经济犯罪被执行死刑的女明星。

很多老一辈的黄石人提到这事儿，至今还觉的像做梦一样。

咱们现在看惯了娱乐圈的起起伏伏，觉得明星偷税漏税也就是罚个款、封个号了事，但在那个年代，程春莲的案子绝对是颗惊雷。

为什么？

因为她触碰的不是一般的红线，而是那个特殊年代最敏感的神经——国家战略物资，石油。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咱不能光盯着她怎么唱戏，得把目光拉回到那个躁动不安的80年代中后期。

那会儿有个词儿叫“脑体倒挂”，还有句特别扎心的顺口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程春莲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甚至更尴尬。

她是团里的台柱子，也是湖北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只要她登台演《刘三姐》或者《马兰花》，那是真正的万人空巷，票贩子都能打起来。

可下了台呢？

她也就是个拿死工资的职工，一个月几十块钱，还要养家糊口。

当她跟着团里去沿海城市演出，看到那些倒腾牛仔裤、电子表的个体户一个个成了“万元户”，甚至有人开着桑塔纳来接她吃饭，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是个正常人都会有。

那时候的钱还是钱，但人已经开始不是人了，心里的欲望像杂草一样疯长。

正是这种落差，推着她走出了改变命运的一步——“下海”。

但程春莲是个聪明人，她没像普通人那样去摆地摊，而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当成了敲门砖。

她先去了美尔雅，那是当时著名的合资企业，虽然赚得多了，但那终究是给别人打工，还得看人脸色。

真正让她走向深渊的，是她发现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在玩，但极度危险的游戏规则：价格双轨制。

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国家给同一个东西定了两个价。

给年轻的朋友解释一下，80年代末，咱们国家的物资供应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套价格。

计划内的石油，国家给的是地板价，那是为了保民生、保工业，是给老百姓续命的；而计划外的市场价，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这中间巨大的价差，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倒爷”。

只要你能弄到一张“批条”，把计划内的东西搞出来按市场价卖，那一转手就是几十年的工资。

而程春莲，凭借着她在演艺圈积累的人脉和美貌，很快就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掌控资源的“操盘手”。

1988年，她搭上了负责石油销售的实权人物梁某。

这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一个手里有审批条子的权力，一个手里有负责公关的魅力。

程春莲不再是那个在台上唱着纯朴山歌的姑娘了，她变成了一个精明的掮客。

他们把国家计划内的低价油，通过虚报指标、伪造合同的方式套出来，转手以高价卖给急需用油的企业。

这一进一出，就是暴利。

你说这钱赚得容易不？

简直比弯腰捡钱还快。

档案里有个数字特别吓人：短短一年多时间，两人倒卖汽油2800多吨、柴油2400多吨，获利76万多元。

各位，那可是1988年！

那时候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百来块钱，76万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几百年的收入总和。

这种财富积累的速度，比印钞票还快。

程春莲那时候出门坐豪车，出手阔绰，完全迷失在金钱堆砌的幻觉里。

她觉得自己有本事、有人脉，把国家的空子钻成了自己的路子。

她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把上面的人打点好了，这生意能做一辈子。

但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是1989年前后。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间节点。

国家正在下大力气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对“官倒”和腐败行为，容忍度几乎降到了零。

老百姓对这种利用特权倒买倒卖的行为早已深恶痛绝，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程春莲以为自己是在做生意，但在国家法律和社会大众的眼里，这叫“挖社会主义墙角”，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是要掉脑袋的。

一封匿名举报信，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当检察院的人找上门时，程春莲还是一脸的不以为然，甚至还有点不耐烦。

在她的认知里，自己是“名人”，是给黄石争过光的“功臣”，大不了退点钱，怎么可能动真格的？

这种无知和傲慢，一直持续到了法庭上。

她甚至还在辩解自己是在“搞活经济”，是在帮企业解决困难。

她哪里知道，这次严打的风暴中心，刮的就是她这种顶风作案的典型。

直到死刑判决下达的那一刻，她才真正崩溃了。

整个人像被抽走了脊梁骨，软瘫在地上。

那句“这不公平”，其实不仅是求生欲的挣扎，更是她内心扭曲价值观的最后一次爆发。

她觉得周围很多人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偏偏抓她？

她觉得她曾是舞台上的明星，为什么不能有豁免权？

但法律恰恰就在这里体现了它的残酷与公正——在国家利益和法律尊严面前，没有什么“明星光环”，更没有法外之地，你动了国家的奶酪，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程春莲的死，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如果说之前的“严打”更多是针对暴力犯罪，那么程春莲案就是给那个疯狂逐利的时代泼了一盆冷水。

它告诉所有人：改革开放确实是给了机会，但绝不是给了你通过侵吞国家资产来暴富的特权。

哪怕你再红，再有背景，在法律面前也就是个肉体凡胎。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程春莲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标本。

她有才华，有野心，敢闯敢拼，这些本来都是优点。

但在那个新旧体制交替、规则尚未完善的混沌期，她没能守住底线，把贪婪当成了本事，把违法当成了捷径。

她以为自己在追逐时代的浪潮，其实是被欲望的巨浪拍死在了沙滩上。

那个唱《马兰花》的姑娘，终究是没能像花儿一样在阳光下绽放，而是被欲望的黑洞彻底吞噬。

她用生命给那个狂热的年代画上了一个惊叹号，也给后来无数想在名利场中走钢丝的人，留下了一道至今仍未过时的警示：人生这出戏，唱错了词可以重来，但走错了路，往往就是万劫不复。

随着一声枪响，一切都结束了。

那天之后，黄石街头的挂历上，再也见不到那个笑靥如花的刘三姐了。

参考资料：

《黄石市志》，黄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书局，2001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程春莲投机倒把案判决书》，1989年。

《当代中国审判实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