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江月，老师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谭教授枯瘦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腕，力道大得不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却亮得吓人，像燃烧着最后一点生命之火。
我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那儿子周牧，三十七岁了，还没成家。”谭教授的声音嘶哑，每说几个字就要喘一口气，“我走了以后，他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窗外的梧桐叶子正一片片往下落，十一月的南京已经透出寒意。我看着这位曾经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老师，如今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鼻子一阵发酸。
“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我的声音轻得像蚊子。
谭教授苦笑着摇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江月，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但是周牧他，他性子孤僻，不会和人打交道，这些年来一直是一个人……”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连忙起身给他拍背。等他缓过气来，那双枯瘦的手又抓住了我：“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行吗？只是名义上的婚姻，给我儿子一个家……等我走了，你们要是过不下去，随时可以分开。”
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十年前，我父亲工伤去世，母亲一病不起，是谭教授替我垫付了医药费，还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如果没有他，我连大学都读不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可是婚姻……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老师，周牧他知道这件事吗？”我问。
“他知道。”谭教授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他不同意，是我逼他的。那孩子……太固执了。”
病房门在这时被推开了。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逆着走廊的光，看不清脸。他个子很高，肩很宽，穿着普通的深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爸，该吃饭了。”他的声音低沉，没什么起伏。
谭教授松开了我的手，脸上挤出笑容：“牧牧来了。来，见见江月，我跟你提过的，我那个最优秀的学生。”
男人走进来，光线落在他脸上。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不算英俊，但五官端正，眉骨很高，眼睛深邃得像两口古井。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戴着一张面具。
“你好。”他朝我点点头，声音平淡无波。
“你好，周先生。”我站起身，有些局促。
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动作熟练地打开，盛出一碗鸡汤。全程没有再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房间里的一件家具。
谭教授看看儿子，又看看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近乎哀求的神色。
那一刻，我的心软了。
“老师，我答应您。”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愿意嫁给周牧。”
周牧盛汤的动作顿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他舀起一勺汤，吹凉了送到父亲嘴边，自始至终没有对我的话做出任何反应。
谭教授却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都松弛下来，眼眶红了：“好孩子……好孩子……老师谢谢你……”
从医院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周牧走在我前面半步，步伐很快，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
“周先生。”我忍不住叫住他。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路灯昏黄的光线照在他脸上，那双深井般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
“我父亲的话，你不必当真。”他说，“他病糊涂了。”
我愣住了：“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收回刚才的话。”他的语气很平静，“我会跟父亲解释，就说你反悔了。”
一阵冷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那你怎么办？谭老师他……”
“那是我的事。”他打断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三十七岁了，能照顾好自己。”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解脱，有愧疚，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甘。
三天后，谭教授病情恶化，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每天下班都去医院，有时能碰到周牧，有时碰不到。他总是在忙，要么在接电话，要么在看文件，见到我也只是点点头，从不主动交谈。
护士站的张护士偷偷跟我说：“谭教授这个儿子啊，看着冷冷淡淡的，其实可孝顺了。他爸住院这半年，他几乎天天来，夜里经常陪床，第二天一早又赶去上班。就是不爱说话，性子太闷了。”
我透过玻璃窗看向病房里，周牧正坐在病床边，握着父亲的手，低声说着什么。他的侧脸在监护仪幽蓝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柔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谭教授的担忧——这样一个不会表达、把所有事都闷在心里的男人，如果连唯一的亲人都走了，他该怎么面对以后漫长的岁月？
十二月七日，谭教授走了。
葬礼很简单，来的大多是学校的同事和学生。周牧穿着黑色西装，站在遗像前接受吊唁，腰板挺得笔直，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有那双紧握成拳、指节发白的手，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葬礼结束后，他叫住了我。
“江月同志。”他这样称呼我，像在称呼一个陌生人，“关于我父亲的遗愿……我想和你谈谈。”
我们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茶馆。包厢很安静，只有茶水沸腾的咕嘟声。
周牧给我倒了杯茶，动作很稳，但茶水还是微微溅出来几滴。
“我父亲临终前，又提起了那件事。”他开门见山地说，“他说，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我捧着茶杯，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你怎么想？”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不知道。”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谁为了报恩牺牲自己。但是……”
他抬起头，看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但是我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帮过无数学生，临终前只提出了这一个请求。作为儿子，我没办法拒绝。”
“所以你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问。
“一部分是。”他很诚实，“另一部分……我父亲说得对，我一个人太久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但我却听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孤独。
“我们可以先领证。”我说，“给彼此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实在不合适，一年后再分开，也算对谭老师有个交代。”
周牧看着我，眼神复杂：“这对你不公平。你才二十八岁，应该有正常的恋爱、婚姻。”
“人生哪有那么多公平。”我苦笑，“如果没有谭老师，我可能连高中都读不完。这份恩情，我总得还。”
我们又沉默了。茶渐渐凉了。
“那……试试吧。”周牧最终说，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我会尽量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家里的开支我来承担，你的钱你自己留着。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真正喜欢的人，随时可以告诉我，我们好聚好散。”
他说得理智而克制，像在谈一桩生意。
但我听出了他的诚意。
“好。”我点点头。
一周后，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宴席，甚至没有通知任何朋友。从民政局出来，周牧把一本存折递给我。
“这里面有十万块钱，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他说，“密码是我父亲生日。家里的开销从这里出，不够我再往里存。”
“我有工作，不需要……”
“拿着吧。”他坚持，“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接过存折，心里沉甸甸的。这本红色的册子，还有口袋里那本崭新的结婚证，都在提醒我——我结婚了，和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男人。
周牧的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六层楼的顶楼，没有电梯。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装修简单得近乎简陋。家具都是老式的，但收拾得很干净，地板擦得发亮，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种书籍。
“我住次卧，主卧给你。”他拎着我的行李箱，放进了朝南的那个房间，“卫生间热水器有点旧，要多放一会儿水才会热。厨房的抽油烟机不太灵光，炒菜时记得开窗。”
他像个房东一样交代着注意事项，语气客气而疏离。
“你平时……都做什么？”我试图找话题。
“上班，下班，偶尔跑步。”他说，“生活很单调，希望你不会觉得无聊。”
他把钥匙交给我，然后回了自己房间。关门前，他说：“对了，我一般六点起床，七点出门。晚上回来的时间不定，不用等我吃饭。”
门轻轻关上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忽然有些恍惚。这就开始了？和一个几乎陌生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我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床上铺着崭新的床单，淡蓝色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我大学毕业时和谭教授的合影。
我拿起相框，眼眶发热。谭教授搂着我的肩膀，笑得很开心。那时的他还没有生病，头发乌黑，精神矍铄。
“老师，我听您的话了。”我轻声说，“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周牧的。”
第二天是周一，我照常去学校上班。我在一所中学教语文，工作不算忙，但琐事很多。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脑子里反复想着和周牧的这场婚姻。
下班后，我特意去菜市场买了菜，想试着做顿饭。回到家时，周牧还没回来。我系上围裙，开始在厨房忙碌。
七点半，门锁响了。
周牧推门进来，看见我在厨房，明显愣了一下。
“你回来了。”我有些紧张，“饭马上就好。”
“你不用做这些。”他说，“我可以自己解决。”
“反正我也要吃。”我把炒好的菜端上桌，“洗手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很沉默。周牧吃得很快，但很斯文，几乎没有发出声音。他夸了一句“味道不错”，然后又陷入了沉默。
饭后，他主动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挺拔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矛盾感——他举止得体，谈吐有度，完全不像谭教授说的“不会和人打交道”。但他的沉默和疏离，又确实让人难以接近。
“你做什么工作？”我忍不住问。
“在一家贸易公司做后勤。”他说，“主要是处理文件，安排物流。”
“很忙吗？”
“还好。”他擦干最后一个碗，放进橱柜，“我去看书了，你自便。”
他又回了房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像两个合租的室友，礼貌而客气。他每月按时往存折里存钱，我负责买菜做饭。周末他会去超市采购日用品，把重的东西都自己拎着。
我们很少交谈，更谈不上了解。我只知道他三十六岁，未婚，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生活规律得像钟表。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白。
直到那个雨夜。
那天我加班改试卷，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周牧的房间门关着，灯亮着，应该在。我简单吃了点东西，洗了澡，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声闷响，像是重物倒地的声音。
“周牧？”我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还是没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来，我试着拧了拧门把手——门没锁。
推开门，我看见周牧倒在地上，身体蜷缩着，额头上全是冷汗，脸色惨白如纸。
“周牧！”我冲过去扶他。
他睁开眼睛，眼神涣散，嘴唇在颤抖：“药……抽屉……”
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果然有几个药瓶。我手忙脚乱地一个个看，终于找到一个治心脏病的。
“几颗？”我问。
“两……颗……”他的声音很虚弱。
我倒了水，喂他吃下药，然后扶他到床上躺下。他的手冰凉得吓人，一直在发抖。
“要叫救护车吗？”我问。
“不用……老毛病了……”他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就好。”
我不敢离开，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窗外雨声淅沥，房间里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我看着这个男人，第一次意识到，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坚强。
他的脆弱，都藏在了那副平静的面具后面。
半小时后，他的脸色好转了一些，呼吸也平稳了。
“谢谢你。”他睁开眼，声音还是很轻。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病的？”我问。
“很多年了。”他不愿多说，“平时控制得很好，今天可能是太累了。”
“谭老师知道吗？”
“不知道。”他说，“不想让他担心。”
我们又沉默了。雨打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江月。”他突然叫我的名字，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嫁给我，你后悔吗？”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后悔，现在还来得及。”他继续说，“我们可以悄悄把婚离了，不会有人知道。你还年轻，不该被我拖累。”
“我不后悔。”我说，语气出乎意料地坚定，“既然答应了谭老师，我就会做到。至少……做到我该做的。”
周牧看着我，眼神很深。过了很久，他轻轻说：“你和你老师一样，都是死心眼。”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虽然大多时候还是我在说，他在听，但至少，那道横在我们之间的冰墙，裂开了一条缝。
我告诉他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艰难，母亲治病欠下的债，谭教授如何帮我渡过难关。他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轮到他时，他却说得很少。只说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一手把他带大。父亲忙于工作，他大多时间是一个人。大学读了一半，因为一些原因辍学了，之后换过很多工作，最后在这家贸易公司稳定下来。
“什么原因辍学？”我问。
他沉默了，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
“家里出了点事。”最终，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那语气里的回避太过明显，让我心里的疑问又深了一层。
春节快到了，学校放假前，我们年级组聚餐。同事们都知道我结婚了，起哄要我带家属。
我回家跟周牧提了这件事，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想了想，竟然答应了。
“什么时候？在哪里？”他问。
“周五晚上，学校附近的江南春。”我说，“你要是不想去也没关系，我就说你加班……”
“我去。”他打断我，“几点？”
周五晚上，周牧准时到了饭店。他换下了平时穿的夹克，穿了件深灰色的毛衣，外面套着黑色大衣，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不少。
同事们热情地招呼他，问他在哪里工作，怎么追到我的。周牧回答得很得体，说在贸易公司做后勤，和我经人介绍认识。他说话时语气平稳，面带微笑，完全不像平时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但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很标准，像训练过一样，笑意从不达眼底。而且，每当有人问得稍微深入一点，比如“贸易公司具体做什么业务”、“后勤都管哪些事”，他就会巧妙地转移话题。
“周先生酒量不错啊。”教数学的李老师给他敬酒。
“还好。”周牧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动作干脆利落。
几轮下来，他已经喝了不少，但脸色丝毫不变，眼神依然清明。反倒是敬酒的人，有几个已经开始东倒西歪。
聚餐结束时，周牧去结账。收银员说已经有人结过了，他回过头，看向我。
“说好我请的。”他说。
“李老师抢着结了，说庆祝我新婚。”我解释道。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们并肩走着。冬夜的街道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今天……谢谢你能来。”我说。
“应该的。”他说，“以后这种场合，提前告诉我，我会配合。”
配合。这个词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们的婚姻，难道只是一场需要彼此配合的演出吗？
“周牧。”我停下脚步，“我们可以不只是配合，可以试着……像真正的夫妻那样相处。”
他转过身，路灯的光线从他的头顶洒下来，让他的脸半明半暗。
“江月，你是个好女人。”他的声音很轻，“但我不适合你。我这个人……有很多问题。你值得更好的人。”
“你怎么知道什么适合我？”我有些生气，“我们才认识多久？你了解我吗？我了解你吗？至少，我们应该给彼此一个了解的机会。”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许久，他叹了口气：“你说得对。那就……试试吧。”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微妙地改变了。他下班后会偶尔在客厅坐一会儿，看我批改作业。周末我们会一起去超市，他会问我喜欢吃什么。虽然话还是不多，但至少，不再那么疏离。
春节我们是一起过的。年夜饭是我做的，他打下手。吃饭时，我们开了瓶红酒，看着电视里的春晚。当零点的钟声响起时，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新年快乐。”我对他说。
“新年快乐。”他举杯，顿了顿，又说，“江月，这一年，辛苦你了。”
他的语气很真诚，让我鼻子一酸。
“不辛苦。”我说，“其实……你比我想象中要好相处。”
他笑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笑容，眼角有了细纹，整个人都柔和了许多。
“你也是。”他说。
春节后，发生了一件意外。
那天是周六，我们去新街口买东西。过马路时，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闯红灯，眼看就要撞上一个正在过马路的小女孩。
我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周牧已经冲了出去。他的速度快得惊人，一把抱住小女孩，就地一滚，堪堪避开了电动车。电动车擦着他的后背飞驰而过，撞在了路边的护栏上。
周围一片惊呼。我冲过去，看见周牧已经站了起来，怀里的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但毫发无伤。
“你没事吧？”我上下打量他。
“没事。”他把小女孩交给急忙跑过来的家长，拍了拍身上的灰。
但我看见，他的右手手背擦破了一大块皮，正在渗血。
“你流血了！”我抓过他的手。
“小伤。”他想抽回手，但我紧紧抓着。
女孩的父母千恩万谢，要赔医药费，周牧拒绝了。他说只是擦伤，回家处理一下就好。
回到家，我拿出医药箱给他消毒包扎。伤口比我想象的深，需要清理沙粒。
“忍着点。”我说。
酒精棉球擦上去时，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给他包扎。
“你反应真快。”我说，“练过？”
“以前在公司参加过消防培训。”他说，“学过一些急救知识。”
可那不仅仅是急救知识。他冲出去的速度，保护小女孩的动作，翻滚卸力的技巧，都太专业了。
但我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他不说，我就不问。
包扎好后，他突然说：“江月，下个月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去哪里？”
“公司安排，去一趟广州。”他说，“大概三四天。”
“什么时候走？”
“下周二。”他顿了顿，“你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晚上记得锁好门。”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笑道，“你放心去吧。”
周二早上，我起床时，他已经走了。餐桌上放着早餐，还有一张字条：“粥在锅里，趁热吃。我周五回来。”
字迹刚劲有力，和他的人一样。
那几天，我照常上班下班。但家里少了一个人，突然觉得空荡荡的。晚上我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备课，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周四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请问是周牧先生的家属吗？”一个女声问。
“我是他妻子，怎么了？”
“这里是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周牧先生受伤了，正在我们这里治疗。您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受伤？严重吗？他不是在广州出差吗？”
“他刚被送过来，具体情况您来了再说吧。”护士报了病房号。
我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一路上，我心乱如麻。他不是在广州吗？怎么会在南京的医院？伤得重不重？
赶到医院，找到病房。推开门，我看见周牧躺在病床上，右臂打着石膏，脸上有几处擦伤，但精神看起来还好。
“你怎么样？”我跑到床边。
“没事，骨折而已。”他轻描淡写地说，“你怎么来了？”
“医院给我打的电话。”我看着他，“你不是在广州吗？怎么会受伤？怎么回来的？”
他沉默了几秒，说：“提前回来了，路上出了点小车祸。”
“小车祸？”我看着他打着石膏的手臂，“这还叫小车祸？”
“真的不严重。”他试图坐起来，但牵动了伤处，皱了皱眉。
我按住他：“别乱动。医生怎么说？”
“轻微骨折，养几周就好。”他说，“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我看着他，心里的疑问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出差提前回来？车祸？可医院打电话时，明明说他“刚被送过来”。从广州回来，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加上从机场或车站到医院的时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今天下午。”他说。
“从广州飞回来要两小时，加上从机场到医院，至少要三小时。”我看着墙上的钟，“现在才晚上七点，也就是说你最晚四点就落地了。可你早上还跟我说在广州开会。”
周牧的脸色变了变。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一刻，我确定他在撒谎。
我的丈夫，对我隐瞒了太多事情。
周牧在家养伤的那两周，我请了假照顾他。他显得很不好意思，总是说“我自己可以”、“你忙你的”。但我坚持留下来。
伤筋动骨一百天，虽然他说只是轻微骨折，但医生的嘱咐是要静养。我每天给他熬骨头汤，帮他换药，陪他去复查。
我们的关系在这期间亲近了不少。他不再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会在客厅看书，或者看我备课。有时我们也会聊聊天，虽然大多时候还是我在说。
我渐渐发现，周牧其实很博学。无论我提到文学、历史，还是时事，他都能接上话，而且见解独到。有一次我批改到一篇学生写的关于中东局势的作文，随口抱怨资料难找，他立刻说出了几个关键事件的时间节点和影响，分析得头头是道。
“你怎么懂这么多？”我惊讶地问。
“平时爱看新闻。”他轻描淡写地说。
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一个贸易公司的后勤人员，需要对国际局势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吗？
他的伤好得很快，两周后拆了石膏，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还是要避免用力。回去的路上，我问他：“你之前说，大学读了一半辍学，是读的什么专业？”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临床医学。”
我愣住了：“你想当医生？”
“曾经想。”他的眼神有些飘忽，“但后来发现不适合。”
“因为家里出事？”我试探着问。
他点点头，不愿多说。
回到家，他忽然说：“江月，下周我要去上班了。这段时间，谢谢你。”
“你的手还没好全，可以再休息几天。”
“公司有事，必须去处理。”他说。
那之后，他又恢复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有时甚至彻夜不归，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带着一身疲惫。问他，他就说“加班”、“应酬”。
四月初的一天夜里，我起床上厕所，听见他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几个词：“安全”、“交接”、“他们起疑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在和谁打电话？说的又是什么？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昨晚那么晚还在打电话，公司的事？”
他喝粥的动作顿了顿：“嗯，一个项目出了点问题。”
“很麻烦吗？”
“还好，能解决。”他放下碗，“我吃好了，先去上班。”
他走得很匆忙，连领带都没系好。
那天我上课一直心不在焉，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昨晚听到的话。“安全”、“交接”、“他们起疑了”——这不像是在说公司业务，倒像是在说……某种任务？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周牧只是个普通公司职员，能有什么任务？
但那些疑点，一个个浮现在眼前：他过人的身手，博学到不合理的知识储备，神秘的“出差”，深夜的电话，还有那次离奇的“车祸”……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周牧所说的那家贸易公司。公司在河西的一栋写字楼里，规模看起来不小。我走到前台，说找周牧。
“周牧？”前台小姐翻了翻登记表，“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不可能，他就在这里上班，做后勤的。”
“女士，我们公司后勤部所有员工我都认识，真的没有叫周牧的。”前台很肯定地说。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写字楼，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周牧不在这个公司上班？那他每天早出晚归，是去了哪里？他所谓的“工作”，又是什么？
晚上周牧回来时，我坐在客厅等他。
“今天我去你公司了。”我开门见山地说。
他的动作僵住了，缓缓转过身：“你去我公司做什么？”
“前台说，没有你这个人。”我盯着他的眼睛，“周牧，你到底在哪里工作？你每天出去，是去做什么？”
他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我换工作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在一家咨询公司。”
“哪家咨询公司？”我追问。
“刚成立的小公司，说了你也不知道。”他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江月，有些事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请你相信，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也没有对不起你。”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们结婚快半年了，我对你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不知道你的工作，甚至不知道你每天在忙什么。周牧，我是你妻子，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我也有权利知道这些。”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许久，他叹了口气：“给我一点时间。等事情结束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什么事情？”我问。
“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他说得很含糊，“等处理完了，我就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到那时，如果你还愿意了解我，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他的语气很真诚，眼神里甚至有一丝哀求。我的心软了。
“好。”我说，“我等你愿意告诉我的那天。”
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全是疑问。周牧到底是什么人？他隐藏的身份是什么？他在处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危险吗？
我想起谭教授临终前的眼神，那种深深的担忧和无奈。他是不是知道儿子的秘密？他让我嫁给周牧，是不是不仅仅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家，还有别的用意？
接下来的日子，周牧似乎更忙了。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只发条短信报平安。他的手机总是随身携带，哪怕是洗澡，也会带进浴室。
我开始留意他的物品。他的书房我一直没进去过，那是他明确表示的“私人空间”。但有一次他匆忙出门，忘了锁书房门。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推开了那扇门。
书房很简洁，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张椅子。书架上摆满了书，大多是历史、政治、军事类，还有不少外文原版书。书桌上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什么都没有。
我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一本。书很旧了，是讲情报史的。翻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赠周牧同志——1998年于北京。”
同志？这个称呼……
我又抽出几本，发现扉页都有类似的题字，落款都是“赵建国”、“李卫国”这样的名字，时间从九十年代到近几年都有。
这些书，这些题字，都不像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该有的。
我的目光落在书桌抽屉上。抽屉锁着。我试着拉了拉，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开门声——周牧回来了。
我慌忙把书放回书架，退出书房，轻轻带上门。刚走到客厅，周牧就进来了。
“今天这么早？”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回来拿份文件。”他说，目光扫过书房紧闭的门，又落在我脸上，“你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吗？”
“可能有点累。”我说。
他点点头，走进书房，很快又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我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他说，“不用等我。”
“去哪里？”
“公司总部。”他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晚饭你自己吃吧，不用等我。”
他走得十分匆忙，甚至没来得及换鞋。我站在窗前，目送着他快步下楼，上了一辆早已等在路边的黑色轿车，迅速消失在车流中。
那天深夜，将近十二点他才回来。我听见门锁转动的轻响，从房间里走出去，看到他站在玄关处，脸色有些苍白，额角渗着细密的汗珠。
“你没事吧？”我走上前，关切地问。
“没事，就是有点累。”他换下鞋，径直走向自己的卧室，“我先睡了。”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时，他已经晨跑回来，正在厨房准备早餐。一切都和平时一样，仿佛昨晚的异常从未发生过。但我敏锐地注意到，从那天起，他的手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哪怕是洗澡，也会带进浴室。
我开始隐隐地担忧，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麻烦。但每当我旁敲侧击地试探，他都只是用“没事，工作上的小问题”来搪塞我。
又过了两周，冬至那天，学校提前放假，我下午就回了家。推开门，却意外地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约莫五十出头的年纪，身形挺拔如松，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眼神锐利如鹰。看到我进门，他立刻站起身来，目光在我身上扫视了一圈：“你就是江月同志吧？”
“您是？”我下意识地保持警惕。
“我是你谭老师的老朋友。”他主动伸出手，“来看看周牧。”
周牧端着茶从厨房走出来，向我介绍道：“江月，这位是赵叔，我父亲以前的同事。”
我点了点头，和那个自称“赵叔”的男人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宽厚有力，掌心布满了厚厚的硬茧。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文职人员该有的手。
我们坐下寒暄了几句，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那个男人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和周牧的相处是否融洽。我一一作答，却始终觉得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在对我进行一场无声的审查。
半小时后，他起身告辞。周牧送他到门口，两人在门外用极低的声音交谈了几句，我一个字也没听清。等他走后，周牧返回客厅，神色如常，仿佛只是送走了一位普通的长辈。
“你父亲的同事？”我忍不住问道。
“嗯，他们以前在一个单位，关系很好。”周牧解释道，“听说我父亲过世了，他正好来南京出差，就顺道过来看看我。”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状似无意地追问。
“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好像是负责档案管理的吧。”他说，“很多年没怎么联系了。”
档案管理员？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是怎么回事？还有他身上那种久居上位的威严气场，怎么看都不像个普通的行政干部。但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将这个疑问藏在了心底。
冬至的晚上，周牧破天荒地提议出去吃饭。我们去了夫子庙附近一家古色古香的饭店，点了几个地道的南京菜，还温了一小壶黄酒。
“结婚快半年了。”他举起酒杯，目光在烛光下显得有些柔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包容和照顾。”
“说这些就太见外了。”我举杯与他轻轻一碰，“我们现在是夫妻。”
“名义上的。”他纠正道。
“那也是夫妻。”我固执地坚持。
周牧闻言，竟然笑了。那笑容很浅，却是我见过他最真诚的一次：“江月，你是个好女人。”
“这是在给我发好人卡吗？”我开了句玩笑，试图缓和气氛。
他却摇了摇头，神情认真地说：“我是说真的。我知道，这段婚姻对你很不公平，你本该有更光明的未来。但你为了我父亲的遗愿，甘愿被卷进这桩荒唐事里。我很感激你。”
“谭老师对我有恩，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说。
“但婚姻不应该建立在报恩之上。”他凝视着我，“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那个真正让你心动的人，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你随时都可以告诉我。我绝不会有半句怨言。”
我愣住了，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周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神又恢复了那种平静无波的深邃。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他难得地主动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虽然依旧很模糊，但至少不再是密不透风。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因为一些变故，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另一条路。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也经历过很多事。
“你后悔过吗？”我问他，“后悔当初的选择？”
他沉思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不后悔。所有的经历，都塑造了今天的我。虽然因此错过了很多东西，但也得到了一些无法替代的东西。”
“错过了什么？”
“一个普通人该有的生活。”他自嘲地笑了笑，“比如自由地恋爱，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我而言，曾经都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我的心猛地一紧：“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是吗？”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疑问，还有某种我无法解读的复杂情绪。
那天晚上，我们从饭店走回家。路上，天空飘起了细密的冷雨，雨丝落在他的头发上，他却没有撑伞，只是仰着头，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那一刻，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三十六岁的成熟男人，反而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南京的冬天，还是这么湿冷。”他轻声说。
“你以前，是不是去过很干燥的地方？”我试探着问。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继续沉默地走着。我也没有再追问，就这样陪着他，在寂静的冬雨里，走了很长一段路。
回到家，他忽然开口：“江月，明天我可能要出差一趟。”
“去哪里？”
“公司安排，去一趟兰州。”他说，“大概需要一周时间。”
“这么突然？”
“嗯，临时通知的。”他说，“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走了。只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我送他到门口，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
那一周，他几乎与我断了联系。我给他发信息，他总是隔很久才简单地回复两个字：“在忙。”或者“收到。”我心中愈发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一周后的深夜，他回来了。我听见钥匙开门的声响，立刻从书房跑出去，看见他疲惫地靠在门框上，脸色憔悴得吓人，眼睛里布满了骇人的血丝。
“你没事吧？”我快步走过去扶住他。
“没事，就是有点累。”他换了鞋，将行李箱随手放在墙角。
“你吃饭了吗？”
“还没。”
“我马上去给你下碗面。”我转身就要往厨房走。
“江月。”他忽然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看见他站在客厅的阴影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他张了张嘴，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最终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没什么。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给他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他吃得很慢，一言不发。吃完后，便说累了，回房休息了。我看着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楚和无力。
这个男人，到底在背负着什么？他那些所谓的“出差”，到底是在做什么？而我这个名义上的妻子，真的了解他吗？
新年很快就到了。大年初二，我们一起去墓园给谭教授扫墓。在谭教授的墓碑前，周牧放下了一束洁白的菊花，他跪在地上，用手轻轻拂去墓碑上的灰尘，低声说：“爸，我过得很好。江月她，也对我很好。您在那边，可以放心了。”
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孤单而挺拔的背影，忽然很想知道，他口中的“过得很好”，究竟是真话，还是仅仅为了安慰逝者的谎言。
从墓园回来的路上，他突然问我：“江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你会怎么办？”
“什么意思？”我不解地看向他。
“就是……”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如果你发现，我的过去，我的身份，都和你所认为的天差地别，你会不会……后悔嫁给我？”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非常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也都有不能说的秘密。我不在乎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只在乎，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周牧凝视着我，眼眶毫无征兆地红了。他迅速转过头去，抬手擦了擦眼角，声音有些沙哑：“谢谢。”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难得地一起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汤圆，一边看着电视里热闹的元宵晚会。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变了。他立刻起身，快步走到阳台，关上了推拉门。隔着玻璃，我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快速地翕动，语气听起来非常急切：“什么时候的事？……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挂断电话，他回到客厅，站在我的面前，张了张嘴，却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怎么了？”我站起身，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里充满了挣扎、无奈，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绝：“江月，有些事情，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什么事？”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明天下午，会有人来家里找你。”他说，“等他来了，你就会明白一切。”
“什么人？”
“一个能告诉你全部真相的人。”他凝视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歉意，“对不起，这几个月，我一直都在欺骗你。但有些事，不是我不想说，是真的不能说。”
我彻底愣在了原地，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他走上前，轻轻地握住我冰凉的手：“明天，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无法接受，想要结束这段婚姻，我……完全理解。”
那个晚上，我再次失眠了。我睁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几个月来的种种细节。他那双深邃的眼睛，他那身手不凡的急救术，他那些神秘的电话，他那几次诡异的“出差”，还有那个气场强大的“赵叔”，所有的一切，都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我的丈夫周牧，他的身份，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明天，我就能知道真相了。可是，我真的做好准备，去面对那个未知的真相了吗？
第二天下午两点整，门铃准时响起。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门口，通过猫眼向外看去。门外站着的，正是上次来过的那个“赵叔”。他今天换上了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神情比上次更加严肃，眼神也更加锐利。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伸手打开了房门。
“江月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他沉声说道。
“赵叔，请进。”我侧过身，将他让了进来。
他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然后从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红色的证件夹，打开后，郑重地递到我的面前。
我迟疑地接了过来，低头看去，只一眼，我整个人便如遭雷击，彻底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