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关之际，李先念拨出一个营兵力支援程世才：我们是同志

1936年12月下旬，黄河以西的戈壁早已封冻，一支刚刚结束长征不久的部队拖着疲惫身躯向河西走廊深处挺进。天地铺着碎银，夜风呼啸，粗布军衣几乎被刮成冰壳。在这样近乎绝境的环境里，西路军连续作战已两月，补给断绝，枪膛发烫，满营多是带着伤的战士。

彼时的中国大地，西北军阀马家军依仗英国货的新式火炮，占据地利，试图一举吃掉这支孤军。西路军统编为红九军、红三十军和总部特科，总数不足两万人，却要在七万对手的包围圈中杀出血路。相比之下，外界普遍更熟悉中央红军长征的险死还生，却对河西之役的惨烈知之甚少。

队伍刚进入张掖地段时，代军长程世才就察觉到马步芳的伏兵。他向友邻部队指挥员李先念发电：“我军被围，望借援手，或可相机突围。”那一夜，就在冰雪与枪火交织的暗夜，两人隔着七十里沙丘，靠电台里噼啪作响的电流声保持最后的联系。

李先念此时的处境并不比程世才好到哪里。他手中的二六五团剩员不过七百，弹药见底，行军伙食靠煮雪泡糠，但命令一下——从全团抽一个精锐营赶赴救援。军需主任急得直跺脚：“再划走一个营，咱们自己就更支撑不住！”李先念抬头，眼中血丝闪烁，却只回了三个字——“咱是同志”。

这句话后来成了西路军口口相传的誓言。夜色里，接应营悄悄摸向倪家营子，兵分两路，开阔地上只听得破风声与马蹄雷鸣。十七名骑兵打先头，后面是一个排的机枪手。掩护火力一展开，冲锋号随即响起，枪炮声撕破漫天雪雾。正是这短短两刻钟的袭扰，让敌人误判我方主力已至，为268团挣得了从北缺口突围的唯一时机。

“老程，坚持住，我一定来！”电话那头传来李先念沙哑却有力的声音，仅此一句，给了268团续命的勇气。程世才随后抓起驳壳枪，第一个翻墙而出。跟随他的不足四百人，用最后的二十多颗手榴弹撕开缺口，跌跌撞撞冲进夜幕。马家军的追兵很快合围，却摸不到红军去向，只留下一片抛弃不及的棉毯与破枪。

倪家营子保卫战打了九天九夜，西路军付出惨痛代价。三月初，上级决定将部队拆分为三个支队，以机动穿插方式保存火种。李先念率左支队一千五百余人翻越祁连山北麓。那是一场与饥饿、风雪、追兵三面夹击的生死竞速。行军途中，许多人脚上已无鞋，割下破羊皮缠在脚板，仍被冻得青紫。

行至巴隆沟口，天降大雪。根据马步芳电台记录，他曾预判“红匪在本月十二日前必冻散于山中”。然而李先念连夜命令：“翻山！生路只在山那边。” 翌晨拂晓，烈风卷走雪沙，祁连山阴面显露出一道狭窄山隘，左支队沿着齐腰深的积雪缓慢攀爬，失足者滚落冰谷，无人停步。至傍晚，全队竟无一人掉队，这让一直尾随的宁夏保安团扑了个空。

可更艰难的选择还在后面——继续向西，便可转道迪化（今乌鲁木齐）赴苏联；转向东南，则需穿过甘宁边境的戈壁与马鸿逵的骑兵周旋，最终抵延安。李先念在祁连山口扎堆燃起篝火，召集骨干训话，他摊开地图，指着黄河：“走这条线，回到陕北，才能重归党中央。”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有人低声嘀咕：“去苏联安全些。”他抬眼一扫，道：“西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不回延安，像什么样子？”沉默过后，无人再提异议。就这样，左支队把仅剩的骡驴集中起来，搭起简易滑橇，带着伤员一路南下。途中缺食少水，战士们煮皮带嚼羊骨，依然保持武器擦得锃亮。

1937年4月中旬，李先念把部队拉到甘肃山丹东北的焉支山麓，巧妙利用地形，与追击的马鸿逵部队周旋三天，待敌军疲惫松懈，突然夜袭其辎重营，缴获两车青稞和大批毡衣。左支队终于迎来转机。紧接着，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马家军收缩兵力，追剿力度骤降，李先念趁机将残部掩护至定边，并于6月下旬进入延安外围。

延安窑洞里，审查结论出炉：因“行动失利”被处分者不只李先念一人，他却被连降六级，自师级干部降作营教导员。有人替他鸣不平，他只是笑答：“能留下就好。”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见他，简单一句“委屈你了”，让这个湖北汉子红了眼圈。那是组织给出的信任，也是对所有殉难将士的告慰。

后世回望，倪家营子血战早已尘封在黄沙之下，但一个细节仍常被提起——在最艰难的凌晨，李先念从不足七百人的队伍里拨出一营援兵，只因“我们是同志”。正是这种战地同袍间的信任，让红军在河西走廊的暗夜里留住了火种，为后来的西北抗战积蓄了骨干力量。

若问这段往事的意义，或许可以这样概括：那一营人马，救的不只是一个团，更为后来无数场战役保存了领兵的将才；那一句“我们是同志”，说的不只是同仇敌忾，也映照出革命年代里最朴素的胸怀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