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女儿在武汉祭奠父亲，毛主席急电李先念：应安排她继承父志

1951年初冬的北京，西北风掠过中南海，红墙静默。就在这片枯叶翻飞的景象里，一封由武汉加急发出的电报递到总理办公厅，寥寥数语，却让毛泽东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落款是李先念，内容说到：夏明翰烈士的女儿，在武汉汉口余记里给父亲扫墓，人已找到，请指示安置。毛泽东拿起笔，只写了十几个字——“将赤云送北京农大学习，不可怠慢”。随后又批注了一句，“此乃后来人”。

消息沿电报线传回武汉。当年3月20日枪声骤响的刑场，如今只剩青砖灰瓦，可那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依旧在老工人们心里震荡。夏明翰牺牲时年仅28岁，他来不及给女儿留下更多，只留下一句“赤云”作为期望。二十四年后的清明，已改名“郑忆芸”的女儿，在母亲郑家钧搀扶下，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母亲念了一首自学白话多年才写出的祭诗：“赤胆红心交给党，毕生精力献人民……”声音发颤，却字字铿锵。

烈士后人的出现，引来不少老同志。中南军政委员会大院里，李先念拍着夏芸的肩，只一句“你父亲的血没有白流”，便替她筹划起学业与生活。那年，夏芸从武汉大学退学不过半年，学费已压得她喘不过气。北京农业大学执行“烈属供给制”，免食宿、发津贴，正适合她继续求学。短短数天，车票、介绍信一应俱全，一纸批示把这位22岁的女孩推向北上的列车。

把目光拉回更早的年代，1900年出生的夏明翰原是书香世家，外祖父陈嘉言、祖父夏时济同为清末进士。家学渊源本该让他循规蹈矩，偏偏父母赞同新学思潮，给了他敢于叛逆的底气。辛亥革命后，父亲夏绍范病逝，刚上中学的他已在校园里组织罢课，烧日货，惹得老爷子怒斥“要沉塘”。若非母亲陈云凤机警解围，这位未来的烈士差点英年早逝于家法之下。

1920年秋，长沙城南的清水塘畔灯影摇曳。何叔衡引荐，他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他豪爽，做事快，常被同志们称作“夏火线”。1926年，毛泽东在武昌写信，请他来主持湖北农运。他风尘仆仆，掖着一沓传单奔走村镇，半年内办农协千余个。也是那一年，毛泽东与杨开慧为他和青年女工郑家钧作媒。洞房就在岳麓山脚的一排青瓦房，喜烛未冷，他已又踏上征程。

1927年秋，女儿呱呱坠地，夏明翰给她取名“赤云”。他说，红旗要插到云端，孩子也要顶天立地。毛泽东听后笑着连说三个“好”。可好景短暂，次年初春，武汉白色恐怖加剧。叛徒宋若林出卖，夏明翰落入敌手。1928年3月20日清晨，汉口余记里传来三声枪响。临刑前，他在草纸上写下四句绝命诗，交给行刑者。诗传遍南北，成为鼓舞无数人的火种。

家属自此分崩离散。陈云凤辗转湘鄂川募捐抗战，拒绝国民党的津贴，77岁病逝时仍用旧棉袄。夏家四烈士，几乎“满门奔赴黄泉”，只剩尚在举步学步的夏赤云。为躲追捕，母女隐姓埋名，姓郑不姓夏。抗战期间，她们靠给人缝补衣物度日，偶尔收到来自秘密交通员的慰问款，全数被郑家钧用来接济难童。有人劝她留下几块钱防身，她摆摆手，“夏家人，不欠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组织上多方打听，才确定赤云下落。夏芸进入武汉大学，却因经济拮据准备退学。就在此时，那个电报让她的人生再度转向。北京农业大学里的课堂灯光明亮，操场上实验田一片新绿。夏芸埋头学习植物保护，老师们只知道她是“南方来的一位认真姑娘”。毕业后，她自愿去江西山区，背着植保药箱在稻田里跑了一辈子。有人问她为何低调，她摆手轻声说：“父亲已做得足够轰烈，子女只需把事做对。”

有意思的是，夏芸从不夸耀身世。退休聚会上，年轻同事翻到她珍藏的照片，才知道这位白发婆婆是就义诗中的“后来人”。当年拍成黑白旧照的墓碑，如今已被细心修葺。每到清明，仍有从北京飞来的信笺摆在碑前，上款写着“老战友敬”，落款常常只有一个“李”字，那是李先念后人遵照家训保留下来的习惯。

时间线回到最初的电报。毛泽东在批示后交代秘书，“烈士血未干，让孩子有书读，比任何奖章都重要。”这是唯一一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话，如今镌刻在北京农业大学校史馆一面小小的铜牌上。赤云——夏芸——郑忆芸，几个名字，连起横跨半个世纪的坚持。父亲在刑场呼喊“还有后来人”，女儿用一生的默默耕耘回应。稻穗抽芽，终究不负那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