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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6年1月8日《青年报》第05版
数九寒天,上海的一间咖啡馆里,热咖啡冒着白气,桌边却多出了一样并不“合拍”的物件——毛线与织针。有人指间缠绕着毛线,棒针飞舞间,围巾渐渐成形。编织,这项曾被视为“家中长辈专属”的老手艺,正在上海年轻人中悄然回潮。从公园长椅到露营地,从咖啡馆到地铁车厢,毛线重新进入都市生活的缝隙。
在效率至上的城市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一件“慢得出奇”的手工投入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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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菡戴着自己织的围巾。
编织走进城市缝隙
近段时间,在上海的公园、露营地、咖啡馆里,打毛线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们随身携带毛线球与棒针,在通勤、排队、等餐的间隙,把零散时间一针一线地接续起来。飞针走线间,这些毛线被带出家门,被织进了城市的日常节奏,甚至走进了地铁站、机场这些原本被效率与流动占据的空间。
社交平台上,这一潮流的兴起同样清晰可见。截至发稿,抖音“手工编织”话题播放量达233亿次,小红书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24亿。毛衣、围巾、帽子、娃衣等作品被不断晒出,针法、配色、工具清单与教程,成为高频内容。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编织并非一项全然陌生的技能。在读博士生苏菡第一次接触打毛线,是在童年。小时候长辈围坐打毛线的场景令她印象深刻。她常蹲在旁边观察,甚至偷偷尝试过,织出来的小样片被妈妈收在抽屉里。但多年后,这段时光被遗忘在岁月里。直到大一时的冬天,在为给朋友准备礼物而犯愁时,学姐让她试试打条围巾的提议,让她重新拿起织针。
黛西与编织的结缘,则源于养狗后的第一个节日。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钩织狗狗节日装饰的教程,觉得既好看又有意义,便跟着视频学了起来。此后,毛线成了她随身携带的物件——在上海世纪公园的长椅,在旅行途中等待的间隙,异国他乡的邂逅都被她顺手织进针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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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菡边露营边织东西。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毛线里的疗愈
刚开始编织的前五年,苏菡一度觉得毛衣太传统,她偏爱围巾,认为那更时髦,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但真正上手后,她发现这是基于“缠绕线”的自由创作,从打开excel画提花设计稿的那刻起,她完成了从“学技术”到“开新坑”的转变。
一条想到哪织到哪的提花围巾,让她彻底爱上了创造带来的享受。毛线织物带来的温度、可视进度的正反馈,以及像不按图纸拼积木、精神动荡时涂鸦般的疗愈感,都让她沉迷。选线配色、钩织过程、成品完成……她享受每个环节带来的挑战性、可重构性和不确定性。
黛西同样享受这种掌控感。从选线、配色到成衣完成,每个环节都由她亲手掌控,这种“全定制”的满足感,是其他爱好无法替代的。
苏菡的编织没有固定时间地点,地铁、工位、咖啡馆、商场,都能成为她的“移动工坊”。这种随时随地编织的状态,不仅融入了她的日常节奏,更改变了她与数字产品的关系。打毛线成了她抵抗数字过载的武器。当针线在手中穿梭时,眼前事简单而具体。这时候,她能允许自己思考任何事,这种类似冥想的状态能缓解大脑过载和情绪焦虑。
最初,黛西也是想着用零碎时间编织替代刷手机,比如等飞机、坐飞机或在医院等号时,带着毛线打发时间。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为了赶在结婚纪念日完成送给先生的礼物,她投入大量时间“赶工期”,近期甚至每天要织三到四小时。针脚一针针推进,时间仿佛凝固,焦虑也随之缓解,编织时的“心流”体验成了她对抗压力的秘密武器。
当完成一件作品,尤其是将其赠予他人时,编织的意义进一步外溢,让苏菡感受到工作和科研难以带给她的正向反馈和获得感。
家里的长辈也会给她出主意,甚至“点单”自己想要的成品。这种共同话题带来的幸福感,让她觉得打毛线不仅是技能,更成了她与长辈之间沟通交流的新语言。
在上海快节奏的生活里,打毛线给了她掌控感和自由度,减少了刷手机的时间,让她每年过年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送亲友。对她而言,这是秋冬必备的“情绪稳定器”,博士毕业前,针织在她的生活里会继续充当这个角色。针线穿梭间的幻想、疗愈与创造,早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针线串起社交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晓文的记忆中,编织曾是家庭生活中的必备技能。开春入夏后,母亲们会把秋冬季所穿的绒衣拆散成毛线洗干净,孩子们用双手绷住毛线圈,母亲再将毛线绕成圆球;逢年过节时,孩子便能穿上母亲亲手编织的毛衣、绒帽和手套。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几斤毛线可延续使用十几年,编织不仅承担着保暖功能,更成为母亲们交流针法、切磋持家技巧的重要社交方式。那时,毛线串联起的不仅是衣物,更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与代际传承。
时移世易,如今的毛线制品早已琳琅满目,购买现成衣物亦无须劳工费神。但上海的年轻人正重新拿起织针,他们亲手制作符合自身审美与日常需求的服饰,或为亲友编织礼物;在年轻人聚会的场所,交流织法、探讨毛线质地成为社交的重要议题,甚至形成了固定的社交群体。
“这种转变背后,是年轻人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陆晓文分析,在职务性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现代社会,劳动成果往往以工资收入单一呈现。当生活质量比较依赖品牌商品时,亲手制作的、蕴含个人智慧与时间投入的物品,反而成为一种奢侈的存在。
陆晓文进一步指出,在ai可以实现设计思维、机器人替代劳动的当下,“人的双手与智慧应体现在何处”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亲手制作的物品,不仅是审美与实用价值的载体,更是个人能力与社会存在意识的显性表达。“在机器人代替越来越多人类劳动的时代,我们更不应忘记自己还有一双手。”他强调,这种回归双手的现象,实则是年轻人在数字过载、品牌崇拜的现代社会中,对自我存在感与劳动价值感的主动追寻。
当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边织毛边聊天,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们不仅在创造实物,也在编织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与自我认同。
(文中苏菡、黛西均为化名)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来源:青年报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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