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赫鲁晓夫要求中国偿还86亿巨额债务，毛主席霸气回应！

1961年1月下旬，北京东长安街上一派肃杀寒意，夜幕中夹杂着呼啸北风。就在这天，外交部送来一份加急电报：莫斯科再次催促中国在五年内偿还总额为八十六亿元的军火债务。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翻译刚把全文念完，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主席身上。他放下烟斗，只丢下一句：“还！勒紧裤腰带也得还。”

这笔债务之所以沉重，首先缘于抗美援朝时期的两份采购清单。1950年10月14日，中朝边境战云密布，周恩来率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政府反复磋商。达成的协议颇为简单：10月19日出兵朝鲜以前订购的武器按全价付款，之后订购的一律半价。协议书只有薄薄几页，却写下了六十个步兵师、二十三个空军师的完整装备。三十亿人民币，很快就从财政部账面上被划走。

表面看是买卖，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志愿军要顶住联合国军的空中火力，没有米格-15就等于赤手空拳。1951年初，志愿军空军首次出击，揍下六架F-86，“鸭绿江防线可守”的评估这才写进作战日记。钱花得不冤，但债务也由此打下第一根桩。

第二根桩来自旅顺。1955年5月，最后一支苏军部队离开旅顺口，码头上留下的库房里堆着炮弹箱、航空汽油桶，还有大口径榴弹炮。撤军清单一共列了九大类——坦克三百余辆，轰炸机三百余架，以及各型口径炮一千门。按照双方协定，这批装备作价九点八亿。那天早晨，海风很强，接收人员站在甲板边互相喊话，都得靠手掌当扩音器，“大件都在仓库里，别落下。”有人当场调侃，“苏联人这是把库房钥匙一起卖给咱们。”

债务的第三部分，则出现在“一五”计划时期。1953年至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56个成套项目贷款。从钢铁、石油到机械制造，应有尽有，总额高达数十亿元。起初双方约定以农副产品逐年偿还，彼时中苏气氛尚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后会翻脸。

走到“翻脸”这一步，其实并不突兀。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痛批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向瞬间改变。1958年，他提出中苏共管舰队、共管长波电台。新中国刚拿回沿海主权，怎么可能接受共管？计划被婉拒后，莫斯科心存芥蒂。

1960年7月，苏联宣布撤走全部专家，涉及项目多达两百余个，工程现场往往上午还在运转，下午俄方技术人员就拎箱子走人。专家带走了图纸、零件甚至半成品，一夜之间，几十条生产线停摆。紧接着，莫斯科第三次发电报，要求偿还全部军火与项目债务，总额折合八十六亿元，并附带时间表：五年。

此时国内境况极其艰难。1959年至1961年连年灾荒，一度有省份减产超过三成。国家粮食局内部数据表明，1960年全国口粮人均占有量不足240公斤，勉强维持温饱。手里没余粮，外部又有美国封锁，苏联追加压力，如同雪上加霜。

关于该不该还，有过讨论。财政部提出能否再延期，外交部判断延迟等同示弱，最终中央定调：无条件按期清偿。副总理李富春对外汇局拍板，“用矿产还债，赢得主动。”此后“资源换外债”计划进入快车道。

新疆可可托海矿区因此彻夜轰鸣。那是一片海拔一千四百米的花岗岩峭壁，蕴藏着稀有的铍、锂、铌矿。1961年秋，中国地质队判定储量足以覆盖三分之一债务。矿区派出所老刘和年轻工人杨德山在井口前说，“兄弟，能出多少矿，全指望咱们这把镐子。”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后来被印在矿区黑板报。

开采条件艰苦到近乎原始。冬天零下三十度，钻机被冻住，工人们拎着炭盆在岩面上明火烘烤；有时电机过载，工班长干脆一锤子敲断保险丝，宁可设备停机，也不能让线路烧毁。1962年到1964年，矿区累计向外汇局交付稀有金属外贸收益十七亿多元，占总债务偿还额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与此同时，东北油田也在加速。1960年末，大庆会战打响，三万多名石油工人扎根荒原。管线贯通后，原油远销东欧和东南亚，换回外汇八亿元左右，再次填进对苏欠款账户。有人打趣，“吃不饱，咱还能挖油、出矿，把债填平。”

债务进度每季度通报一次。1964年初，尚余不足二十亿元。外交部向莫斯科递交还款计划补充表，赫鲁晓夫已在克里姆林宫外的列宁山庄疗养，对中国的筹措手段既意外又恼火。苏联媒体偶尔放风，称北京“以廉价原料割让偿债”，但账务部门拿到的数据铁板钉钉，无法否认。

1964年10月，中方最后一批稀有金属和成套设备款项通过苏联国家银行清算。到1965年年初，总额八十六亿元的欠款彻底结清，比原定时限整整提前了半年。莫斯科财长在内部文件上批复一句：“按实际到账处理。”冷冰冰的八个字，宣告一段特殊关系翻篇。

东德曾跟进苏联步伐，试图追讨一笔三亿元的欠款。中国答复依旧干脆，“按照合约计算，多退少补。”等核算完汇率折算，东德并未取得额外收益。此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传开，几位部长私下评论，“北京这条路，走得硬气。”

学界对“苏联强硬逼债”是否存在两派意见。有人认为，美苏冷战正酣，赫鲁晓夫不会真把中国逼到华盛顿一边；也有人指出，撤专家、断合同已是事实，怎么能说毫无压力？迄今俄方档案仍存空白，学术争论恐怕还要延续。

无论外部如何评说，五年清债的决策直接催生了“自力更生”口号的普及。从可可托海到大庆，从齐齐哈尔机车厂到包钢稀土分离车间，一条条产业链在摸索中成熟。统计数字显示，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较1961年上涨了近四成，其中八成以上来自国产设备。缺钱、少粮，却把工业底子打实，这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堪称罕见。

那年夏天，新华社发布最后一条关于偿债进度的简讯，没有配评论，没有渲染气氛，只淡淡一句：“债务已全部清偿。”阅读者不多，人们的注意力早转向三线建设、西南交通勘探等更新任务。可在外交场合，若有国家代表提及信誉问题，中国代表只需抬手指向数据即可：八十六亿，一分未欠。

一场持续五年的偿债行动，最终定格于一张简单的收据。纸张并不厚，却见证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裂痕的完整曲线，也让后来者明白一个朴素道理：信用和主权，从来不能寄托于外部善意，而要靠自己苦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