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视角，看待心理治疗中的性边界侵犯

作者：Arlene (Lu) Steinberg, Judith L. Alpert, Christine A. Courtois

译者：许标

12 在性边界侵犯中，考虑种族和文化背景

关注种族、文化问题以及身份的交叉性，对于帮助来访应对和治愈性边界侵犯，在伦理上至关重要。与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相关的权力动力，会加剧被治疗师性剥削的来访的脆弱性。然而，心理学文献中，很少关注心理治疗中的性边界侵犯，对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回顾有关少数种族女性面临的性边界侵犯的文献时，没有发现专注于心理治疗背景下，发生侵犯的学术研究。在任何历史时期，治疗关系中的安全与保护问题，对所有来访都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美国的社会政治氛围——以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加剧为特征——要求我们更加密切关注少数种族来访可能特有的侵犯经历。

本章探讨了少数种族和族裔来访在心理治疗中，关于性、性行为和侵犯的披露经历。具体来说，来访对性相关隐私的观念、对公开谈论性暴力的污名感，以及种族化和性化的刻板印象，塑造了来访对性边界侵犯的经历和关于披露的决定。在心理治疗的基本动力中，治疗师的角色是保护来访的隐私，然而，治疗师又要求被允许进入来访的内心私密世界。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种互动的意义，如何随社会文化经历（包括社会文化创伤）而变化，以及少数种族和族裔来访，可能如何面对性边界侵犯产生的重要影响。由于针对少数种族和/或族裔来访面临的性边界侵犯的文献几乎空白，本章主要借鉴关注社会、文化和情境因素的文献，以扩展关于心理治疗中性边界侵犯的论述、对话和培训。

维持边界下的关怀伦理

构成治疗关系基础的伦理概念化，是体验和理解性边界侵犯的关键框架。Pope和Vasquez（2011）将心理治疗比作外科手术，因为两者都依赖于信任。他们指出，外科手术患者“信任外科医生不会利用他们的脆弱，去伤害或剥削他们。接受治疗的患者怀着自身状况会得到改善的希望，经受心理上敞开心扉的过程。患者信任我们不会伤害或剥削他们。”

Pope和Vasquez（2011）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观察到的移情在心理治疗中具有伤害可能性。弗洛伊德引入了移情和反移情分析是精神分析基础的观点，因为这揭示了治疗关系中对他人的无意识幻想。他还指出“精神分析……不怕处理心灵中最危险的力量，并使之为病人的利益服务。”（弗洛伊德，1963）。弗洛伊德理解，当病人信任分析师时，分析师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且他认为反移情会干扰病人探索潜意识材料的能力，以及干扰治疗师对来访潜意识的诠释。这一观念背后存在着一种关怀伦理，即弗洛伊德认识到，在不受分析师的潜意识需求和愿望施加影响下，来访体验和需求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近几十年来，精神分析理论重新考虑了将反移情仅视为对来访有害的观点。特别是关系精神分析师，关注到此理念：反移情不仅不可避免，还可以为治疗关系内的动力提供信息（Dimen, 2017）。关系精神分析也扩展了治疗师和来访不仅基于个人生活史，也基于社会定位和位置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多元文化和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如 Comas-Díaz 和 Jacobsen（1991），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创造了“民族文化移情”这一术语。例如，治疗师和来访基于他们的社会文化历史、身份，以及对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接触或缺乏接触，而对彼此做出假设。与此相关，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多元文化教育、培训、研究、实践和组织变革指南》（APA; 2002；以下简称《指南》；另见 Clauss-Ehlers 等人，2019），详细阐述了与少数种族和族裔来访工作的具体方法，以应对传统心理治疗范式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忽视。这些《指南》认识到，心理学家是具有态度和信念的文化存在者，这些态度和信念会影响其对他人及其概念化的感知和互动。

《指南》提出了重要问题：在塑造对我们认为与自己社会文化不同或相似之人的感知方面，无意识过程的可能影响。精神分析的伦理敏感性，有助于扩展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压迫如何在内心被体验，及其影响如何在治疗关系内外的人际间表现。在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关怀伦理要求尊重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哀悼丧失是必须的，即使在治疗性二元关系中——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永远无法完全满足来访的未满足需求。治疗师的意识和潜意识欲望，与来访的欲望相互作用，因此必须予以仔细审视——这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伦理立场（Kirshner, 2012）。

当治疗本身侵犯了来访的安全感和尊严时，伤害会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被体验，这反映了人际和系统层面的背叛。以下案例片段说明了来访经历的复杂伤害。该来访在治疗师那里遭遇了与种族主义交织的性边界侵犯，同时还应对着青春期发生的性侵犯。（为保护来访隐私，已删除任何可能识别来访的信息，并已获得讨论此案例材料的来访许可。）

治疗关系中的性边界侵犯：案例片段

Celina 是一位36岁、自我认同为异性恋的、顺性别多米尼加裔美国女性，我与她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个体心理治疗。她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的一个城市地区，她的父母年轻时从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到美国。她因早年生活中的丧失和创伤经历导致情绪抑郁，而寻求心理治疗。Celina 最初不愿寻求治疗师的帮助，并特别希望与一位女性治疗师合作。Celina 的母亲在她 11岁时因病去世，之后她和弟弟由父亲和与他们同住的姑姑照顾。在她14岁时，她被一名闯入家中的男性陌生人强奸。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Celina 经历了创伤后症状，如噩梦、焦虑和孤立。大学三年级时，她开始与一位白人女治疗师合作，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然而，在治疗几个月后，当她的治疗师为了搬迁到美国的另一个地区而突然停止治疗时，这段关系贸然结束了。

大学毕业后几年，在她的焦虑、悲伤和丧失感加剧后，Celina开始与一位白人男治疗师合作。她最初不愿与一位白人男治疗师合作，主要是因为自大学以来她经历了加剧的种族主义，以及她曾被男性性侵犯的创伤经历。然而，由于这位治疗师既有时间与她见面，又接受她的健康保险计划，她决定去见他。此外，这位治疗师得到她的初级保健医生的高度推荐。Celina与这位治疗师合作了大约六个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她逐渐感到被这位治疗师关心，并开始公开与他分享她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她在某些男性周围时感到的焦虑。她谈到了她被侵犯她的男人恐吓的感受。当治疗师邀请她更详细地描述那次侵犯时，她感到有些不舒服，并向他解释说她不习惯谈论性或那次侵犯，尤其是和男性谈论。她告诉他，她的父亲不习惯与她谈论那次侵犯，尽管他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深感悲痛。治疗师回应时问她，她父亲的反应是否与多米尼加裔身份有关。Celina告诉治疗师，多米尼加家庭通常不公开谈论性侵犯。之后治疗师告诉她，这对她来说一定很困难，因为她是美国人。Celina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对治疗师的回应感到矛盾，但她决定不再进一步谈论此事。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注意到她的治疗师会评论她的外表，例如“你今天看起来不错”“你换发型了吗？看起来不错”。起初，她把这些评论当成支持。在我与Celina的工作中，她说道：“与他一起的那些时刻，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试图建立我的自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没多想。”大约两个月后，在一次特别困难的会谈中，当Celina讨论她对母亲去世的悲伤，并更多地透露她的孤独感时，治疗师问她是否可以拥抱她。她允许他这样做。在接下来的三次会谈中，持续有拥抱。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她感觉到治疗师想吻她。她推开他并结束了会谈。后来她给治疗师打电话并留下了语音邮件，告知她将不再找他治疗。治疗师从未回访她。

在我们的工作中，Celina在描述她与这位治疗师的经历时充满了羞耻感。她问道：“我怎么会让他这样对我？我真觉得我不理解他在做什么。也许是我有问题。”Celina在感到对治疗师的愤怒，和责备自己没有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良意图之间摇摆不定。最重要的是，治疗师对自己的抛弃让她感到被背叛，因为他从未给她回电话。她曾希望他会打电话给自己，并为他的行为道歉。在我们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她进一步讨论了她对信任白人男性（包括治疗师）的恐惧。当我请她与我分享她对与任何背景的治疗师（包括我）合作的恐惧时，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信任任何人。我只知道我需要帮助来感觉好些。我只是感觉很孤独。”

治疗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从业者理解社会文化背景在来访生活中的作用，对于在心理治疗中建立信任至关重要。APA（2017）《心理学家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APA 伦理准则）中的原则E“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明确指出“心理学家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心理学家意识到并尊重文化、个体和角色的差异，包括基于年龄、性别、性别认同、种族、族裔、文化、民族起源、宗教、性取向、残疾、语言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并在与这些群体的成员工作时，考虑这些因素。”

原则E只是在Celina案例中被违反的众多标准之一。她之前的治疗师不仅违反了性边界，还违反了基于种族、族裔和性别保障她尊严的原则。治疗师还放弃了在她联系他终止治疗后，回应的责任。尽管Celina之前的治疗师，在更广泛意义上违反了心理治疗的伦理实践这一点显而易见，但重要的是要考虑Celina的案例如何深刻地说明了性边界侵犯与社会背景相关联的方式。特别是，Celina希望治疗师关心和帮助她的愿望，与治疗师对她文化背景和种族主义经历的缺乏理解、不当行为、违反伦理的性行为，以及对她的遗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次治疗中，对他们的互动具有的破坏性影响这点，治疗师没有任何认识。因此，我们的工作包括对这次创伤和丧失进行哀悼。

Celina的案例，也突显了来访可能对性和性暴力问题的隐私观念，与治疗师的观念存在显著差异。治疗师对这些问题的询问本身，就可能被来访体验为几乎无法控制的侵入。治疗师在处理这些文化世界观的差异，并在考虑是否要求来访透露性及性暴力细节时，关注权力动力至关重要。此外，治疗师关注自身与种族、文化和性相关的投射，以及这些投射如何影响来访在心理治疗中的安全感和权力感也很重要。这对需要在治疗空间之外，持续应对社会中种族不公的少数种族来访来说，尤其时问题。

在跨种族的二元关系中，当治疗师是白人而 来访 是少数种族时，应特别关注权力不平衡 —— 如果不加以探索，可能对 来访 有害。重要的是，对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刻板印象 ， 充斥着关于性和性行为的虚假叙述（Bryant-Davis & Tummala-Narra, 2017）。明显处于权威和权力地位的治疗师 ， 可以利用刻板印象贬低 来访 及其种族和/或族裔群体（例如，家庭、朋友、浪漫和性伴侣）的关联者。对于Celina来说，治疗师对她种族和族裔背景的贬低，在他将Celina父亲对她 遭遇 性侵犯的反应与多米尼加族裔联系起来，以及通过治疗师将自己描绘成更 高等 的白人美国男性的方式中 ， 显而易见。治疗师的行为通过种族化和性化将Celina物化。因此， 治疗师 的背叛是多层面的，反映了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更广泛的社会动 力 和不公。同样重要的 ， 是要注意这些动 力 的表达既是隐性的也是显性的 。 有时，治疗师向 来访 明确表达刻板印象的陈述，而在其他时刻，治疗师和 来访 都没有直接谈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围绕种族和文化的沉默，加上刻板印象，阻碍了 形成来访 能够安全探索其创伤经历的真实、信任空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