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越来越少，道歉仍旧缺席，历史不容忘记

噩耗传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潘巧英于1号去世，享年95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3人。

1937年，潘巧英老人年仅6岁，她躲在灶膛中，亲眼目睹自己的祖父、父亲和表哥相继死于日寇的刺刀之下。怀着如此痛苦的回忆，她见证了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崛起，最后在祖国腾飞的光芒中，在无数国人的缅怀中去世。然而88年过去了，她始终没有得到日本的那一句道歉。

类似的悲剧，几十年来一直在上演，大家可以注意到，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潘巧英老人年纪还很幼小，很多年纪稍大的幸存者，早已经先她一步而去——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近年是以年均10-20人的速度离世，亲历过那个黑暗时刻的证人越来越少。去年3月11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为当年才去世的4位幸存者老人举行幸存者照片墙熄灯仪式。如今，剩下的23位老人，时日已然无多，他们极有可能带着永远的遗憾，在道歉仍旧缺席的情况下，最终离开人世。

而这也是日本右翼极力盼望的事实，他们知道，昔日幸存者的离开，直接后果就是历史活证的不可逆流失。“生命桥梁”断裂，幸存者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最后活体媒介，其离世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将失去“直接的现实联系”。

从法律角度来讲，幸存者的离世，会直接导致日本发动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完整性受损。二战结束后，幸存者口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重要证据，然而随着证人消失，法庭证言的复核、新证据的挖掘将被迫彻底停滞，任何潜在的司法追责或历史研究都将失去最为关键的“活档案”。

这一切正中日本右翼下怀，他们长期通过篡改教科书、否认屠杀规模等手段试图让“南京大屠杀”成为历史概念，为此日本右翼堪称无所不用其极，对此就连美国都看不下去，去年7月，美国国会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遭日方“遗憾”回应，显示其丧心病狂的态度未变。

当最后一位幸存者离世之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日方很可能宣称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所有证言未经交叉验证”，或质疑幸存者记忆的“年代久远不可靠性”，为系统性否认创造法理借口。

但是，历史不容忘记，南京大屠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伤疤，即便证人越来越少，历史的铭刻依然历久弥新！即便当年的幸存者全部离世，中国人也绝不会忘记日寇曾经对中国所做的一切。所以，如果日本右翼觉得自己能就此逃脱罪责，那可大错特错了！

幸存者虽然离开，但日寇对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罪行，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的灵魂当中。随着他们的离开，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将最终实现从个体创伤记忆到集体象征记忆的结构性转变，标志着南京大屠杀记忆进入“后幸存者时代”。这不是简单的“记忆消失”，而是记忆形态的根本性转变——从鲜活的、个体的、充满痛感的创伤叙事，转向媒介化的、集体的、符号化的历史建构。

必须承认，并非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今人，无论对先辈曾遭受过的苦难多么感同身受，可从我们口中阐释的日寇罪行，和真正的亲历者讲述的点点滴滴，影响力和感染力始终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是，通过后代传承人和数字档案比如影像资料、法庭记录等，我们仍然能够保留这些幸存者生前留下的证据，这些历史记忆将被永久性地保持下来。

更重要的是，历史真实性不会动摇，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是继续向日寇追责，为已经逝去的先辈讨回公道；第二是传承历史记忆，如果后续代际传承不力，若干年后南京大屠杀可能面临与慰安妇问题相似的困境，成为国际政治博弈中逐渐边缘化的议题。

所以，幸存者离世不仅是生物学意义的终结，更是对一个民族记忆保管能力的终极考验。能否让“灯灭而火不熄”，取决于当下今人传承的有效性，以及每一个普通人对这段历史从“知道”到“铭记”的真诚转化，这是我们所有人终生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