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公安局抓住一特务，交代一谋杀事件，揭开特工卢志英牺牲真相

1951年6月11日清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还腾着雾气，一位中年妇女攥着儿子的手匆匆登车。这趟车直开南京，车厢里只有一句耳语：“公安局来信，遗骨可能找到了。”简单八个字，却将母子二人推向三年前那场暗夜谋杀的真相。

事情的突破点，源于同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对一名落网特务仁宗炳的审讯。仁宗炳曾是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反共爪牙。被捕后，他起初支支吾吾，但在连续问讯和大量证据面前终于崩溃。他交代：1948年12月27日深夜，宪兵特务队在雨花台后山秘密处决三名共产党人，并活埋于匆匆掘出的坑中。仁宗炳参与警戒，见过面容，却只记住一个名字——卢志英。

这条口供引来多部门联合调查。上海、市民政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多方核对名单，将1948年底失踪人员逐一比对。最终锁定三位嫌疑对象：卢志英、骆何民、陈子涛。为了让亲属现场指认，公安局把张育民母子接往南京。这才有了清晨站台那一幕。

卢志英是何许人？查阅残存档案，1905年11月他出生在山东昌邑贫寒农家。少年念过私塾，1921年考入昌邑乙中蚕桑实业学校。那时的新文化思潮正炽，他接触进步书刊，世界观悄悄改变。1922年因家境困窘赴东北谋生，漂泊两年，深感军阀割据之苦。

1923年秋，卢志英考进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毕业后在奉系军队任职。军旅所见让他厌倦旧势力，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传来风声，他决心南下。洛阳、郑州、北平一路走，一路在兵营里传递革命讯息，最终在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仅21岁。

北伐期间，他划名卢涛打入冯玉祥部，借参谋职务做兵运。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党指示他在陕西关中策动起义。冰封黄河中他左腿重伤仍突围，这段经历后来常被战友当传奇讲。

1930年，他接到上海特科的调令，进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他与日后成为妻子的北大医学院学生张育民并肩工作，两人于1928年低调成婚，周恩来、邓颖超亲手送上鸳鸯枕套，一对小物，如今已存南京雨花台纪念馆。

“九一八”后，卢志英奉命赴西安接触杨虎城，打通统一战线。1932年11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除恢复组织外，还多次截获蒋介石绝密电报。1933年冬第二次被捕，酷刑不屈，党组织营救成功。

1934年3月，他化名卢育生在德安保安司令部做上校主任参谋，三人密写“铁桶计划”在四本《学生字典》里，一夜送出苏区，红军因此摆脱合围。倘若那几页蜡纸未能躲过搜身，中央苏区或许就此断送。

抗战时期，他靠精通日语，与日军吴淞海军司令宝岛保持“友好”，在提篮桥对面开面包厂，暗线遍布苏浙。面包房里送出的麻袋，看似焦糖吐司，实则掩护过数百箱医疗器械。陈毅感慨：“周副司令，你原来不仅能探消息，还能打硬仗。”

1947年3月2日下午，八仙桥路口灯柱下，一记暗号没能对上，特务扑上来将他按进汽车。当天夜里，上海中统秘密电报飞往南京：“大鱼就擒。”妻子张育民与儿子卢大容次日被捕。

狱中文献记载，卢志英的跗骨被钉楔，一度小便成血，他仍坚持每天教授孩子算术。“本领学好，才好为人民做事。”这句话是儿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的。1948年12月27日凌晨，他被打昏后塞进麻袋，送到雨花台山坡。次年春，南京城中再无他的踪迹。

现场辨认那天，骄阳灼人。棺材钉重新撬开，只剩骨架。张育民蹲下，借着一把小镊子轻轻拨开颌骨。左上方断缺的犬齿，是丈夫少年摔跤时留下的。她声音发哑却镇定：“是他。”随后，两位烈士家属也认出各自亲人。

遗骸移送殡仪馆，用白布重新缠裹，穿解放装，下葬雨花台大炮山麓。公墓旧址移来两株贴梗海棠，栽在卢志英墓前。海棠春花似血，默记那段隐秘史。

审判环节并不拖沓。1951年秋，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核准死刑，仁宗炳与叛徒三莲舫伏法。卷宗最后一页记录：“罪行清楚，执行完毕”。案卷收入档案馆，编号1452，封面仍留着当年办案人匆忙的铅笔字——“雨花台三烈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