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李达因何事和毛主席发生争吵？事后毛主席直言：我是错误的

一九五八年仲夏的清晨，东湖水面雾气未散，毛泽东披着灰色外衣在湖边踱步。他等的人名叫李达，这位老友向来语锋犀利，从不肯在原则上让半步。身边工作人员听说李达要来，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生怕打破这片不寻常的静默。

李达抵达宾馆时，手里还攥着那篇湖北省委准备发表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的清样。车门一开，他劈头就对迎出来的梅白说：“润之要我提意见，我只好照实说。”话音里透着急切。梅白点头，却也替主席捏了把汗——老校长的脾气，谁都清楚。

回到三十多年前，毛泽东与李达在长沙相识。那是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年代，两个人常在岳麓山边辩论：怎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土地连起来？毛泽东自号“润之”，李达则以“鹤鸣”自称，两人对坐，常常说到深夜油灯尽。李达率先在上海主编《共产党》月刊，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称赞“旗帜鲜明”，这份认可令李达记了大半生。

北平时期，李达写出《经济学大纲》，剖析半殖民地经济困局。他在扉页题一句话：“弄清事实，然后才能革命。”毛泽东拿到样书后反复翻阅，批注密密麻麻。两人虽久未谋面，却一直在思想上互有呼应。解放前夕，毛泽东三电催请李达北上；李达抱病辗转抵达北平，香山再聚，推心置腹。毛泽东主动提出恢复其党籍，并让他先静养再议职务，显示出罕见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选择回到湖南大学讲学。毛泽东尊重他的决定，还亲笔为母校题写校名。湖南大学师生对此津津乐道，常说“老校长一句话，把主席的字请回了家。”

然而情谊再深，原则面前彼此也绝不让步。进入“大跃进”高潮，口号越来越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被刷满村头。李达听闻，眉头蹙到一起。在他看来，科学规律不容随意拔高，盲目蛮干会给农民带来沉重代价。

于是便有了这场著名的争论。李达见到毛泽东先开门见山：“润之，咱们得谈谈，这口号不合辩证法。”毛泽东微微一笑：“人定胜天嘛，主观能动性很重要。”李达摇头：“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的，客观条件摆在那里。你若把热水壶当蒸汽机，爆炸是迟早的。”房间里火药味渐浓，谁也不让谁。

短暂沉默后，毛泽东反问：“可没有胆量，怎破万难？”李达拍了拍桌角：“胆量要有，数据也得有。马克思没‘超’自己，我们先学懂他，再谈发展。”随行的梅白担心冲突升级，插话说口号已让省委撤下。李达却不吃这一套：“撤标语不够，头脑更要降温。”

夜深人静，李达被安排回住所。路上他叹道：“《矛盾论》讲得清清楚楚，怎能自己违了？”第二天一早，梅白转告毛泽东这些话。毛泽东沉吟片刻，竟笑着说：“鹤鸣兄骂得好，我是错误的，得再听听他。”随即让人送去口信：“六十而耳顺，感谢你的逆耳忠言。”

此后的武汉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动把“超过马克思”改为“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李达的意见部分被采纳。那场争吵没有伤及旧谊，反而成了两位老人交往史上的又一段佳话。毛泽东敬佩李达“敢碰硬”，“有了他，党多一面镜子”；李达则始终认可润之的气魄，相信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破局之人。

李达继续在湖南大学授课到一九七二年病逝，留下《社会学大纲》《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著作，学生遍布各地。毛泽东得知噩耗，良久无语，只让秘书把花圈和挽联火速送往长沙。挽联写道：“鹤鸣高志，笔耕不辍；润之失友，斯文共伤。”外人读来肃然。

回望那次一九五八年的唇枪舌剑，有人把它称作“朋友间的赤诚交锋”。倘若没有李达的狠话，也许“高指标、瞎指挥”会更难收场；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自省，一句“我是错误的”恐怕也难以出口。历史的关键时刻，精神的硬度往往决定走向。朋友之间不唯唯诺诺，国家的航向才不至于偏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