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窗外知秋的风吹动梧桐叶沙沙作响,邓小平准时步入会见厅。角落里的录音机早已开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立在正前方,她那支钢笔在纸面上轻轻叩击,仿佛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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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女记者向来以犀利见长。自1960年代起,她穿梭各大洲,访谈名单里有基辛格、卡斯特罗、阿RAF特,几乎每一次都让对方额头渗汗。此番随意大利总统访华,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坐到邓小平对面,当面发问。
法拉奇提前打听到邓小平9月即将过生日,先抛出一句祝词,随后突然把笔尖指向窗外:“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挂多久?”短短一句,却把现场的空气掐得死紧。翻译话音刚落,她又追了一句:“永久吗?”眼神亮得像手术灯。
邓小平微微前倾,笑意不露齿,只淡淡说了两个字:“会的。”简单,却足够坚定。为避免记录遗漏,他稍作停顿,补充道:过去全国到处都挂毛主席像,数量太多,反而显不出庄重;该减少的会减少,但天安门那一幅必须永存。“没有毛泽东同志,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份纪念理应在最醒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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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至此,时间回到31年前。1949年9月30日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画室灯火通明,他正给6.4米高的毛主席像补上最后一笔“为人民服务”。凌晨起重机将重达1.5吨的画像吊上城楼,开国大典的晨曦里,它迎着初升的国旗第一次俯瞰长安街。
事实上,天安门并非始终只挂一人画像。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自己的半身像曾短暂占据城楼;北伐成功后,孙中山先生画像接替;抗战结束,蒋介石又把自己挂上去。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市民自发把毛主席与朱德、聂荣臻等画像并列张挂,那是普通百姓对即将来临的新政权的朴素期盼。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北京市政府在天安门为其举行追悼会,一天时间里,斯大林画像与毛主席像并肩出现。此后,“客座”再未出现过,城楼中央成为毛主席专属。1966年8月之前,那幅画只在重大节庆亮相;之后日常常挂,并规定每年国庆前更新一次,至今已更换八个版本,现用稿出自1967年的王国栋。
对法拉奇而言,那幅画像是一道政治考题;对中国而言,它更像一座路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社会气象翻天覆地,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从未动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回答,其实延续了党内多次会议形成的共识——功绩第一,错误第二,整体评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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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持续了两小时零十分钟,比原定计划多出十分多钟。最后,邓小平站起身,同法拉奇握手:“我的回答,能让你满意吗?”法拉奇难得放软语气,只回了一句:“精彩。”钢笔合上,磁带停止转动,这场“针尖对麦芒”的对话就此落幕。
自1949年到今日,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每一年都经历风吹雨淋,却始终在晨曦里熠熠生辉。画像背后,是共和国诞生时的宣言,也是几十年历史风云的见证。翻阅档案可以看到许多数字、许多版本,但无论版本如何更替,那幅画的位置一直没挪过半寸,这答案早在1980年的会见厅里说得明白: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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